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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阿尔·帕西诺主演电影《死亡医生》剧照

樊尚，威廉，希波克拉底

文 | [法]弗雷德里克· 肖索依

译 | 孟晖

听来真是疯狂到极点，在樊尚死去已经一年之后，调查还是没有结案，我也不清楚自己将会被当成什么对待：罪人?清白无辜?好医生?杀人犯?自由?无期徒刑?

一方面，是那位警官和司法官员们，依据法律来对谋杀罪行加以预审；另一方面，是我的同行们以及医师协会委员会，他们则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名义支持我。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宣诵那个誓言——任何医生都永远不会忘记：

值此被准予行医之际，我保证并立誓，将忠实于荣誉与正直的法则。

我的首要关切将是恢复、保持并促进健康，包括其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涉及生理与心理，还是涉及个人与社会；

我将尊敬一切人，尊敬他们的自主与意志，绝不因他们的身份与信仰而有所歧视。当他们的正直或尊严被削弱、处于危险之下或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将为了保护他们而出手干预。即使在威胁之下，我也绝不将我的知识运用于违反人道法规之为。

对于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其理由与后果，我都将让患者知情。我将永不辜负他们的信任，也绝不利用环境所赋予的权力而胁迫他人的意识。

我将为贫穷之人以及任何向我伸手求助的人提供救治。我将不会任由自己被渴望胜利以及追逐荣誉而驱使。

一旦被接纳于人们的私密生活之中，所有吐露给我的秘密，我将决不泄露。一旦进入家宅的内部，我将对家庭隐私谨守敬意，而我的行为将不会与败坏道德有涉。

我将为减缓痛苦而尽一切力量。我将不会不适当地延长濒死期。我永远都将不会故意地引发死亡。

为了履行我的使命，我将保持必要的独立。我将不会从事任何超出我治疗能力的行为。我将保持并完善这些能力，以便让需要我提供的服务得到最好的保证。

对于处于逆境中的同行以及其家人，我也将提供帮助。

如果我忠于自己的誓言，愿人们以及我的同行们给予我尊重；如果我未能守誓，则愿他们贬损我与蔑视我。

虽然是问世于大约公元前400年，其内容却一次次地被重新梳理，这里所引述的版本乃是1996年经医师协会委员会认可的一版。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一个行会的古老传说的最后遗产，医生们将之保存了一个又一个世纪，作为认知的标记。至少，对我来说，要比这多得多。我曾发此誓。即使那时我作为一名成人还很年轻，但是，我确实是在全体同行面前做出了一个人的诺言。我已经接受了一个责任，而那代表着承诺护治我的同类，带给他们帮助，以及把别人传授给我的知识用于为他们服务。

我立下了一个誓约。一个誓约，这并非小事。

而我一直践行无违。

死亡从来都不是由我们引发。而是事故，疾病，衰老。是命运；是生活。至于我们，我们接治那些生命岌岌可危的人，并保证运用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手段去恢复他的健康。

在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是与宗教信仰和迷信做斗争的最初的科学家之一，以赋予西方世界这样的观念：医生的首要之务，是掌握一位病人生命中的各种具体、清晰、可测量的因素，由此做到正确了解其健康状况。那是一个充斥着宗教以及各种各样的神并为之所支配的世界，置身其中，他却有着这样的信念：为了改善人的状况而学习，深入，取得进步，发明，乃是人自己的事务。

我们是由那里而来!二十五个世纪的探索，进步，失败，摸索，前进……

也就是在七十年前，抗生素还不存在，人们始终不懂得如何制止败血症。女性们死于生产。事故受害者和战争中的受伤者遭受坏疽的重创，在悲惨的状况中被夺去他们的性命。疯人们被捆绑在床上。接受了手术的人几乎无法入睡，并很难醒来。

也就是在七十年前，樊尚驾驶汽车并撞入一辆卡车之下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不过，如果真有这种事情，那么，他会立即死在公路上。如果是在三十年前，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在十五年前大概也是如此。

自希波克拉底以来人类所经历的进步，最终却将人类反超了。今天，我们移植心脏、血管以及肝脏；我们植入胚胎；我们能够了解胎儿在子宫中的发育情况；我们在伤者身上“制造奇迹”……进步推动死亡的边界后移，而就在不过是几十年前，本是死亡代替我们作为决定者。

BBC纪录片《How to Die: Simon’s Choice》

时转事移，法律就该随之调适，一如它已然根据例如避孕技术的进步、基因研究的进步而做出调试，不过，这一调适同时还应以道德的衍进为依据。离婚已经不在被禁之列。自杀、同性恋也都不再被禁。当一位前法国总理的母亲在92岁高龄自杀，因为她宁愿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也没有受到社会的唾弃。同样的，当一位女性决定堕胎的时候，也不再是可耻之举。祖父母不再生活在儿辈或孙辈的家中，而没人会为此震惊。女性有了投票权!而可怜的希波克拉底的古希腊语也不再被学习了!

所有这些事件看上去似乎彼此并不关联。但并非如此。无论事大事小，它们组建了今天的世界，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且，我们自己也是据之组建起来的。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都曾遭大事渲染，并被视为丑闻。但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也最终都改变了我们思考与生活的方式。

这并不妨碍反堕胎者继续不去堕胎；反同性恋者继续坚执于异性恋；支持婚姻者不离婚；反自杀者继续活下去……在这个范畴，法律首先应该是不做丝毫的强迫，除非涉及到对于每个人的自由的尊重，以及对于所有人的自尊的尊重。然后，法律要规定界限，而这些界限理当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相协调。法律说：“不要不合理的坚执。”可是，坚执于无视樊尚、奥雷莉、艾尔温以及其他那些人的生存状态，恰恰就是不合理的。让医生在法律的这一空白面前独自应付，也是不合理的……

我再次见到玛丽·安贝尔是在2004年1月。自从我在办公室里接待她，向她解释，我不知道樊尚是否会死去，但向她保证，我们不会过度执著于救治，自从那一天之后，我就再没见到过她。

在1月的这一天，我们在一起待了不短的时间。这是一个情感强烈的、亲密的时刻，属于她和我两个人。在那以后，我又与她多次见面。我们彼此熟识起来。她时不时地来我家吃一次晚餐。我们的孩子都很喜欢她。

让我们诚实到底吧，如果一个人身为医生，或者身为医生的孩子、兄弟、配偶、朋友，那么，死亡的问题呈现给此人的方式，会完全不同于樊尚与玛丽，即使其所引发的煎熬、焦虑、悲痛仍然会是一样的……

如果处在樊尚位置的是我的儿子，玛丽—克里斯蒂娜无需进行抗争，像玛丽不得不做的那样。我的任何一个亲人都永远不会处身在这个年轻人的境遇中，成为躯体的囚犯，渴望摆脱却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助他。樊尚和玛丽不得不大声呼求，直至演变成众所皆知的悲剧，而他们所呼求的东西，任何医生的孩子、丈夫或妻子都能够得到，根本无需向共和国总统求助，也无需惊动全法国的媒体。

在法律要求提供临终关怀之前，我的父亲就已经受益于此了，因为我有专业技能、也有物质能力将之提供给他。

在我的身为医生的朋友及同行当中，没有任何人的双亲是在经受连年累月的濒死期之后才离世，也不会死在一个没有人肯就停止治疗做个决断的部门里。

在我的身为医生的朋友及同行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困身在一种丧失生理能力的疾病中，严重程度足以使之终年卧床，没有行动或交流的可能，就这样耗上几年的时间慢慢死掉。

如果有事故降临到我头上，我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要任由我困身在病床上，没有行动或交流的可能。

所有的医生都懂得，在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如何帮助人放弃生命。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承担起为他们的亲人或为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在私密的范围里、远离法律的情况下。

那么，其他人呢?那些不是医生的人，他们怎么办?

自从法律赋予生存以临终关怀之后，人们似乎愿意承认，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动用一切手段来减轻其病人终世时的痛苦，并不是犯罪行为。他也不再有“超出合理范围”地执著救治的权利，不能拒绝考虑其病人的意愿。这一点甚至通过我们的医学伦理法典而得以申明。《希波克拉底誓言》里写道：

我将尊敬一切人，尊敬他们的自主与意志。

这就很具体地意味着，一位癌症患者可以拒不接受一种新的化学疗法，而宁愿决定放弃对癌症的抗争，在配备齐全的化学止痛手段的帮助下，安静地结束其生命。这也意味着，公共卫生机构应逐步地装备、组织起来以提供这一止痛服务，对需要的人来说，该项服务往往需要长达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这也意味着，应该为了获益于生命而终结生命。

目前，法律只有一个悲剧性的答案——我们之外的其他人，“生命的希望”仍然存在的人，只有自己想法应付。寻找一个能够提供巴比妥酸剂的瑞士组织；希望得到的药量足够大，以便快速有效地解决。还有人有办法前往比利时、荷兰去寻一死，那里的法律准许在很特定的案例里由医疗帮助下的死亡。趁着还有自杀的能力就自杀，省得冒那样的风险，就是有朝一日心生此愿、也做好心理准备了却无法离去。或者向一位亲人求助，虽说此人既不是合适的人选也没那个专业能力，却让他来承受道德与心理上的压力，做下冒险行为，并且最终面对一位“将对谋杀加以预审”的检察官。也或者，彻底放弃对自己死亡时刻的选择，让疾病和痛楚去决定，有时甚至是无能为力地任由它们摧毁一切。

一些宗教人士和哲学家为如此的事实状态进行辩护。他们相信濒死过程具有赎罪的功能或者提供心理准备的功能，有时甚至还相信疼痛具有这些功能。对人想要彻底控制世界，包括控制死亡，他们持警惕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这个事上，不该由我们做决定。他们有权利那样想。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该做些什么呢?

希波克拉底对此有非常清楚的回答：

我将尊敬一切人，尊敬他们的自主与意志，绝不因他们的身份与信仰而有所歧视。当他们的正直或尊严被削弱、处于危险之下或受到威胁的时候，我将为了保护他们而出手干预。即使在威胁之下，我也绝不将我的知识运用于违反人道法规之为。

真的想知道《人权宣言》对于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医生来说会代表着什么!不管如何，在两千五百年之后，作为一名法国医生的我没有背叛他立的誓言。我尊重了樊尚的自主和意志。当他的正直与尊严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保护了他。我响应了他的求助声，并作出了对他最为有利的事。

我将为减缓痛苦而尽一切力量。我将不会不适当地延长濒死期。我永远都将不会故意地引发死亡。

我为减缓他的痛楚做了一切。我没有故意引发他的死亡；我只是决定不再不适当地延长他的濒死期，一如他以如此清楚的方式、以其所拥有的全部精力所要求的。

希波克拉底

我为樊尚所做的，不过是沿循着自从领导这个重症监护部门以来一向的做事规律。我让人性的善意一面发出声音。我抢救了他，然后花时间了解其档案。我温习了他的故事，倾听他的亲人们的话语，估量他的治疗状态，然后，我把我的医疗团队召集到一起，以便集体做出决定。在他这一例情况当中，所有的人都做好了准备。在其他病人那里，情况却并不如此。只要并非所有的人——家人与医疗人员都包括在内——达成一致，那就什么也不能做。死亡从来不是紧急的事，它永远可以等待。毫无例外的，总会有那么一刻，所有的人都做好了准备。

樊尚之死仿佛一个启示。其所触发的所有问题，都是在向着我们所有人发问。发问不仅仅是针对病人，守在他们病床旁边的家人，治疗他们的人员，或者守卫法律的警察们，而是一样地针对每一个公民，即使死亡被从他面前隐藏起来，在他生存中的某个时刻，他终将不可避免地迎面注视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夏天，我收到了接收20岁的威廉的申请。申请来自法国另一地区的一家军事医院。所有档案文件都是打印在带有军队部门笺头的纸笺上。威廉也是出了事故，像奥雷莉一样，所受之伤为C4。脊髓受到了最严重程度的断损，此后绝对再没有行动的希望，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我们在部门里忙着准备迎接他，但是，一个电话打来，通知我们，威廉最终还是过世了。

几天以后，依照礼数的规矩，我收到了军界同行们的一份总结。在带有红、白、蓝三色笺头的纸笺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完全清楚自身情况的威廉，多次地反复请求他的双亲和医生们“让他睡去”。

这位同行写道，在与其家人磋商之后，又召集部门人员开了会，他决定接受这个年轻男子的请求。然后，这份总结明确记述，医生着手停止积极治疗，并伴以注射神经镇静药物的措施。

威廉死去了，如愿以偿。樊尚也许在这件事上起了某种作用。只有隐居者才会没有听说过安贝尔案件。在所有的重症监护部门里，它都曾经是被谈论的议题。在很多家庭中同样如此。

当威廉遭遇事故之时，极为可能的是，他周围所有的人，无论家人还是医护人员，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樊尚的故事。他自己大概也知道——樊尚没比他大几岁，他不可能对这个年轻人的抗争无动于衷。他应该像我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曾经自问：“假如是我在他的位置……”

其他的都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威廉的经历，那些爱他的人的经历，以及带着尊敬与尊严救治他的人的经历。很显然，他们不再需要像玛丽·安贝尔那样，为了获得颠覆活地狱的权利，为了主要相关者的决定得到尊重，不得不惊动整个法国。很显然，医生们已经有了自由与勇气将之写入总结，黑字落上白纸，而并不担心因此而惹上麻烦。也是很显然的，任何检察官都不再有俯首关注这种档案的念头。

如果有人问我，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才可以允许一项“终结行为”，我的答案很清楚：病人的利益，并且仅仅是他的利益，应该位于每一个决定的中心。做决定的永远该是医护团队，这该是一个互补的团队，其中每个人都被尊重，也感到被尊重；与病人家属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病人能够自我表达，那么与病人也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安排给每个人以必要的观察时间，以便最终发表意见。另外，为了一切都清楚无误，应该是团队领头人承担最后的责任，并关照一切在没有痛苦、在尊敬与尊严中进行。

我知道如何在自己的部门里保障这些条件。但是，对于该通过何种方式在其他的地方也实现这些条件，我并无清晰的想法。不过，我认为，这一问题已是非常急迫地需要得到关注。

原因在于，在其他地方，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地进行。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一个医疗辅助团队的人员明确地指责有些医生连续地对病人施加安乐死。甚至有一些护士诉说，他们曾接到某个不在场的医生的命令，要他们做死亡注射。人们谈到“星期日晚上的大扫除”，以便在星期一上午腾空出一些病床；谈到病人家属被误导，以便得到他们的同意……一个如此严峻的决定绝不能在一个风气败坏的部门里做出。结果永远会是非常可怕的……不管是哪一个医疗专业，只要行医时不是满怀着对病人的尊敬以及对他的尊严的关怀，那么医疗这个行当就会变成对于人类来说很糟糕的东西……

至于我，我相信，尊敬病人并关怀其尊严，是无可争辩的基点，对于我们为之激动的各种问题，其全部答案都必须植根于这个基点之上。不过，法律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保障每个医护人员都以此态度来从事其职业，对此，我没有任何主意。在医学院，我没有学到过任何与之有关的东西。是长期实践与作为人的生活经历改变了我，效果比任何正式培训都好得多。

不管具体内容如何，制定一条相关法律的全部困难在于，每个案件都是特殊的，每个故事都是独特的，但法律却要把这些特殊的情势加以普遍化。病人之间，病人家庭之间，医务部门之间，都互不相同。不过，说到底，是所有那些由于机缘聚集在一起的人必须共同地做出一个决定。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并不一定是一条法律，不过，我肯定，确实需要那么一两样东西……

首先，一个集体决定所体现出的意愿被解释成预谋，这是胡扯，也是残忍。它暗示着，对医生来说，躲在自己的角落里独自做出决定，不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相比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借助专业团队的帮助，要更为安全!这也就等于为所有的失控行为打开了大门……

继而，由于社会没有预备任何机构设施以提供帮助，并且，从医生、检察官到共和国的总统，或者因为缺乏勇气，或者因为缺乏手段，以致没有一个人施加援手，于是，让一个母亲被逼得独自去做出一个如玛丽·安贝尔所作的决定，这真是太残酷了。

最后，在一个自认已文明化的国家里，即使一位病人的意愿撞击着我们的情感或信念，然而人们竟无力对之加以考虑与尊重，这也是不正常的。我们的病人及其亲人中的大多数都是有责任感的成年人，至少该倾听他们，理解他们。

《死亡医生》剧照

我是个医生，以尽可能的诚实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也是一个公民，而被其国家的司法系统指控为杀人犯。被动性安乐死，主动性安乐死，受助自杀……这是一场开放的争论，而我也有自己的意见要说出来。让人好奇的是，争论中，那个制造出无限恐惧的字眼却几乎从来不在言辞中提到。然而，这一切恰恰是关涉到“死”啊!

让我们谈论它，为之作准备，与之正眼直视，放弃那样的想法，以为这只是医生们的事务，局限在专业医科的厚厚大门之内。一个人在其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仍然完全健康的时候，恰恰应该思索其“生命终点”。

即使这不是个让人开心的主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趁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与其他活人谈论自己所希望的死。例如，可以拟定一份生命遗嘱……

显然，社会必须就相关诸问题制定法律，并且关注让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选择，在尊严中死去。

也许，法律需要改变，并且是很急迫地需要改变，以便在法国能够参照瑞士或比利时的处理方式，不再有其他的玛丽和樊尚·安贝尔困身在纠结难解的孤独里，肖索依医生们也不会再被指控为杀人犯。

非常肯定的是，必须要找到一种解决途径，让医生们不必再被迫秘密地完成一些行为，简直就像最坏的罪犯一样。

在我的考虑当中，如果我的生属于我，那么我的死也属于我。陪伴我们的双亲直到最后一天，直面我们亲人的逝去，以及直面我们自己的终点，这一切都不可能是出于别人的施与。死亡，并非属于医生的事务，也非属于司法者的事务，亦非属于政府的事务。

死亡，首先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