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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1900年，一个女孩意外地来到了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当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留在这个“美丽的国度”，却渴望回到那个“灰蒙蒙的、气候干燥的老家”去呢？她感到很吃惊，因为只有像稻草人那样缺乏头脑才会提出“为什么想回家”这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她的回答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这个女孩就是19世纪末著名小说《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里的桃乐茜（Dorothy）。桃乐茜的塑造者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认为，家，不一定要漂亮，也不必豪华，却是一个人最眷恋的地方。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
“家”这个词自古存在，人们对家园的热爱也始终如一，因而，“家”的含义很容易被简单化。如何形成一个“家”同怎样建造一个“住宅”的概念是有鲜明区别的。然而，有关建筑艺术、室内装潢、家庭生活、社会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很多，而对于“家”的概念及其历史的深入研究相对欠缺。“家”如何变成了人们心灵的特殊归宿？这个问题常被忽视。
*文章节选自《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英]朱迪丝•弗兰德斯 著 三联书店2020-9）。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建筑师强调让人联想起昔日理想家园的元素。1908年查尔斯·沃伊齐（Charles Voysey）为特纳先生设计的房子即是代表之一
“怀旧”一词是17世纪发明的，其定义是一种生理疾病。当时为外国雇佣的瑞士士兵特别容易罹患这种怀旧症。对此医生建议采用鸦片和水蛭疗法，造访阿尔卑斯山也是一种减轻症状的途径。之后，伴随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的到来，这种生理疾病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精神症状，标志一个人的神经过于敏感。一位情感史学家称怀旧者是在“同过去谈情说爱”。随着工业化的普及，人们将“过去”想象为一种节奏缓慢、宁静祥和的乡村图景：社区纽带牢固，人际关系紧密，生活闲暇安逸；与新出现的、断裂的城市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怀旧不再是渴望一个失落的地方，而是一个失去的时代——怀旧者的纯真童年，或从更广的意义上说，社会的美好童年，一个想象中的过去。而这种“过去的时光”往往以住宅和家庭为中心，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有人在20世纪50年代做过一项调查，请一万多个美国家庭描述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冀。大多数答案包括眷念想象中的传统生活，最普遍的愿望是拥有一座鳕鱼角风格的房子。同时，大多数人也承认，鳕鱼角式的房子并不很实用：面积太小，布局不适宜家庭生活，甚至也不适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这个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受访者所渴望的主要是同这种风格相联系的情感寄托。在19世纪，都铎式建筑、荷兰黄金时期的艺术或丢勒的创作唤起了人们对理想温馨家园的情感共鸣；在20世纪，传统的装饰图案同报刊展耀的今昔名人家居场景互相交织，令人们获得了对“旧日时光”的先入之见。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衣柜旁》（At the Linen Closet，1663）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出现了一种或许是最符合世外桃源理想的住宅——圆木屋。它牢牢地植根在民族意识之中，同爱国主义情愫密不可分。詹姆斯镇（Jamestown）是英国人在美洲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1857年，人们在“建造第一座木屋的原址”举行了建镇250周年庆典。事实上，詹姆斯镇的1607位奠基者建造永久性房屋采用的是在英国学到的方法，用的是“坚固的木板”，即锯开的板料，而不是圆木。“圆木屋”这个词第一次使用的记录只能追溯到1750年。圆木屋是瑞典的一种传统住宅风格，由来自瑞典的移民带到了新大陆。自1655年始，这些瑞典人（其中许多人来自现今的芬兰一带）定居在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周边的沿海地区。在这里首次出现了当代人所称的圆木屋。1662年的一个法庭记录里提到四年前存在的一座“木房子”。1679年，一个荷兰人在今天新泽西州的一个地方建了一座房子，“按照瑞典的模式……没有附加任何其他材料，就是把砍倒的树干从中间劈开……摆放成正方形，一根接一根地垒起来”。这种“木房子”，后来称为圆木屋，显然是瑞典移民聚居区的特色。其中一个瑞典移民聚居区地处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州，当英国人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1682年来到这里时，该地区已有许多小木屋了。佩恩及其同伴认为它是一种土著风格，开始模仿。18、19世纪时，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在向南部和西部迁徙的过程中见到了这种房子，也开始仿造。宾夕法尼亚还有不少来自摩拉维亚（Moravia）、德国黑森林（Black Forest）和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以及波西米亚（Bohemia）的移民，这种木房子令他们联想起自己的故乡，感觉非常熟悉和亲切。（如今宾夕法尼亚的“荷兰式建筑”常指那些最富有家庭的石头房子。这是又一例证：幸存下来的大宅邸令人们忽略了历史上普遍存在却早已消失的小房屋。）18世纪初，来自德国的一批新移民定居在哈得逊和莫霍克河谷（Hudsonand Mohawk valleys），这第二拨移民将德国的建筑要素嫁接在早期的瑞典风格之中。第三拨有造木屋传统的移民又是挪威人，定居在中西部，主要聚集在明尼苏达州。他们在强化木屋模式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不少变化。在新大陆的各类房屋中，圆木屋属于临时和过渡性住房。一些贫穷的拓疆者买不起现成的建筑材料，就直接用在林子里开辟耕地时砍倒的树来搭建木棚，连钉子也很少用，因为当时钉子是一种稀缺商品。他们所期盼的是，一旦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收获的作物售出，有了足够的钱，就把圆木屋拆掉，用木板材来建造长久的住房。西部拓疆传奇小说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曾说，当石头房子取代了圆木小屋，定居点就成为永久性的了。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怀旧风格在“家园国度”流行的鼎盛时期，圆木屋的神话地位确立了。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竞选总统时，对手嘲笑哈里森住在一个圆木屋里，以贬低他的所谓卑微出身。机智的哈里森反过来利用对手的攻击来体现自己扎根于人民。他的支持者打的旗帜上印着拓疆者生活的标志物：圆木屋、耕犁、独木舟等，游行队伍里还夹着圆木屋形状的彩车。宪法律师和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Webster）以同样的方式支持哈里森：“我本人不是出生在圆木屋里，但我的哥哥和姐姐都是……那是独立战争结束时我父亲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垦荒地建造的……在冰雪覆盖的新英格兰，在那座简陋的小屋里，父亲通过诚实的劳动，奋力为孩子们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而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段话概括了美国精神的全部内涵：拓疆者，新英格兰的自给自足精神，独立战争，社会阶层流动和上升的机会，当然，缺不了圆木屋。（事实上，哈里森的童年生活并不是像批评者蔑斥的那么贫穷。他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大宅邸里，唯一跟圆木屋有联系的生活细节是，他在俄亥俄州买了一座小木屋，最初只有一居室，但后来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最终达到16个房间。）在哈里森竞选总统后的一年之内，圆木屋即成了一个文学符号。库珀出版了《猎鹿人》（TheDeerslayer）一书，它是系列历史小说《皮袜子的故事》（LeatherstockingTales）的第一部。主人公纳蒂·班波（NattyBumppo）住在“一个粗糙简陋的圆木屋”里，尽管他是由特拉华（Delaware）的原住民抚养大的。该系列中的第二部《最后的莫希干人》（TheLast of the Mohicans）最为脍炙人口。从此，圆木屋逐渐成为美国精神本色的象征：最必不可少的、本土的和简朴的。二十年后，一个地地道道在圆木屋里长大的人——亚伯拉罕·林肯从社会底层崛起，当选为美国总统。圆木屋的象征意义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1865年林肯被暗杀后，圆木屋又变成“失去的伊甸园”（内战前的美国）的代表。战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席卷东海岸，人们的失意和怀旧情绪有增无减。库珀笔下的荒芜旷野或许已经消失，但童话般的圆木屋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广泛流行。林肯诞生的圆木屋如今陈列在肯塔基州的历史纪念馆里，不过它是一件复制品，正如绝大多数类似的木屋，原物早在林肯成名之前就被拆除了。从最初的圆木屋拆除下来的一些木料可能被再利用，在附近另建了一座房子。但后来那座房子也被拆除了，在原地建了一座新房子，即第三座房子，它大概没有使用原来的木料。19世纪90年代在这第三座房子里举办了林肯出生地展览（此时关于这座房子的一些记录也遗失了），最后才迁移到现今的林肯出生地遗址。通过这类展会，圆木屋符号渗入了20世纪郊区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1916年，出现了“林肯积木”——圆木形状的儿童积木［由现代主义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儿子设计，一个世纪后仍在销售］；19世纪80年代，有人在林肯的出生地创立了“圆木屋”牌（Log Cabin®）枫糖浆，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的包装铁罐上一直印有圆木屋图像。（当今的挤压式包装瓶仍保留圆木形状，只是不那么清晰了。）新的工业化世界令人们产生了回到简单、美好旧时光的愿望，而在19世纪的美国，圆木屋成为这种愿望的象征。亚拉伯罕·林肯任总统时，他的早年旧居早已不复存在，但今人仍然用一座木屋来标示林肯的出生地
圆木屋同其他具备爱国主义风格的建筑有一个共同特点：物质结构并不很舒适，更大程度上是体现情感和心理上的舒适。它是家庭归属感的民族象征，一种共享的文化传承。至于唤起这类心绪的建筑是否由今人建造并不很重要。譬如，英国19世纪的乡村住宅跟16世纪的农舍有很大区别，它增加了室内装饰，安装了供水管道和先进的取暖设备；今天人们居住的圆木屋及其家居用品也跟清教徒时期的大不一样了。但是，人们仍然愿意相信这些乡宅和圆木屋是古典风范的代表，从中获得怀旧的慰藉。北美早期移民生活的其他一些关键象征物——纺车和拼布被，同样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1858年，亨利·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在《迈尔斯·斯坦迪什求爱》（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中，描绘了一位典型的清教徒少女——普里西拉·马林斯（Priscilla Mullins），她坐在“纺车旁……粗梳羊毛纱像雪一般/堆在她的膝上，她那白嫩的双手灵巧地把毛纱送给飞旋的转轮”。事实上据考证，在殖民地早期，绝大多数人家都购买商品布料，只有约六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纺车，更少有人工编织毛物的习惯。纺线很耗时间，生产效率又低，一架纺车纺出的毛线只够一个普通家庭的成员织袜子用。主妇们担负着各种繁重的家务，即使非常能干也腾不出时间来织布和纺线。18世纪60年代，玛丽·库珀（Mary Cooper）住在长岛（Long Island）的一个农庄里，她栽种水果和蔬菜，制作酱菜和蜜饯，将多余的卖给邻居；她还腌牛肉，养蜂，酿葡萄酒，制作蜡烛、肥皂和衣服，甚至梳理亚麻，但她并不纺织。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美国革命，然后是1812年的战争，北美居民在爱国浪潮的影响下开始抵制英国商品，自己动手纺织才成为一种家庭生产活动。此后，土布织物成为这个新生国家自给自足的代表。到了19世纪20年代，北方市民重新开始依赖工业制造的纺织品，包括进口的和本地生产的，但在南部和西部拓疆地区，自制土布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在南方是因为存在廉价的奴隶劳动力，在西部是因为现金经济很不发达，所以自给自足是必要的。根据纽约中央公园的协作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说法，在19世纪50年代，密西西比州有一半的白人穿土布衣服。大量人口依赖自制土布的现象表明，今人喜爱的古朴拼布被在19世纪前的美国家庭里罕见，只有极少数富裕家庭可能拥有。拼布被是用边角料做的，首先必须有足够的零头布；其次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将零头布“剪成小片，重新设计、组合来缝成一床新被子”。英国在18世纪即采用较便宜的印度纺织品大批量生产被褥了，但美国的情况不同。在整个19世纪，除了城市里少数有现金收入的工人有能力购买商品服装，其他绝大多数人继续采用“方形裁剪法”制作衣服，以便充分利用布料。制作较时尚的服装或许能剩下较多的边角布料，但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人只有一套、顶多两套服装——分别用于日常的和“体面场合”。多少年才能凑够做一床拼布被所需要的边角布料呢？因而，拼布被并不是拓疆生活的遗迹，而是工业世界的产物。随着廉价纺织品的传播，有人抓住了新的商业机会：在英国，自19世纪开始，制造商将裁剪整幅织物后剩下的碎布打包，作为拼布被的原料出售。当然，也可以利用废布料和旧衣物，或是新旧面料的组合来缝制普通的被子，但是，直到出现了纺织工业，人们有了大量的布料，拼布被才普及开来。到了19世纪，日益便宜的纺织品意味着更多人有能力装饰窗户了。威廉·本茨（William Bendz）的《吸烟派对》（A Smoking Party，1828）展示一群年轻人在一个房间里，窗户上方的巨大布幔似乎没有任何实用功能
至于说集体制作拼布被的活动（参与者被形象地称作“拼布工蜂”），即使不完全是神话，也是一种过度精心的诠释。制作拼布被的工作量很大，首先要将布剪裁成小块，拼接缝制起来，然后加上内衬，以及准备棉花胎——这些步骤均在家里独自进行，或是由几个家庭分工操作。只有到了最后的绗缝阶段才是集体参与、共同完成的。巨大的绗缝架撑开后占据主室的大部分空间，平常一般存放在户外的库房里，由几个家庭或社区共享。“拼布工蜂”齐上阵的目的是尽快地完成绗缝任务，从而可将框架放回原处，恢复主室的正常生活。有些当代绘画显示人们用绳子将绗缝架提升到顶棚的高度，这很可能不是一个永久的存放位置，而是为了减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在拼布被未完成期间采取的临时措施。集体绗缝活动常常为参与者提供餐点，有点开“派对”的意味，而且对于那些生活在人烟稀少地区的人来说，任何一种聚会都带有节日的气氛。不过，社交并不是激发集体绗缝活动的因素。有文章描述这种活动还伴有音乐和舞蹈，那往往是虚构的。住房总共只有一两个房间，绗缝架几乎占据了一间，人们在哪里跳舞呢？这些传说都属于民族起源的神话范畴。英国也有类似的神话：固定不变的乡村人口终生居住在同一个村庄，邻里关系和恩怨世代传承。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此。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一个建于17世纪的村子里超过60%的人口是在近12年内迁入的。上层阶级的流动性同样很大，大量的宅邸频繁转卖易主，诺丁汉郡的一个乡村庄园在十年之内换了三位主人。仆人的流动也十分频繁，不像人们心爱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里描写的家臣那样忠诚不二。在同一个村子里，来自当地的26个仆人中，十年之后只剩下一人仍在那里工作，其间她也换了好几位雇主。雇用仆人的家庭中有一半每年都要换一个新仆人。伊曼纽尔·德·维特（Emanuel de Witte）的《弹琴的女人》（Interior with a Woman at a Clavichord，1665）
然而，最有影响力和传播最广的，而且迄今仍在流行的一个神话是，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一个家庭的、家居的黄金时代。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曙光出现开始，这个神话犹如诗歌的叠句重复出现，千姿百态，不断变换形式。每当现代生活带来不安顿的因素，旧日的田园生活便成为慰藉人们的心灵鸡汤。今天的神话版本经常表达的命题是，现代家庭在走向衰落，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种理想化的过去仿佛是一个客观事实，实际上却是人们的主观感觉。我们知道，“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生活格局在欧洲西北部已存在了五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同样，谴责离婚负效应的社会评论家们担忧的是，现代家庭前所未有的破裂将导致难以预测的（但无疑是有害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参考一下20世纪之前的平均寿命数据。在18世纪之前，英国大约有40%的孩子丧失父母中的一个，远远超过今天受离婚影响的人口比例。（目前约有30%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离婚者都有孩子。）父母的死亡导致一个家庭更为持久的破裂。在18世纪的荷兰，由大家庭的其他亲属代为抚养孩子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包括祖父母、叔叔和姨妈，或血缘关系更远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不必说明收养孩子的原因。在黑死病及后来的瘟疫爆发造成人口骤减之后，平均寿命开始有所增长，到了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它再次下降。虽然农村社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是相当高的，但在该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典型的家庭是“破裂的”，失去父母的孩子数量增加了。在美国南部，高达三分之二的孩子在21岁之前失去父母中的一个。17世纪，普遍存在的家庭观念渗入绘画主题，描绘和谐的家庭氛围优先于展耀富丽堂皇的场景。这甚至反映在儿童肖像中，如安东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孩子们》（Children of King Charles I，1637）
1860年，伦敦《晨报纪事》（MorningChronicle）警告读者，传统上是“大家庭温馨团聚”的圣诞节，现已受到疯狂的商业活动和流动人口的冲击。然而事实上，人口很久以来一直在流动，而将圣诞节作为家庭团聚的风俗仅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此外，在19世纪末出现带薪假期之前，只有富人才可能享受季节性的家庭聚会。今天被认为是“传统的”其他类型的家庭聚会，包括婚姻、洗礼和葬礼，以前都属于社区活动，在住宅之外的场所举行。甚至也没有证据表明星期日上教堂是一种传统。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所有教堂的座位加起来不够容纳一半的城市居民；即便如此，每个星期日教堂里的座位还有一半空着。1851年，有人做了一项特殊的星期日教堂人口普查，统计实际上去了教堂的人数，而不是自称去了教堂的人数。结果表明，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600万人去了教堂，占总人口1800万的三分之一。今天，家庭和睦的象征不是星期日去教堂，而是核心家庭的成员围坐在餐桌旁。家庭破裂现象的例证是每天有数百万人独自用餐——经常是坐在电视机的屏幕前。1992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项调查显示，80%有孩子的受访者声称前一天全家一起吃了晚饭；尽管另有研究表明，该数字只接近30%。由此可见神话的魔力，不仅受访者期望通过全家用餐的习惯来想象或展示家庭的凝聚力，研究者也固持这种偏见，因为尽管他们承认没有前几十年的可比较数据，但仍然作出“全家一起用餐的比例在减少”的结论。假如研究人员是历史学家而不是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们便会明白，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其实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画面，历史上很少有这种场景。其原因再简单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多数家庭没有桌子或足够的椅子。为了满足每个时代的需求，家庭和家园总是在不断地演变。唯一恒久不变的是人们的信念，笃信曾经有过一个美妙的伊甸园，它也许是所有神话中最有吸引力和最令人慰藉的。
家的起源：西方居所五百年
[英]朱迪丝•弗兰德斯 著 珍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9
ISBN:9787108068835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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