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说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

[法]波丽娜·盖纳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2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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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小说家波丽娜·盖纳和丈夫摄影师吉尧姆·比内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开着露营车出发旅行了整整一年，去探访二十六位北美的大作家，探寻那些地方的灵魂，从地理意识上追寻“一本小说如何根植于一片土地”。

这次由加拿大穿越大半个美国的旅行，不仅让她领略了城市的喧嚣、繁华或衰败，大自然的静谧、丰盛或毁坏，更从二十六位北美作家的谈话中亲身体验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心境，感受了他们作品中和现实中的北美以及他们所理解的这个谜一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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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多伦多，安大略

做一个加拿大作家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法国有个有趣的现象，这片不算大的土地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差异，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而在加拿大，如果要从一种风景过渡到另一种则需要穿过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永远都无法忽视加拿大的广袤无垠。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到伦敦的距离不算什么，从哈利法克斯到温哥华（Vancouver）的距离才叫远呢。我的家族在美国大陆上生活的历史悠久，在那里，有在十七世纪被赶出去的美国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他们中一部分人去了美国，一部分人去了爱尔兰（Irlande）或柏林（Berlin），还有一部分去了新苏格兰（Nouvelle-Ecosse）。应该就是我这一支……

您的作品中有哪些主题是典型的加拿大主题呢？

（她突然开始用法语说话。）有很多。我在1962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加拿大文学专题指南》（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里面涵盖了所有相关内容。（她换回用英语说话。）虽然后来情况有了一些不同，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建议您去看看1972年发行的那版里关于印第安人的那章，再和约瑟夫·博伊登聊聊。那个时候还没有他的书。虽然已经有几个人开始写自传了，但那就是全部了。其他相关的作品都是之后才有的。

…………

我们得还原一下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极少有出版社愿意冒发表加拿大作家作品的风险。他们更愿意找美国作家和英国作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家英美出版社一起分担成本。他们常说两句自相矛盾的话，一方面他们抱怨作品“没有加拿大特色”，另一方面又说“您的小说加拿大味太浓了！”所以对加拿大作家来说，诗歌是最容易的。当时是咖啡馆的黄金时代，起源于旧金山的咖啡馆开始普及，在多伦多也有一家咖啡馆开张了，叫流浪者大使馆（Le Bohemian Embassy）。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了大使馆，寄信过去申请签证！（她笑。）但实际上这只是一家咖啡店。上楼我们就到了一个四壁砖墙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被刷成了黑色，桌上铺着桌布，放着一个插着蜡烛的瓶子，还有一台咖啡机，我们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看它……每周四晚这里都会举办一场晚会，供大家朗诵诗歌，放爵士乐。一些最伟大的爵士乐手曾在这为我们表演过。

听起来棒极了。

有谁意识到了呢？我们那时都太年轻了，没意识到那究竟有多棒。我们只是想着：“啊，今天是周四了，有人要唱歌了。”在那个年纪，我们把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我们认为这很正常，之后，又以为那样的时光会永远延续。但其实那只是短短的一刻，画着眼线，穿着黑套衫的“朱丽叶·格雷科一刻”，属于存在主义的一刻。我们读萨特、加缪、波伏娃。太可怕了。（她从嗓子里发出愉快而讽刺的笑，谈话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一切都沉浸在这种气氛里，那时正好处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之间。我当众朗诵我写的诗歌——或者不如说，我当众朗诵我那“灾难般”的诗歌。我还在一些小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它们。一共只有五六首，有一首是写给流浪者大使馆咖啡馆的。那时候我们连电脑都还没有呢！嘘……我们都用铅字印刷机和油印机印刷作品，然后再把它们钉起来。就这样，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用亚麻油毡版画做的封面。

作为一名女性，在文学圈子里混是不是很难？

有点难。在加拿大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觉得在美国才是真的很难，在那里，女作家完全被当作另类。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写作完全是男人们的领域。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厄普代克（Updike），菲利普·罗斯……这些都是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作家。战争开始之前，有一些像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这样的女作家，但到了那个时候，她们要么已经上了年纪，要么已经不在人世了。在美国，当一名年轻女作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事情。我们被看作追星族，或是颓废派的小女朋友。但在加拿大，由于文学圈子很小而且独特，所以作家们都很团结。如果您是一名诗人，您就加入诗人圈，而不是别的……不过，我们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人说：“女人是不能写作的”，但这往往是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与之相反，我们互相帮助，组成一些编辑小组。阿南西（Anansi）出版社，如今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了，就是我和其他三个人一起在1966年创办的。我们每人领一份政府发的微薄补贴，然后把这些钱放到一起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一共大概花了六百美元。我们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根本找不到任何其他出路。我们的出版社就这么发展起来了。后来因为小出版社的政策问题，我在1972年离开了：椅子越小，为得到它而进行的争斗就越激烈。最后，是我朋友格拉汉姆·吉布森（Graham Gibson）的前妻当上了出版社的头，她想方设法把我们都挤走了！（她笑。）另一位创始人和我一起上了大学，后来，他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您和爱丽丝·门罗熟吗？

我第一次和她见面是在1969年前，那时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快乐影子之舞》（LaDanse des ombres heureuses），和《可以吃的女人》同一年出版。在那个时候，人们都互相写信，我去维多利亚市拜访了她。我睡在她家的地板上，作家们都这么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个秘密群体。一些诗人过来，我们给他们提供晚餐，他们也睡在那里，乘坐灰狗巴士来来往往。我的这本《可以吃的女人》写于1964和1965年，我把它寄给一位编辑，他读了我在《字母表》上发表的那个短篇小说，并让我把之后写的东西也给他看看。编辑们通常都习惯在文学杂志上寻找那些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作家。我寄出了我的小说，但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没有代理人，没人有。而且我在准备博士学位的口试。我不知道审稿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我拿了一个大奖——一项唯一值得一提的奖——颁给我发表于1966年的第一本诗集《恶性循环》（Le Cercle vicieux）。在那之后，我接到一封出版社的信，信上说：“您好像写过一部小说，可以给我们看看吗？”“您已经看了一年了……”我回答他。好吧，我们来找找看。那个出版商是个叫做杰克·麦克莱兰（Jack McClelland）的骗子，他找到了我的手稿，并且跟我说：“您的手稿被一个怀孕的女编辑收起来了，她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跟谁都没说。哎，这些人都干了些什么呀！”这完完全全是他瞎编的。我后来才通过在出版社的熟人知道，其实我的手稿就放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和一堆稿件一起，放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请我去喝酒，他喝了四杯之后，跟我说：“我们将会发表您的书。”我问他：“您看过了吗？”他回答说：“没有，但是我会看的。”然后他又补充说：“我们不是出版书，我们是出版作者。”我想着他可能是喜欢我的小套装。那是六十年代末，迷你裙正流行，然而我并不喜欢崔姬带来的直发潮流，虽然所有人都去把头发拉直了，但是我实在没法做到。我曾经尝试过用直发产品，但那简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它把我的头发弄断了，之后头发重新长出来了，但有的地方是卷的，有的又是直的。这种发型在朋克时代倒是挺流行的。幸运的是，大众的审美很快又回到卷发上来了，我得救了……好吧，回到我们之前谈到的第一本小说上来，它是在1969年发表的，那时候我正准备从埃德蒙顿（Edmonton）搬到阿尔伯塔。

…………

那您认为哪本书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呢？是《使女的故事》（La Servante écarlate）吗？

确切地说，成功指的是什么呢？它们都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毕竟成功是可以有很多重含义的。很奇怪，《使女的故事》并没有一炮大红，它的际遇和《秧鸡与羚羊》（Le Dernier Homme）、《洪荒年代》（Temps du déluge）和《疯狂亚当》（MaddAddam）类似。比如说销量都没有《盲刺客》（LeTueur aveugle）多，可能因为这几本书比较另类。在英国，《使女的故事》卖得很少，后来就干脆停止销售了，但它获奖之后，又重新上架了，而且再也没下架过。在加拿大，也可以说是小获成功，因为之后也再没下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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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李·伯克

密苏拉，蒙大拿州

您在这里已经生活多久了？

我自从1966年起就经常来蒙大拿。这里的生活很美丽，生存却不太容易。1989年《忧伤的黑樱桃》（Black Cherry Blues），也就是关于戴夫·罗比乔克斯系列的第三部小说出版时，我获得了经济自由，从那以后就可以全职写作了。

路易斯安那州非常贫穷。

嗯，半对半错吧。人们很穷，但是石油公司不穷。要不是石油公司掠夺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资源的话，它本可以是人间天堂的。德克萨斯州宪法明令从公有土地获得的财富要重新投入到医疗和教育系统，所以一直以来德克萨斯的学校和医疗系统都非常出色，是南部其他州完全无法企及的。路易斯安那州只是被掠夺了，权贵阶层把它完全破坏了。新泽西、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都充斥着腐败和黑手党。东尼·索波诺倒应该是这个州梦寐以求的领导者，他要是在的话会如鱼得水的。

您在书中对克力特·珀塞尔这样说道：“路易斯安那州只是危地马拉的北部，当你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就能更好地理解了。”

这和拿破仑法案完全是同样的体制。都是建立在收买人心和任人唯亲的基础上的。而我们需要慧眼识人。要是你想做什么事，给人打个电话就行了，不用上法庭。这样是不行的。人们也不排队。我家在泰克湾（Bayou Teche）那边，我父亲为输油管道工作，不过很年轻就去世了，死于一场车祸，当时我十八岁。

您受过怎样的文学熏陶？

我读了很多书，但不是学校要求读的那些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但那时还是蛮可怕的：学校要求我们读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还有纳撒尼尔·霍桑。天哪，真要命。不过我那时就读了理查德·哈利伯顿的《惊奇书》（The Book of Marvels）。您知道吗？他是个了不起的冒险家。然后我还狼吞虎咽地读了哈迪男孩（Hardy Boys）系列丛书，是一些给孩子看的警匪小说。对于我接受的教育而言，我收到的最大的礼物是流动图书馆。那是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罗斯福首创的项目。为了给失业者们提供工作，他让他们去开载满书籍的卡车。那些车本来是装牛奶或者面包的，每周都会到这一带来。那一天对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大日子。孩子们都一股脑跑出去抢着看那些书，我们可以这周借下周还。我就是这样发现文学的。然后到了中学我读了很多大人看的杂志，它们和今天成人杂志很不一样。那是一些探险猎奇类期刊，我还记得《传奇》（Saga）和《男士杂志》（Male）。（他笑。）莱斯特·海明威，欧内斯特的弟弟，就给这类杂志写文章。上中学时所有人都读莱昂·尤里斯的《战嗥》（Battle Cry），或者是欧文·舒尔曼的《安波易公爵》（TheAmboy Dukes），那是我读过的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最好的书之一——很奇怪它没有被改编成电影。这些书影响了五六十年代的黑色电影。我在电影院度过了很多日子。一场电影要一角钱，也就是十美分。排片表每周换两三次，到处都有电影院。现在不是这样了，人们通常会有一些情结，而电影也变得十分老套，以至于我都不称之为艺术了。朱尔斯·达辛在这里拍过电影，还有伯格曼和福特。这些我都看过。美国的西部片确实是一种新的存在主义。《原野奇侠》（L’Hommedes vallées perdues）是最伟大的西部片。其他的西部片都只不过是在模仿它而已。它的编剧是艾尔弗雷德·伯特伦·格思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所有西部片都是从它这里得到灵感的。一个无名男子进城了，他代表着死亡，是第四个骑士，伊斯特伍德的《孤独骑士》（LeCavalier solitaire）就是这样。尽管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也知道我看到了非常强大的东西。约翰·福特的《侠骨柔情》（La Poursuiteinfernale）也是一样，一部由光和影构成的绝佳电影。我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前没人这么干过。光和影是一切的中心。约翰·契弗跟他说过：“关键在于光，艺术中的光。”是光和影创造了戏剧。角色也分配得很好。亨利·方达演的怀亚特·厄普，沃尔特·布伦南演的克兰顿。不过那完全是部虚构作品，现实中的厄普一家是杀手和强盗，不是什么和蔼可亲的好人。您看过《左手持枪》（Legaucher）中的保罗·纽曼吗？一样的，存在主义英雄。多出色的电影啊！所有的人类历史都在这部电影中体现出来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年轻人发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物被恶势力，一群奸商杀害了……这是一些伟大的故事，因为它们来自中世纪戏剧传统。后者是一切的源头，同样也是我作品的源头。

作家肩负某种使命吗？

让世界变得更好。

文学能改变世界吗？

世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再说它也没有那么糟糕。这还是一片不错的乐土，看看这美景吧！（他指着外面山谷中直指蓝天的一排排杉树林。）我听到有人说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法生活，不过看看吧，这些溪流和湖泊！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与世人分享我们的所见所闻，让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您知道该撒利亚的尤西比乌吗？他是罗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时期的作家，他亲眼所见竞技场上的争斗。他写了一本书《教会历史》（Histoireecclésiastique），实际上讲的更多的是古罗马历史。我所感兴趣的，是其中他谈到的康斯坦丁、参议院的勾心斗角、在竞技场上受虐的男男女女、第一代基督教徒和东正教的残酷争斗……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你立马就能辨认出来，你会失声大叫：“天哪，这就是我们啊！”什么也没变。人物还是一样，贪污腐败、英雄和小人们……世界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尼禄一直在我们中间。

您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归为主张介入的作家吗？

政治是我们写作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扩展。当我们读加缪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他不会是茶话会的一员。煽动群众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这是戈雅在拿破仑战役后画的马德里居民图吗？或者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这不是一份政治宣言，不是，这只是对人类的恐惧与痛苦的写照。奥威尔是个充满激情的随笔作家，相较他的小说而言，我更喜欢他的随笔。他的随笔都充满很强的政治性，尽管与政治有关，但它们都非常成功。您曾经读过谢尔比·富特吗？他的四部关于内战的书？他在书中重塑了那个时代，但他成功把握了这场内战中的人类历史。

您对今天的美国很担忧吗？

是的。我们处在十字路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在摧毁土地。所有的科学家都这么说，除了一些拿了福克斯新闻（FoxNews）的钱的人会说反话。1950年的新奥尔良年降水量达228厘米，夏天的时候，每天下午三点都会下雨。而如今降雨量只有78厘米了，就只有这么多。土地变得和陶瓷一样坚硬。石油公司的人坚持说气候没有变化，而他们一直在继续污染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要是我们不改变的话，我们可能就无法走出困境。我们仍然觉得一切都可以为我们任意支配，不过只要我们重新读一读《圣经》就会知道，诺亚先救的是动物。这条信息很明确。地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保护它，而我们实际上却没有这么做。这是疯狂。我找不到别的话来形容。要是可以继续鼓动人们去污染自己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的话，那么人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们对路易斯安那州极其失望，于是我们卖掉了那里的房子。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太多了！那里的高速公路是整个美国最致命的。路边有一些卖戴吉利鸡尾酒的服务站，可以在那里停车，甚至不用下车都能花五美元买一杯酒，而这居然是合法的。不少孩子都死于这个原因。这是一种精神错乱，是它让人们都变得无动于衷。我跟一个记者说了这事，我希望能做点什么。这个专栏记者却笑着说：“喝酒开车，这是路易斯安那的老传统啊。”然而这一点都不好笑！多少人无辜死去！但是你想要什么呢？“Laissezle bon temps rouler（及时行乐吧）。”（他用阿卡迪亚法语说道。）

您觉得您在写小说的时候，需要充分了解故事所在的那个地方吗？就像蒙大拿或者路易斯安那？

蒙大拿和路易斯安那是一些爱情故事。不过我很为路易斯安那痛心。它不是身陷危难，而是被摧毁了。开发商们砍掉了好几百岁的古木，只为了去实施一些极其短暂的计划。看到这些真的让人很痛苦。工业家们太随心所欲了。一天，一个立法者跟我说：“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公司的旗帜应当插在国会大厦上，因为里面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每个人是他们的人。”没有哪一派的政客不是被埃克森美孚公司所操控的。他们全都在为石油工作。作为交换，他们给了那些人戴吉利鸡尾酒服务站、强力球还有彩票，整夜开放的赌场还提供免费酒水。免费！贫富阶级都有渣滓，但游戏规则是不平等的。穷人们从一开始就很穷，社会服务机构的钱都被贪了，所以穷人们一直都非常穷。

作家的北美

[法]波丽娜·盖纳著 [法]吉尧姆·比内摄影

黄荭龚思乔杨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1

ISBN：9787108068569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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