撄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 | 荐书
【内容简介】
鲁迅作为出生在绍兴的破落户子弟，少年时代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祖父犯案入狱，父亲病故，家境败落，备受歧视，艰难的生活在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上留下了多重创伤。这样一位破落户子弟，能够成为世界级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他离开了绍兴，生活、成长在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等城市之中。
对于鲁迅来说，“幼者本位”是根本性、原理性、结构性的观念，与“立人”“中间物”“进化论”“革命”等重要命题直接相关，深刻地影响着其各类话语活动。1918 年开始“呐喊”的鲁迅，经过 1922 年《端午节》的叹息、呻吟，1926 年陷于“彷徨”。不过，这一过程并非悲剧性的。鲁迅在此过程中重建了价值观，重获了主体性。
当具有投枪、匕首功能的杂文被界定为“文学”的时候，文学干预社会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性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成为杂文作者，是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鲁迅的最佳生存方式。
【作者简介】
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 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 年度）。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 年）、《茫然草：日本人文风景》（2009 年）、《东张东望》（2011 年）、《“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 年）、《寻访“日本老八路”》（2015 年）、《鲁迅形影》（2015 年）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2002 年）、《“建国大学”的幻影》（2004 年）、《国家与祭祀》（2007 年）、《蒙古新疆旅行日记》（2013 年）、《何谓“现代的超克”》（2018 年）等。
【目录】
正 编
论鲁迅的“南京记忆”——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
一 《呐喊·自序》中的“异地”
二 《琐记》中前行者的心迹
三 《恒训》中的医学问题
四 南京作为鲁迅“原点”的多重意义
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兼谈《呐喊》的互文性
一 “吃人”的二重性与普遍性
二 第五次觉醒于“吃人”
三 《狂人日记》的域外资源与尼采问题
四 “吃人/救人”话语的重组
结语 “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
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识
一 “幼者本位”的内涵与成因
二 进化论与“幼者本位”
三 “幼者”的叙事与美学
结语 “救救孩子……”的余音
启蒙者的世俗化转向——鲁迅《端午节》索隐
一 引言：节日与鲁迅的时间感觉
二 “讽刺小说”的文体
三 贫困与经济权思想
四 与胡适的对话
结语 “呐喊”之后，“彷徨”之前
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以“马上日记”为中心
一 引言：“日记”的可能性
二 “马上日记”中的国民性文本系列
三 对话结构的形成与对话
四 鲁迅对《阿Q正传》的再阐释
余论 鲁迅对安冈秀夫的批评
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
一 瞿秋白的“政治鲁迅”建构
二 “非个人作者”的诞生
三 杂文文体之于鲁迅、瞿秋白
结语 “武器”与“艺术”的统一
浮世绘之于鲁迅一 鲁迅的浮世绘收藏与相关言论
二 浮世绘非“木刻”
三 鲁迅的浮世绘鉴赏
结语 鲁迅审美观的复杂性
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从《母亲》 到 《城与年》
一 高尔基《母亲》的十四幅插图
二 《城与年》的插图与文本
三 “连环图画”的观念
结语 鲁迅的“文艺”回归与超越
鲁迅与崔万秋——兼谈两种《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
一 崔万秋的生卒年与政治身份
二 《伪自由书·后记》中的崔万秋
三 崔万秋谈鲁迅与《大晚报》的笔战
四 关于“指使张春桥围攻鲁迅”
五 未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会面
副 编
鲁迅的朱安，朱安的鲁迅
远远地拥抱故乡——鲁迅先生的怀乡病
鲁迅的“反传统”与“传统”
孙犁的“鲁迅遗风”与《芸斋小说》
“殊途”八种，“同归”鲁迅
——评“鲁迅与 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
编后记 撄心者说，说撄心者
【编后记】
撄心者说，说撄心者
编定这本《撄心者说》，是在昨天上午。整理好目录，和各篇文档一起用电子邮件发出，如释重负。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蓝天白云也高远了许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场雷阵雨和雨后的大风，天空湛蓝。那种透明的蓝，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见的。置身初夏，遥望蓝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鲁迅论，有成就感。说“又一本鲁迅论”，是相对于2015年出版的那本《鲁迅形影》而言的。编《鲁迅形影》的时候，想书名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确定的“鲁迅形影”，自己很满意。这次也一样。想书名，依然费了许多心思。对于“撄心者说”这个书名，自己依然满意——满意于其符号性与歧义性。
1906年3月，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至1909年8月回国，他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半，写了几篇大文章，编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艺论文只有一篇《摩罗诗力说》。1926年10月， 鲁迅编杂文集《坟》，所选留日时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否则，1908年2、3月发表（两次连载）的《摩罗诗力说》应当排在当年8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之前。鲁迅的排序显然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综合性的在前，专业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现在的这种人类史、科学史、文化、文艺的顺序。《摩罗诗力说》对文艺问题的论述，是围绕“摩罗诗力”展开的。所谓“诗力”，即文艺作品的“撄人心”之力。是否“撄人心”，也是鲁迅认识中西差异的重要视角。文章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从帝到民，皆以“不撄”为理想，皆扼杀“性解”（天才），故中国只能长期处于“蜷伏堕落”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鲁迅呼唤摩罗诗人出现，主张“撄”，声称“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鲁迅本人就是一位“撄人心者”，写《摩罗诗力说》就是在“撄人心”。
对于鲁迅来说，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撄人心”，是个符号性、象征性的表述。“撄人心”上承仙台弃医从文时期的“改变精神”，下接五四时期的“呐喊”。“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鲁迅是执着的“撄人心者”，鲁迅始终是执着的“撄人心者”。尽管他也要休息，也有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因为是“撄人心者”，所以他反对瞒和骗、针砭麻木与遗忘，所以他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撄人心”的工具。“撄人心”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鲁迅对小说、杂文、木刻等文艺形式的选择。这些文艺形式富于大众性、媒体性、实践性，易于发挥“撄人心”的功能。
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撄心者说，撄心者亦被说。“说撄心者”，即谈论鲁迅、研究鲁迅。此乃另一种“撄心者说”。近百年来，许许多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就是这种“撄心者说”的主体。己心为撄心者所撄，亦欲以撄心者之心撄人。伟大领袖毛泽东，是这类主体中甚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仅是主体，而且催生了无数主体，促成了一个“撄心者说”的时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作为“撄心者”，对于“诗心普遍性”是充满期待的。故文中有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在众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这里，在新中国，鲁迅的期待没有落空。
近百年来，两种“撄心者说”互动，形成了一部思想史，一部心灵史，一部学术史。
与《鲁迅形影》相比，这本《撄心者说》的整体性强一些，更像一本鲁迅研究专著。这是因为，本书所收论文的写作时间相对集中，选择论述对象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一本书的框架。本书所收十四篇文章中，最早的《浮世绘之于鲁迅》写于2016年6月，最晚的《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今年5月底完稿，十四篇文章是四年之内写成的。我从2016年12月开始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年年参与组织各种类型的鲁学会议。鲁学界的同道们参会踊跃，撰文积极。年老的老当益壮，年青的青春焕发。那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大家都在努力，自己身为组织者之一，不可偷懒，不可三心二意。于是缩小研究范围，暂时放下手里的西域学、日本文学题目，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读鲁迅、撰写论文。论述的问题，有与南京求学生活相关的鲁迅的“自我”意识，有《狂人日记》的发表及鲁迅本人对《狂人日记》的持续阐释，有鲁迅二十年代前期的生活状态、中期的国民性思想、末期的美术活动，有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与杂文观念，等等。这样，论文写完，编成一本书，就能够历时性地呈现不同时期鲁迅思想、文艺活动的不同侧面。几篇长论文的撰写，似乎是花了写几部专著的力气。书中讨论浮世绘与新兴版画的两篇文章，处于《鲁迅形影》中那篇《“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的延长线上。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有两篇，都很长。这不仅与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而且与我的阅读兴趣有关。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近年越来越喜爱鲁迅杂文。那种尖锐性、现实感与修辞智慧的融合，魅力无穷。
鲁迅研究，难度很大。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鲁迅博大、复杂，有独特的思维与修辞，本来就难以把握。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学者投身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的研究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鲁迅研究也曾被工具化，鲁迅身上被附加了某些并不属于鲁迅的东西。诡异的是，即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以“回到鲁迅”为旨归的鲁迅研究，现在看来，也有回到特定语境中的研究者自身之嫌。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要想把握鲁迅的真实，方法论的自觉是必要的。我的基本方法，是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细读文本，索隐发微，以点带面，小题大做。这里所谓的“作品”，并不仅仅是指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而是指一切出自作家之手、形诸文字的文本。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基于我的一个基本观念：作品至高无上。作家因作品获得“作家”的身份，无数的作品构成了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史。没有一部作品的诞生是偶然的，没有一部作品的存在是孤立的。作品是语言，是情感，是思想，是美的形式。只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品读懂、说透，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作家的真实，才能进入作家的心灵深处与思想深处，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与整体性。
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写《鲁迅形影》后记的时候，五十五岁，感叹自己已经接近鲁迅先生享年的五十六岁。现在，五年居然已经过去，自己年届花甲，六十岁了！云谲波诡，世事无常，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花甲之年遭遇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来袭，生活秩序被打乱，心境亦被改变。所幸，有鲁迅的著作在。春节过后至5月末，许多时间空耗于读闲书、看电视、听音乐，能够安下心来做的工作，就是写鲁迅研究论文，编这本《撄心者说》。这本书，是我花甲之年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转折点。
生活会继续，学术研究会继续。但是，六十岁之后的生活与学术，应当是另一种状态。必须是。一定是。
董炳月
2020年6月1日记于寒蝉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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