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语言行将消亡，而这门语言所能表达的一切都只存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中。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深处的小村庄迦普恩（Gapun），住在那里的人都说一种独特的语言，他们称为泰雅博语（Tayap）。泰雅博语可能和希腊语、汉语或拉丁语一样古老。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泰雅博语将会消亡。目前，泰雅博语的使用者不到五十人。不久之后，讲泰雅博语的人都已不在，这一语言也将被遗忘。人类学家唐·库里克在三十年间反复前往当地，被当做过世村民的幽灵来接纳，与当地人朝夕相处，共同享受那里的美好，也共同经受了那里的种种苦难。
*文章节选自《雨林里的消亡》（ [瑞典] 唐·库里克 著 三联书店2022-2）
巴布亚新几内亚雨林深处的小村庄迦普恩（Gapun），住在那里的人都说一种独特的语言，他们称为泰雅博语（Tayap）。
沼泽里的村庄
唐·雷考克建议我去迦普恩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地方，但好像也用不着戴着软木遮阳帽，怀揣指南针和地形图那样深入雨林才能找到。迦普恩（依然如此）人迹罕至，从韦瓦克，也就是东塞皮克省的首府，或邻近一个叫马当的省的同名首府出发，要花三天时间才能到。但许多生活在距离这个村庄约三十英里的人大致知道在哪里，也有一些有舷外马达的人最远可以把你载到塞皮克河河口处不远的那一大片红树林潟湖，然后你得穿过那里抵达迦普恩。一到潟湖，就开始有点诡异了，因为你得从密密麻麻的红树林里找到通往雨林的那条浅浅蜿蜒的小溪。乘约半小时木筏，终点就在眼前。你下了木筏，把腰束紧，再花一个钟头穿过一片沼泽地。第一次去迦普恩的时候，我先去了韦瓦克。在澳大利亚，别人给了我韦瓦克的一个澳大利亚男人的名字，那人的太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那个男人好心安排他的小舅子带我去了塞皮克河一个叫塔威的村子，在那儿我雇了一条舷外马达驱动的木筏带我去迦普恩。我雇的这两个带我去迦普恩的男人知道去村子的路，因为他们有一个远房亲戚娶了一个迦普恩女人。他们去迦普恩看过他一次。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下午晚些时候到了迦普恩。抵达村子的时候，我已经被这趟沼泽之行搞得筋疲力尽，也因为饥饿和方向迷失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我的两个向导把我放在了露天的男人房子里，然后叫了一个小孩去找他们的亲戚。那个时候，我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待了差不多两周，皮金语水平非常有限。我能对那些赶来围观我的好奇村民说的话只有不，我不是一个神父，这是他们所有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呆呆地待在原地，我的向导跟村民们解释我是谁，我来干什么，以及我想待在这里。这个事情首先讲给那些聚在那个男人房子周围的男男女女们听，当我的向导的亲戚出现后，再详细复述给他听。我的向导们决定让这个亲戚在我留在迦普恩期间照应我。这个唐·雷考克从未到过也一无所知的村子，其实是雨林里一处风平浪静的裂缝。它的周遭被根植在广袤无垠的沼泽地里的大片植被环绕。穿过那一片黏糊糊又臭烘烘的沼泽到达村子后，我可算是意识到了许多人对雨林抱持的那种浪漫想象——用外交辞令来说——是有误导性的。雨林，过去的叫法是丛林。我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要用政治正确的“热带雨林”来取代“丛林”。但我确实觉得“丛林”这个词所唤起的那种生猛感和威胁感更好地传达了进入这样一个环境的感受。雨林听上去颇有点田园牧歌的味道。常有人告知我们，它们是地球的肺。这个被净化后的比喻让人联想起新鲜的空气、美丽的花朵、翩跹的蝴蝶、温和且笑容满面的土著人，生活一片和谐，周遭枝繁叶茂。相反，丛林则不是那么友好的地方。丛林唤起的是深不可测的植被和毒蛇的形象；是干枯的头颅和食人怪；是一大群凶残的食人鱼几分钟之内就把一头水牛生吞活剥；是浩浩荡荡的蚂蚁大军像沥青一样覆盖路上所有的活物，用成千上万小剪刀一样的上颚让它们四分五裂。丛林是人们被流沙吞没，被鳄鱼蚕食的地方。雨林是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与生态圈融为一体的地方。迦普恩所在的区域更像是丛林而非雨林。那里有蚊疫、有鳄鱼、有爬到你眼睛上的黑水蛭，还有剧毒无比的蛇（准确的叫法是死亡蛇）。你一转身，到处都是那种满是针刺的树，蜿蜒缠绕着有锯齿状尖头的藤蔓，你走过的时候，会把你绊倒或刺伤你的脸或皮肤。还有泥，铺天盖地的泥。在泥土的掩盖下，那些尖锐的、带刺的、凹凸不平的，有时还带毒的生物和残骸就潜伏在那里，你会滑倒——会跌倒在鳄鱼或死亡蛇头顶，或劈头盖脸撞到一棵带针刺的树上，又或是一片带锯齿尖头的藤蔓里。还有那里的炎热，那种压迫着你的没完没了让你疲惫不堪的潮湿，仿佛要从你身体每个毛孔里拽出汗水，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身上那些地方还有毛孔。这就是我身处的环境，我就像一个骑着横鞍的女人一样坐在村里男人房子的树皮地板上，双脚缩在臀部的右侧，微微向我的左手边前倾。（尽管往后的那些年里，我习惯了坐在地板上，但我从来没学会舒服的盘腿坐姿。）我聆听周围的声音：知了声声刺耳，鹦鹉偶尔发出尖叫，一群飞舞的狐蝠发出的声音像猴子叫，它们白天倒挂在巨大的无花果树上的巢里，那棵树就在村子外头。时不时地，一丝蝙蝠的刺鼻尿骚味——就像烧焦的橡胶伴随着脏袜子的气味——会飘进男人房子里。它暂时穿透了浓稠和熟透的气息。空气就像一件湿答答的大衣，被热带的丰饶压得很低很低。村民们叽叽喳喳着赶过来看一眼这个新来的白人，他们都戴着整洁的圆帽，一头黑发毛茸茸的，牙齿有红的也有黑的。每个人嚼的槟榔散发出一种让人眩晕的浓烈薄荷味，村民自己身上散发的汗味则清新干净又沁人心脾。七岁以下的孩童都光着身子。大一点的男孩和男人们则穿着程度不一的破布做成的短裤。女人不准进入架起的男人房子，但她们能自由站在地上，把手肘搭在抬高的露天地板上。她们中多数人袒胸露乳，一块长布松散地系在腰间。没人穿鞋子，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的脚硕大无比。那脚宽大、平坦而威严。脚掌慢慢收窄，然后是厚厚的灵活的脚趾，仿佛能伸展开来攫住什么。我的四肢窄窄的，他们则不像我，手指秀气而扁平。看我的脚，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裹了脚的中国妓女。大多数村民（就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内地人）都不高，不足5英尺，许多人在4英尺左右。让人惊讶的是，我在离开村子，开始处理我的照片时（别忘了，我第一次去还是1980年代中期，还处在要把照片送到冲印店，等着洗出来寄还给你的原始阶段），才意识到他们原来这么矮。看到我教几个年轻人给我拍照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大部分村民只到我胸口。我之前的印象是他们高出我许多。的确，和村民待在一起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坐在地上，以横鞍的尴尬姿势身体前倾，我猜，这因此缩小了身高差，如果我站起来，则会更明显。但我偶尔也站起来，在雨林里和村民走来走去，挨家挨户串门。照片证明我确实站在他们身边过，但我却对身高差浑然不觉。我的结论是，不管他们实际的外形尺寸怎么样，村民们的确高过我，至少就心理层面是这样，他们关于雨林的知识远胜于我，我也得完全依靠他们才能在那里生存。迦普恩是一个大杂烩，二十多个小房子随意地分布在一条狭长的林中空地中央。房子聚集在一起，各自隔着椰子树、修长的槟榔树和长着光滑的粉红马六甲蒲桃（皮金语里叫laulaus）的硬皮树。村子的这一片区域不长草，主要以泥土为主。长着硬鬃毛的黑猪顶着大嘴吵吵闹闹又优哉游哉地穿过泥地，吞食村民丢弃在路上的食物残渣。豺狼大小的小狗（似乎所有的狗身上都长满了晚期兽疥癣）跃上我来时住的男人房子里，然后躺在灶台边。不管被谁看到，它们都会挨一顿棍子。一被打它们就叫，跳起来，走开几英尺远，然后又回到原地，而没过几分钟，坐它们旁边的人又开始打它们。村里的房屋用竹竿、藤蔓、树皮和西米棕榈叶等灌木材料搭成。房子清一色高出地面三英尺多到五英尺不等，因为暴雨（雨林得名于此）会淹没建房的地面，把它变成一大片泥塘。有的房屋用竹竿或劈开压平的竹子织成的垫子围起来。但大部分都是露天结构，有一两堵矮墙为灶台挡风，灶台在屋子的另一端，是屋子里大部分的活动发生的地方。房屋的地板让我着迷。地板硬而平坦，但遍布着又长又深的孔隙。我后来发现地板是用一种棕榈树制成的，男人们先把棕榈树砍倒，然后沿着树皮的纹理一路剁下来，直到整棵棕榈树都打上孔，再把整段树砍下来。树皮裂开，里面的木髓用铲子刮掉。余下的外面的树皮卷成毯子的样子，带回村里，再摊开到用藤蔓固定在支撑柱上的滑轨上。平均一间房屋的地板需要九卷（每卷5英尺×11英尺）。随着树皮变干，棕榈树上的凿痕会变粗变硬，地板上的那些宽的裂缝就是这么来的。在清扫残羹剩饭时，这些裂缝就变得很方便。村民们总是坐在一条裂缝旁边，这样他们坐着嚼槟榔的时候，就能把嘴里的苦涩红色汁液吐掉。地板上的裂缝也很方便处理小孩子的排泄物，每当有婴儿把尿或大便排在地板上的时候，用一杯水就能将之一扫而光。房屋的内部看上去基本如出一辙。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除了灶边总放着女人用来烧水煮饭的几个铝锅。这些锅子是村民们用捕杀鳄鱼卖皮或种植咖啡和可可之类的经济作物赚来的钱买的。这些活动偶尔也能赚一点小钱，但其他地方的买家很少觉得长途跋涉来一趟迦普恩有利可图，村民们也没有把种植的作物运给买家的手段。村民用来营生的大部分作物最后只能在藤蔓里烂掉，或在树上枯死。尽管村里房屋的内部布局相较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了些许改变（从那时起，有几个村民听说白人的房子里有房间后，也开始把房子隔成几个房间），一般的房子里还是只有一个大单间，各式各样的活动在里面同时发生。人们坐着吃西米，吐槟榔汁，往蹒跚学步的婴儿身上倒水，去除烟草叶子的中脉，切碎椰子，剥芋头，打狗，卷烟，一把小刀剥完芋头，随即就若无其事地用来清除指甲或脚趾间的沙粒——就在同一个地方做完这些之后，一天过完，他们搭起一个蚊帐，和孩子一起爬进睡垫里，然后进入梦乡。除了家人生活的房屋外，他们还有男人房子。男人房子是村民的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组织遗留下来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逆转地打乱了当地人的生活（1942年，日军入侵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在那儿建立了基地，其中一个就离迦普恩不远）之前，迦普恩的宗教和政治生活都围绕着男性崇拜展开。这类崇拜的对象是令人生畏的嗜血的神祇，每当男人在葬礼、成人礼和庆祝打胜仗的场合吹响巨大的竹笛时，神祇们就会应约而来。对于这些神祇的崇拜——在这一带非常普遍，在皮金语里叫坦巴兰崇拜，人类学文献里对此多有著述——与摧残当地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有关。它鼓动你杀死敌人，取下首级来供奉贪婪的神。在坦巴兰崇拜里，两性的分隔壁垒森严，女人和孩子生活在小房子里，男人和少年一起住在男人房子里。女人煮饭给男人和男孩吃，白天男人和妻子去雨林里加工西米粉，打理园地。但女人被禁止进入男人房子，当神圣的笛子吹响时，男人房子会用西米棕榈条封住，女人则被勒令不准在房子周围活动，违者处死。“二战”结束后几年，罗马教廷的传教士们来到迦普恩，他们很快就让村民们皈依了基督教。不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坦巴兰崇拜停滞了下来，男人房子的权力也式微了。尽管直至今日，坦巴兰神祇依然没有向女人揭开其面目，神圣的笛子还保存在雨林的壁龛里，由几个男性村民照看。男人房子（在任何时候，村子里都有两到三间）依然保留着禁忌的光环，女人禁止入内。1950年代，村民们建了第一座教堂。因为白蚁的蛀蚀和暴风雨的侵蚀，旧的教堂坍塌后，他们每隔十年就要建一座新的。我到迦普恩的时候，就路过了一座最新修建的教堂。它位于村庄郊野，是我出了沼泽见到的第一座建筑。这座教堂也是当时村子里最大的建筑，可以容纳一百多人。这也是唯一一座没有被架起来的建筑，这意味着每到周日，尤其是大雨过后，村民们无法习以为常地坐在低矮的长椅上。他们得站着做礼拜——男人站在教堂右侧，女人和孩子站在左侧——在污浊的水坑里。当地一个识字的男人每周日做弥撒，村民们在昔日是象牙白，如今是透着蓝色的耶稣肖像的注视下吟唱祷告，这幅肖像是很久以前一位来过村子的传教士捐赠的。我开始入住迦普恩后，也乖乖地和村民一道上教堂。每个周日早晨，负责祷告的人就会敲响立在村子中央的那面鼓，召集大家来做礼拜。我跟随着几个村民，慢慢地走出家门，来到泥泞的教堂。母亲们怀里抱着婴儿，肩上驮着娃娃。男人、青少年和儿童则三三两两绕过水坑赶来。我恭敬肃穆地坐着或站在后面的男性区域。我自己不信教，一开始觉得这些周日的宗教仪式很烦人——令人厌烦地打断我要做的工作。说真的，我从不享受这些仪式，沉闷的天主教仪式，中间夹杂着短促的吟唱，漫不经心，声音尖细。渐渐地我才穿透这层无聊的浓雾，意识到村民们的宗教生活绝非无关紧要。相反，这对于我理解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来说至关重要。我来迦普恩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一门语言会消亡？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恍然大悟，问题提错了。或者说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没人说了，一门语言自然就消亡了。
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 How a Language and a Way of Life Came to an End in Papua New Guinea当然，你可以问为什么人们不再说这门语言，那就更有意思了。语言学家是为数不多的认真在意语言消亡这个问题的人（还有一些语言活动家往往为时已晚了才发现，他们祖先的语言已经奄奄一息，濒临灭绝）。但当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时，永远语带失望或责备。当语言学家或语言活动家问“为什么使用者不说这门语言了”，他们的言外之意通常是：“为什么这门语言的使用者辜负了我们？为什么他们眼睁睁看着一件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一件人类百宝箱里价值连城的首饰，一件本应妥善保存的精美作品消亡——或至少也得等到我们把它独特的音位、词法以及它生僻的句法记录下来——为什么这些目光短浅的忘恩负义之徒，即便可能面临着什么偏见，又或者，甚至冒着被种族屠杀的风险，但为什么，哦，究竟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明白自己的语言有多珍贵，他妈的为什么就不教给自己的后代？”如今，许多研究语言消亡的语言学家甚至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说这些语言的人。他们乐于把濒危语言比作濒危物种：一门被淘汰的乌兹别克语被比作受到威胁的兰花；一门衰亡的巴布亚语就像加利福尼亚秃鹰。就在我们都被鼓动去关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时候，许多语言学家似乎认为，为濒临灭绝的语言寻求同情和支持的方式（不论在实践层面意味着什么）就是挪用生物多样性和物种灭绝的话术。当然，还有比用花朵或稀有鸟类做比方更糟糕的思考语言问题的方式。但把濒危语言比作濒危物种的一大难题在于，这类比喻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自然界。然而，我们不应该通过自然界来理解语言为什么消亡。毕竟，娇弱的兰花不会被送进学校，学习一门它们从未听过的世界通用的语言，它们在学校里只能学到传统的兰花的生活方式是多么错误。加利福尼亚秃鹰也不会改信基督教，然后被告知它们作为秃鹰的生活是堕落邪恶的。说句公道话，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语言身上。但它们的确发生在那些语言学家和语言活动家关心的语言的使用者身上。通过把濒危语言比作濒危物种，我们被引导以生态圈而非政治系统的语言来思考问题，如此一来，一个简单的认识被模糊处理了：语言的消亡绝非一个自然现象。相反，它是深刻的社会现象。语言消亡的原因不在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机，也不在于被音韵更广阔或句法更丰富的语言所取代。语言消亡是因为人们不再说它们了。我意识到与其探究为什么一门语言会消亡，倒不如追问：一门语言是如何消亡的？我需要研究的是这个社群里的语言使用者们发生了什么，使得父辈们不再把他们的语言教给孩子。语言是从何处开始消亡的？又是如何持续的？需要以任何人的名义作出一个决定吗？一门语言会不会在任何人都不希望它消亡的情况下就这么销声匿迹了？据我估计，五十年后，泰雅博语就会完全消亡。我第一次到迦普恩的时候，说这门语言的人差不多有九十个，总人口一百三十。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使用者四十五人，总人口约两百。随着村庄的扩张，语言萎缩了。尽管，在所有迦普恩人的记忆中，会说泰雅博语的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一百五十个：泰雅博语的鼎盛时期，说这门语言的整个人口仅够塞满一节纽约地铁车厢。尽管这一数字很小，但这样一门小语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并不特殊。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语言只有不到三千名使用者。语言学家们估测，这里面百分之三十五（意味着约三百五十种）的语言的使用者从来没有超过五百人。与既有的看法或常识相反，这一群迷你语言并非是因为彼此隔绝造成的。并不是村子跟村子因为大山或密不透风的丛林的阻隔才产生了这么多语言。恰恰相反，在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最高语言多样性（语言最多）的地区是彼此轻易就能互通的地方，比如沿着河流和小溪划一个木筏就能到的地方。而那些更难到的地方，比如像脊柱一样蜿蜒曲折穿过这个国家中央的山区，则是同一种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地方（最大的一门语言叫恩加语，使用人数超过两千）。对于这样反直觉的语言分布，语言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以语言作为区分彼此的手段。在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用宗教、饮食习俗或衣着风格来将自己与外人相区别，而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则通过语言达成了相似的结果。他们想与邻居显得不同，而让自己与众不同的途径就是语言多样性。这片陆地上，大量相邻的群体共享相似的关于死后世界的传统信仰。他们的巫术、仪式、祖先崇拜都大同小异。他们共享起源神话。白人于19世纪中期到来之前，他们的穿着打扮如出一辙（直到今天，他们依然穿得差不多，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衣服都很有限——主要就是T恤，男人穿短裤，女人穿老太太那种松松垮垮的“罩衫”，当初传教士引进这种服饰的目的是为了让她们显得端庄，遮住过于暴露的胸部）。相邻的部族都捕食雨林里的猪和鹤鸵，以西米、芋头或红薯为食——只要他们的土地上能长出这些主食。尽管他们生活的这一带，不同部族的人彼此互不隔绝，泰雅博语本身确实是一个语言的孤岛，这意味着它与其他语言没有明显的联系。它的词汇与任何其他语言都不同，诸多其他语法上的特殊之处让它在该地区的巴布亚语言里独树一帜。没人能解释为什么泰雅博语是一个孤案。“二战”结束后，村民们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把村子搬迁到了离红树林更近的地方，试图（但没有成功）吸引买家前来购买大米，之后他们还满心期待地种了花生。但迦普恩此前一直都位于整个低塞皮克盆地最高的山上。这座山仅高于海平面五百米，今天也算不上高，但上千年前，就只有这一个岛。这样一门孤立的语言，在这样一个过去是孤岛的地方，或许说明泰雅博语是一门特别古老、土生土长的语言，早在大海退去，塞皮克河形成之前，它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也促成了几千年前，一拨又一拨移民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内陆来到海岸地带。不管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管它有多袖珍，泰雅博语就像英语、俄语、纳瓦霍语或祖鲁语一样五脏俱全，这意味着它已经发展并稳定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上百年，或者上千年。所有往昔的繁荣鼎盛都在1980年代戛然而止。那个时代中期，成长在这个村子里的孩子们不再学习泰雅博语作为第一语言，这尚属首次。他们学的语言叫皮金语。据估计，皮金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四百万使用者，是这个国家使用最广的语言。与泰雅博语或任何这个国家其他土著语言不同的是，皮金语——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洋泾浜话”或“鸟语”——的历史非常短。像多数今天依然存在的混杂语一样，比如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克里奥尔语或非洲的喀麦隆混杂语，皮金语作为一种种植园语言崛起于19世纪后期。在太平洋地区，欧洲殖民者带来了大量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到种植园劳作。劳动者们加工椰仁干（烤焦晒干的椰肉，用于榨油）或采集亚洲菜肴里的一款美味——海参，这促成了19世纪中期到后期，遍及南太平洋的庞大产业。这上千号人——他们语言不通，但得在一起工作，遵照欧洲督工的命令——做了什么呢？他们发明了一门新的语言。这门语言的许多词汇借自发号施令的欧洲人的语言（所以tok意思是“talk”，sanap意思是“stand up”，pik意思是“pig”，misis显然是“白种女人”的意思，masta就更明显了，“白种男人”的意思），但其语法则深深植根于他们在母国说的家乡话。从19世纪后期诞生之初，皮金语就是许多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嘲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建立在英语基础上的词汇的泛滥和扭曲，骗了说英语的人，让他们以为（很多人依然这么认为）这种语言不过就是牙牙学语版的英语。而这些人大部分是这么说话的，发出“带他来他来”这样的指令——他们鲁钝的耳朵和种族偏见使他们无法识别正确的形式，Kisimi kam。从那些彼此之间说这种语言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人的视角来看，白人跟他们说的才是儿语。他们给它起了一个贬义名称：tokmasta（白人话），他们轻蔑地称呼它，在白人背后窃笑白人过去对黑人颐指气使时说的那种语言有多么蹩脚。几十年过去，这种被发明的语言开始定型。动词凝固下来，词序稳定，语法也固定了。从劳动合同中获得解放的男人们把这一语言带回了家，像根茎一样从种植园散播到村庄里。就像他们被遣返回家时，作为报酬收到的工厂里生产的布匹、大刀、斧子和陶瓷贝壳一样，男人们把皮金语当贵重物品带了回来。这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那些背井离乡在种植园里劳作的男人们互相之间就在村子里说着这种语言，以此彰显自己的见多识广，吓唬那些或许从没离开过出生地几天的乡巴佬亲戚和邻居们。大约在1916年，皮金语来到了迦普恩。“一战”爆发前一年或更早之前，从沿海传来消息，当地白人正在寻找为他们卖力的年轻人。这些白人是来招募劳工的德国人，而他们招募的人会被运往德国人在新几内亚（当时还是德属新几内亚）东部的莱伊海岸和各大远方岛屿建立的椰子种植园。两个迦普恩人阿亚帕和怀齐去了海岸寻找那些白人。亲戚们反对，认为白人想引诱他们离开村庄然后杀害他们，但他们一意孤行，蠢蠢欲动，想外出历险。他们没有理会亲戚们，找到了招工的人，然后跟着他们走了。阿亚帕、怀齐和许多来自内陆不同地方的人一道被带到了科可波的椰子种植园，就离腊包尔的德国人定居点不远，在新波美拉尼亚的一个偏远岛屿上。他们在这个种植园停留了至少三年，显然目睹了“一战”爆发时（当时“新波美拉尼亚”被断然改成了“新不列颠”）澳大利亚人对德属新几内亚地区的占领。我在迦普恩的语言老师老拉雅还记得阿亚帕——就是他的父亲——描述过inglis（也就是澳大利亚人）如何抓捕德国人，并“把他们塞进大木箱。他们把所有人都塞进木箱里，钉得严严实实，把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1914年澳大利亚人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后，阿亚帕和怀齐回家了。流传下来的故事是，他们衣锦还乡般地回到了村里，提着他们劳作得到的果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的木巡逻箱，满载而归：钢刀、大刀、斧头、工厂生产的布匹、欧洲烟草、碟子大小看上去像贝壳的瓷碗。（新几内亚各地的村民们都把平贝壳当成无价之宝，知道这一点后，德国人就批量生产白瓷的冒牌货打发他们的劳工。）但比他们带回来的物品更令人印象深刻也更长久的是他们说起的在种植园工作时的故事。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在为白人卖力时习得的新语言。跟当时大多数新几内亚人一样，阿亚帕和怀齐也以为皮金语是白人的语言。就像进入村子再分配网络的钢斧和假贝壳一样，白人的语言也是这样：阿亚帕和怀齐立即开始和同龄人分享这一语言。阿亚帕和怀齐回到迦普恩的几年后，一群来招工的澳大利亚人突然出现在村子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白人真的光临这个村子，随即引发了恐慌。村民们吓坏了，多数人逃进了雨林里。只有阿亚帕、怀齐，还有几个过于虚弱来不及逃跑的老人留了下来。看到村民如此惊慌逃散，澳大利亚人采取了据说历经时间考验的说服技术：他们把留下来的老人聚拢起来，阻止他们离开，直到老人们焦虑的呼唤召回了几个年轻人。在那个时候，阿亚帕和怀齐帮招工的人做了思想工作：他们告诉村民，跟这些白人走，就会去他俩之前去的地方，就能学会皮金语。“我们已经教了你们一点白人的语言，”据说他们这么告诉村民，“但你们掌握得还不够。如果你们去了种植园，就能学得很好。”于是一种学习皮金语的模式建立了。年轻人先在村里学一点语言基础，然后作为合约工外出工作，把皮金语“学好”。之后，他们回到村子，再把这门语言教给年轻人。到了1942年，日军轰炸腊包尔，新几内亚卷入“二战”，十三个迦普恩男村民（成年男性人口总共在二十五个左右）背井离乡，做了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种植园工人，其中七个回去了。（留下来的六个人里，五个要不就是娶了当地女人再也没回去，要不就死在了种植园里。战争结束后，有一个带着新不列颠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去了。其中一个叫莫内的小男孩，许多年后成了我最珍视的语言老师之一。）战争让这一切戛然而止。日军出现在塞皮克河北部一带，也就是迦普恩所在的地方，澳大利亚殖民官员们齐齐消失了。起初，好奇的村民们欢迎到来的日本人，还帮了他们很多忙——在大本营给他们盖房子，提供给他们西米换盐。但很快，士兵们开始染上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随着联军的轰炸切断了补给线，他们开始挨饿。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和暴力，村民们被吓坏了。村民们抛弃了山顶的村子，逃进了雨林里，住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一年多无法回到他们的园地。那一阵子就像被施下了一道悲惨和死亡的诅咒：几乎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口（五个男人和十二个女人）死了，或许死于肆虐当地的痢疾。死了这么多人，许多是老年人，意味着对皮金语一窍不通的村民数量大幅减少。大部分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村民懂一点皮金语，许多幸存的男人这门语言说得相对流利。战后，皮金语的地位在村里巩固了。除了许多说泰雅博语的村民离世，这一语言取得牢固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基督教的到来。村民们至少从1930年代起就已经知道基督教，但直到战后才有神父来到迦普恩，那个时候这个地方要比现在更难进入。战后，村民们再也没有回过山顶的村子，部分原因是村子不复存在了：发现村民逃跑后，日军恼羞成怒，烧毁了所有被荒弃的房屋。村民们在山下平坦的平原上重新定居，就离日军建立大本营的地方不远。但这个地方还是很偏远：因为它与最近的可以通行的溪流相距甚远，到达那里要艰苦跋涉三到五个小时穿过沼泽：那里水深齐胸，都是泥，还到处是巨型淡水鳄。第一个来到迦普恩的传教士是一个叫希拉里昂·莫林的加拿大天主教神父，他于1948年来到村子里。他回来过几次，到了1950年代中期，他已经为二十五名村民完成施洗。所有关于基督教的言谈都是用皮金语，村民们学着用那门语言背诵祷词，唱赞美诗，听弥撒。除了教会的推动之外，离开村子当合约工的年轻人继续学习皮金语。1950年代早期，迦普恩的几乎每个未婚男性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约十七八个年轻男性里有十四个），在远方的种植园当合约工，在偏远的莱镇当下级水手或路工。这些人都熟练掌握了皮金语，回到迦普恩时，他们延续了父辈们建立的传统，彼此之间以及和孩子在一起时就用这门语言沟通。上述每一变化都导致越来越多的皮金语被越来越多的人在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场景中使用。村民们说，战后皮金语“开始壮大”，而这一“壮大”也让女人和女孩们习得了这门语言，到了1950年代后期，她们已经把它融入了自己的交流中。1980年代时，我和一个妇女谈到皮金语，她告诉我，“战后，皮金语再也不少见了。它到了外面，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土话。我们所有这些战后出生的女人就是说这个话长大的”。村民们日益掌握皮金语后，第一个损失就是他们在其他语言上的能力。在皮金语到来之前，迦普恩人是一个能说多种语言的民族。周遭的村子没人花费精力去学习他们这门小语言——这一情形对迦普恩人来说正好，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把泰雅博语当成一种没人能懂的密语。在和其他村子里的人交流时，迦普恩的男男女女会学习他们说的土话。1980年代我第一次在这个村子里长期停留时，我听到“二战”前长大的老人自信地说着两种和泰雅博语无关、彼此也不互通的当地话，我还看到老人能对一两种其他语言作出回应，他们显然能听懂，即便不会说。在战后出生的那代人里，随着皮金语的“壮大”，通晓其他土语的能力骤降。人们不再需要学习当地语言，因为那个时候用皮金语沟通更容易。女人落在男人后面，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她们还会继续学习其他土语，因为当地的女人大体上依然不像男人那样能把皮金语说得那么好。然而到了1970年代，就连迦普恩的女人们在其他土语上的能力也被皮金语盖过了。一旦女人开始说皮金语，她们就开始把它向孩子引导。这件事本身没什么。跟北欧和美国等地的中产父母不同，迦普恩的成年人不会花费大量时间跟小朋友讲话。他们不会用语言教小孩子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不认为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是能被教会的。而且跟一个婴儿对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婴儿不会拾起话头，也不会回嘴。但当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开始被要求帮母亲照看新生的婴儿时，母亲们就开始向她们发号施令。这些命令——去捡柴火、递给婴儿哭着要的任何东西、爬到树上摘槟榔——逐渐用皮金语发出。女人开始对她们的小孩子做男人们几十年来对男孩和年轻男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做的事——用皮金语差遣他们。事实上，那些用皮金语让儿子、侄子和妻子干这干那的男人，就是被海外的白人用皮金语呼来喝去才学会这门语言的。一门语言就是这样消亡的：在迦普恩，皮金语被整合进了村民的语言库里，首先被牺牲掉的是其他村子的土语，最终是他们自己的土语。村民们掌握的语言数量逐步减少，以至于四代人令人称赞的多语能力弱化成了单一语言。一个过去掌握多种语言的民族现在只能掌握一种。而这唯一的一种还不是他们祖先的语言泰雅博语，是皮金语。我在这个村子里待得越久，越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时，幡然领悟到自己本来设想的来迦普恩的任务——去理解一门语言是如何消亡的——事实上，不过是我天真担起的千斤重担的一小部分。泰雅博语不只是死了——它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等到它消失的那天，它作为一门语言的独特天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除非我开始行动，也就是说，开始把它书写下来，录下来，然后弄明白。
雨林里的消亡：一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终结ISBN 9787108072696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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