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刑辩如行医，当总是安慰

特鲁多医生：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

近期在贵州老家陪侍病重的父亲，一位喊冤的省外刑案（下称A案）当事人家属联系，说想见我。

我说被停业了，还有半年才能恢复执业，现在不能接案件，帮不了当事人，来见我没什么意义。

当事人家属说知道我被停业，但还是希望见我。

我说贵州老家，很偏僻，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有什么事可以通过电话或微信说，没必要千里迢迢来找我，就为与我见个面说几句话。

当事人家属仍然希望见我，并在最近一次通话后，微信告诉我已经从所在省城往贵州进发了，要我老家所在地定位。最终，当事人家属一行数人，根据我给的位置，找到了我老家。

我与当事人家属交流了四五个小时，听当事人家属介绍了案件的情况（包括目前开庭的情况），对当事人家属分析了案件可能的结果，并给了当事人家属一些建议，同时也与当事人家属分享了一些我对刑事辩护的认识。更多的时间是开导当事人家属。

当事人家属说，她们与我的另一个案件当事人冯耀武的姐姐冯战洪老师交流过。我想，一定是冯战洪老师对她们说了我什么好话，让她们对与我的见面充满了期待。但愿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对我们的这次见面交流，当事人亲属一行似乎非常开心。她们说了我很多好话。我能感受到她们是发自肺腑的。

离开前，当事人家属对我说，他们从所在省市出发来贵州时，曾想过我可能会不见他们，或者应付一下就把她们打发走了，即使那样，她们也不会怨我。没想到我跟她们聊了那么多时间，给她们建议，安慰他们，开导他们。

她们还说之前聘请的一位名律师，总是不愿跟她们交流，在相当长的辩护期间跟她们说的话，都没有几句，让她们常有被拒之千里的感觉，总是不知所措，心里很不踏实。

还记得，前几年，当事人喊冤的B案，家属曾在案件一审期间找过我，希望委托我做辩护人，因档期原因，我没有接受请托。

当事人一审被判罪后，家属又多次联系我，希望委托我做二审辩护人，并赶到北京当面请托我，说一审就想聘请我的，似乎想了却早已有之的聘请我做辩护人的心愿。

听当事人亲属介绍了一审辩护的情况后，我曾拒绝当事人亲属的请托。因为，我认为一审律师辩得挺好的，而且一审律师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当事人亲属应该继续聘请该律师辩护。

当事人亲属不放弃，又由其他亲属跟我联系，央求我接受委托，担任当事人二审辩护人。

为满足当事人亲属的心愿，我接受了委托，并在当事人亲属没有如约支付律师费的情况下，开始了辩护工作。

辩护期间，我没有向当事人亲属催要过律师费。我想，我既已接受了委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辩护工作就是了。当事人亲属想必也会去尽力履行支付律师费的义务的。

很遗憾，B案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我的辩护效果并不好。我想，当事人亲属可能不会再支付所欠律师费了。

结果在二审结束不久，曾被关押的当事人家属就联系我，说单位已给其补发了工资，她要把欠付的律师费给我。之后不久，当事人亲属就支付了所欠律师费。

案件结束了，辩护效果还不好，当事人亲属还给付欠付的律师费，这实在让我意外。我也非常感动，为能遇到这样诚信的当事人亲属。为此，我曾经思考过律师与当事人及其亲属之间的相处之道。

记得在接受委托不久的一次交流中，B案当事人亲属曾对我说：“周律师，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像大律师？”

我说自己本来就不是大律师，并问她们心目中的“大律师”是什么样的。

当事人亲属说到了她们在与原来聘请的大律师交往中受到的一些“伤害”，说他们以为大律师都是那样高高在上，不可接近，脾气很大的，没想到我这么有亲和力，这么平易近人，让他们感都没有什么距离，非常值得信任，可以依靠。

与A案及B案当事人亲属的交往，结合刑辩生涯中与其他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交往经历，我深感刑辩律师就像医生，刑辩就像行医。

医生并不能保证治愈每一个病人，但在对病人进行诊治的过程中无疑总是会给病人及其亲属带来希望，让病人亲属获得安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辩护，总是希望通过律师的帮助、辩护，使当事人获得无罪或罪轻判决，而辩护律师也像医生不能保证治愈每个病人一样，不能保证自己的辩护可以让每个被追诉的当事人获得无罪的判决，甚至也不能保证让每个当事人都能获得公正的司法裁判，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疑也需要得到像医生对病人那样的安慰。

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说医生对病人是“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总是安慰”。刑辩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无疑也是“有时治愈（辩护成功），常常缓解，总是安慰”。无论多大牌的律师，当他让当事人及其亲属感动不安全、不愉快，甚至受伤害时，就已远离刑辩的宗旨了！

——周泽 2021.7.17

图：2020年3月，武汉，

落日余晖下的新冠病人和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