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我和苗公的斯宾诺莎缘
洪汉鼎 著 978-7-300-22801-3 2016年7月上市 关于《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关于作者：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三卷本，中德文对照），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诠释学真理？》等。 |
文 | 洪汉鼎
苗力田教授走了，他走得那样仓促，以致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倍感震惊。命运简直不可捉摸，两天前我还参加苗公两位博士研究生的答辩，他与我坐在一起，言谈话语是那样条理清晰，令人一点都不感到他已八十有四高龄。中午吃饭时，他也坐在我的旁边。他不仅兴致勃勃地品尝了一盅五粮液和半盅小糊涂神，而且还那样谈笑风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既相信自己还可活得更长，又相信自己还可完成《康德全集》的翻译。谁知两天之后，苗公突然乘黄鹤西去，去到那个我们永远不认识的王国，而给我们留下的是深沉的哀痛和无尽的思念。
苗公并未教过我，但我与苗公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结识缘，这就是斯宾诺莎。我最早认识苗公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所谓右派问题正等待分配。为了抓紧利用走前这段宝贵时间，我每天从北大步行到人大，在一同学住处翻译斯宾诺莎的《天人短论》。一天苗公来了，他一方面赞赏我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告诉我，他也非常喜欢斯宾诺莎，曾想把他的著作翻译出来，但苦于拉丁文，一直未能实现，因此他要求我一定要学好拉丁文。70年代后期，我从陕西回到北京，暂住黄庄。有天清晨在人大附近碰见苗公散步，苗公头一句话就问我斯宾诺莎翻译做得怎样。我告诉他已将《天人短论》和书信集译完，现正在贺麟教授处读研究生，专攻斯宾诺莎。他听了非常高兴，并且对我能在那种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坚持译完斯宾诺莎表示了由衷的赞赏。1979年我的研究生论文《斯宾诺莎认识论》答辩通过，贺师当晚在四川饭店宴请所有参加答辩的老师，苗公也拄着拐杖来了。记得临走时苗公对我说，他将来也要开斯宾诺莎课和招斯宾诺莎研究生，并鼓励我写出一部有分量的斯宾诺莎研究著作。去年10月，中国社科院召开中国哲学五十年研讨会，苗公同样精神抖擞地拄着拐杖来了。我与苗公打招呼，苗公马上说，他有一博士研究生专攻斯宾诺莎，希望我帮助指导。今年5月26日，也就是苗公去世前两日，我去参加苗公这位博士研究生的答辩，据说本来系里不准备让苗公参加，但苗公非要坚持在场。整个上午我都和苗公在一起，其间苗公告诉我，他曾在学校图书馆里站着把我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一书的《自序》看完，我听后感动万分，这位80多岁的老人对学术的执着和敬业精神真令人敬佩。答辩结束后，苗公再次要我继续指导他的研究生，并要求他的研究生学好德文，因为他知道我收集的斯宾诺莎研究著作大部分是德文的。最后我们吃饭时，苗公告诉我，他还有两项计划：一是要再招研究生，其中有一人还是研究斯宾诺莎；一是带领弟子译完《康德全集》。当我问及译事进展情况时，他说第一卷今年底可出。
贺师曾诗赞斯宾诺莎“宁静淡泊，持躬卑谦。道弥六合，气凌云汉。神游太虚，心究自然”，苗公之为人，正可为此品性作一写照。苗公爱智慧、尚思辨，钟情于柏拉图，潜心于亚里士多德，终生以古希腊哲学为伴，真可说是“神游太虚，心究自然”；他襟怀坦荡，淡泊名利，身体力行，平易近人，终生以“甘守寂寞”为座右铭，真可谓是“宁静淡泊，持躬卑谦”；他情系教育，苦苦在校园里辛勤耕耘50余年，为培养一代又一代哲学后生而殚精竭虑，晚年志在千里，老骥伏枥，以十年时间完成《亚里士多德全集》这一宏伟壮举，继后又毅然再度挂帅，率弟子翻译《康德全集》，此种执着和敬业之精神和气概，难道不可谓之“道弥六合，气凌云汉”吗？我本人特别欣赏苗公“甘守寂寞”之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市侩文人充塞的情况下，学生要做到“心无旁骛，潜心学问”，学者要做到“多读、多思、少写”，难道能离开“甘守寂寞”之精神吗？
斯宾诺莎说：“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认作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苗公一生何尝不是这样一位智者呢？尽管他从青年起就体弱多病，但他却能带着这一羸弱之身躯在人世间闯荡84个春秋。据说苗公经常是在病榻上授徒，许多传世佳作、精妙译文也都是在病房中诞生，但这一切似乎都未折减苗公的天寿，而且愈活愈结实。记得在去年哲学五十年会上苗公曾自豪地说：“不是有人想知道我的近况吗，现在我来了，而且还很结实”，这种心灵的满足确实只能是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知神、知人和知己的结果。如果说“寂寞”一词应有双解，除了有不为尘世欲求所动、宁坐冷板凳之解，也有无学术研究条件、缺乏与学生对话，从而在学术研究上深感孤独之义，那么我倒认为苗公并不寂寞。苗公能在有生之年不脱离大学，一直带研究生，并与一批苗门弟子共同攻克许多科研项目，应当说是令人羡慕的。更何况终其一生，命运未受更大颠簸，这难道不是一种大幸吗？
苗公一生卓越成就大都是在六十岁之后取得，这对我们有深一层的启示。哲学是一门智慧的学问，特别是实践智慧的学问，哲学家的真正炉火纯青时期，应当是在晚期。这与自然科学家不同。亚里士多德曾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学和数学，并在这方面卓有成就，但他们却不能达到实践智慧，其原因在于，这种实践智慧不仅涉及普通的事物，而且也涉及特殊的事物。人要熟悉特殊事物必须通过经验，而青年人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因为取得经验需较长时间。”我们今天要建立一流的人文科学基地和培养一代学术大师，看来是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指导的。尽管过去的“师门”太保守，但如果作为一个师生共建的开放的学术基地，则是很有作为的。
在八宝山，有人告诉我，苗公可能最后未能知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估计过高，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许多人走时备受疾病折磨，可是苗公却在安详之中走向天国，既无痛苦，又无恐惧，这难道不是一种颐享天年之福分吗？如果说遗憾，那就是《康德全集》的翻译，出师未捷身先死；但那样多真诚的弟子一定会尽先生未竟之业，完成先生的遗愿，遗憾又何来呢？
节选自洪汉鼎 著《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转载请联系我们授权，未经授权，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