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重点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现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2012年获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2015年所著《哲学导论》一书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哲学导论》、《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20余部。
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或者说思维方式，是原始的“天人合一”，缺乏人的自我独立性，以致封建专制势力根深蒂固，科学方面难有辉煌成就。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批先进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批判“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原始性，提倡西方的“主客二分”式的“主体性哲学”，以求改变几千年来压制自我的依赖型自我观。受其影响，20世纪初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公开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要求个性解放。这次被称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给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一次重大的打击。但纵观此后百年来的历史，个性解放的历程太缓慢、太曲折，以致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我观还是“互倚型”的，爱依赖他人，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依我个人的观察，当今的依赖型自我观更多地表现在依赖权势、盲从权威方面（依赖于父母、家族的方面现已逐渐减退）。所以时至今日，还需要更进一步提出怎样改变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一直主张吸取西方“主客二分”式的主体性精神，又为了避免其个人主义的缺点，要求把“主客二分”与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高远境界的优点结合起来，于是提倡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天人合一”观，我称之为“万有相通的哲学”：人皆有自我的独立性，但又不是孤立的、彼此隔绝的，而是人与人、人与物相互依存、相互融通的一个有机整体；在此整体中，人既尊重自己的自我,又尊重他人的自我，这是一个自由、多元而又和谐有序的整体。
但是，仅仅这样的提倡，又能收到几分改变依赖型自我观的实效呢？
美国哲学家蒯因（WVOQuine）的“整体论的检验理论”告诉我们，在整个知识或信念的体系中，各种命题构成一个圆圈，居于中心的是内容玄远的命题，其普遍性最强；距离中心最远的感性命题，其普遍性最弱。后者同经验的接触最直接，两者之间的冲突首先引起距中心最远而距经验最近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最后才引起居于中心的命题的调整和改变。这就是说，距中心愈远和愈接近边界经验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愈快，愈靠近中心的东西，其改变的速度愈慢，而中心则不轻易因周边的改变而等速改变，但即使是居于中心的命题也不是不可改变、不可调整的。显然，经济、科技与思想观念形态的变迁关系也类似于这种周边的变速与中心的变速的关系。经济、科技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即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接触的方面，其变化的速度也最快，而居于中心的思想观念形态虽有变化，但变速甚慢。换言之，经济、科技是比较敏感、比较灵通的领域，而思想观念形态则是比较迟钝、比较固执的。把这个观点应用到本文所讲的话题，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是一种思想观念形态，从其本质来讲，就是有惰性的，欲加改变，绝非易事。何况思想观念方面的东西有其能动性，它可以顺势而动，也可以逆势而动。若逆势而动，加强思想统治，则依赖型自我观不但不会减退，反而会加重，依赖权势、盲从权威之风会更加盛行。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当然更要警惕。
怎么办？也许可以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中找到答案。
由于科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已进入网络信息时代，这使中国人的“自我”得到伸张，我们的社会生活日益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现在人们大多都向往以“自我”为中心来设计自己的世界。微博、微信、微电影之类的“微”现象，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尽量满足个人当下生活需要的“微时代”。人在各种“微”生活中，表达自我当下的、片段的情绪和感受，以至即兴的创作，从而大大扩展了自我表现的领域，分享丰厚的世俗生活的意义；尽管这里不免有思想性较弱、内容不够深厚等缺点，但毕竟让我们民族的文化向着个性伸张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与他人、与远在天涯海角的人，甚至与陌生的人，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互联网、手机、电脑的信息交流最具体、最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全世界已形成了千千万万、无穷无尽的由网络联系的有机整体，每件物、每个人都是这一整体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一个交叉点，每个个人既有其为某一交叉点的特点、个性，又与其他个人——其他交叉点息息相关：互联网、手机、电脑还只不过是此种“息息相关”中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人们由此而产生的“相互理解”，则更是深层的。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方面相互理解到当今这样广泛的程度，主要是靠网络信息、科技和市场经济。今天，只要一机在手，地球两端相隔万里的两个人就可以不用面对面地就抒发喜怒哀乐之情。网络信息所造成的如此灵通的时势，已经对当今的权势、权威构成威胁，以致不少网络信息遭到屏蔽。这倒反而说明，网络信息以至科技和市场经济是改变依赖权势、盲从权威现象，改变传统的依赖型自我观的一条途径。
这条途径，比起从意识形态领域直接宣讲一些批判依赖型自我观的思想理论来，也许显得太间接、太迂回，但在一些强大压力下，这条途径则可能减少些震荡而行之有效。网络信息的特点之一是无孔不入，此起彼伏，人人都可发挥独立自我的作用，直至进步的观点最终获胜。从我国当今的情势来看，也许将会是直接与间接两条道路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