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春风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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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菲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以小人物在都市夹缝中的生存与情感折射大时代的波澜壮阔,没有比在东方之珠香港、东方明珠上海为背景更妥帖的了。背井离乡的天津人黎小军和广州人李翘去香港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对方,但他骑车载她穿梭于港岛闹市的那样一刻,两颗心无比靠近、自在。那一刻想来也是他俩阅尽千帆、走过大半个地球再度相遇的终极线索。
唯一遗憾是电影里如果有个香港上海人就更好了。
上海的天气渐渐冷了,清冽的空气里飘荡着海味腊味南北货腥香稠厚的气味和余音绕梁的评弹声。这味道有点像香港。想到香港,我就会想到三四年前香港老赵先生穿着老款杰尼亚风衣来上海招饮的情景。
他那时候常常来。赵先生生于1946年,是香港上海人,大户人家出身。他父亲是无锡纺织业大亨,有数位太太。他母亲是二太太,上海人。家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共有30余位,唐英年是他的表兄弟。(注:唐英年生于无锡富裕的纺织业世家,曾任香港政务司、财政司司长。)
他的上海话还是像香港第一任特首、宁波籍上海人董建华那样带有尖团音的老式上海话,国语却是广东腔得厉害。(注:尖团音是尖音和团音的合称。尖音指汉语拼音z、c、s声母拼i、ü或i、ü起头的韵母,团音指汉语拼音j、q、x声母拼i、ü或i、ü起头的韵母。)
赵先生一副老绅士范儿,喝威士忌,微醺时爱好给众人看相,反复与我强调:“你田宅宫特别好,千万不能去开眼角!”
我突然想到我认识的不少香港上海人,他们都会与我说相似的话。他们的辨识度很强,因为上海人不管身在何地、拿何种护照、PASS和身份证,自矜自爱的特性是不会变的,与生俱来的优雅要强可能是基因里的东西。
那些1949年前后迁往香港的上海人,尽管早已融入香港主流社会,甚至上流社会,但他们至今仍习惯以上海人自居。他们说到“阿拉上海人”时总带些骄傲神色。他们中还有不少是宁波、苏州、无锡、湖州等临近上海的人士,他们统统把自己归为上海人。
老上海人和香港人也将他们视作上海人,反正城市血统上是亲眷。邵逸夫、包玉刚等甬商杰出代表,在香港人眼中也都是上海人。我姨妈一家1984年移居香港,她说那时在香港的苏北人,也都说自己是上海人。
1927年可口可乐进入上海并建立了装瓶厂,喝可乐成为上海有钱人风尚儒雅生活的一部分。“请饮可口可乐”的广告画美女,正是当时蜚声影坛的阮玲玉。阮玲玉的广告效应,使得可口可乐很快成为普通市民的流行饮料。1933年可口可乐在上海的装瓶厂成为美国境外最大的可乐汽水厂。至1948年,上海已成为首个年销售超100万箱的美国境外城市。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外婆在时隔30多年后再度喝到可口可乐时曾向我感慨:“可口可乐啊,外婆小时候就开始喝了……”而香港汽水厂正式生产可口可乐,成为香港特约装瓶厂,则是1948年底、1949年初的事了。可口可乐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符号,却足以体现出上海当年的繁华,与香港远不在一个段位上。
那些香港上海人保留了许多上海特色的习惯,比如爱吃稀饭和生煎馒头当早点;爱选大牌料作去高级裁缝店量身定制衣服,而非拎起一件成衣就往身上套;爱与境况相当的江浙沪籍友人饮茶聚聊,说着说着又要数落起外省人士待人接物的粗疏。
他们离开了上海,就越发觉出上海人做人的精致和周到。那不是坐井观天,上海人的钟灵毓秀,是他们混迹在外省人士中,更能深切体会的。潘迪华喜欢和王家卫、张叔平合作,因为大家都是上海人,都特别拎得清,在一个思维体系里,的确无须多言。而《花样年华》里房东孙太太和苏丽珍因为都是上海人,很快便谈好了房租。
他没错过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内地及香港的各大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质变恰恰在这期间真正完成,而他这批参与缔造了香港经济辉煌的老牌实业家也在无形间成为推动香港历史发展的人。这样的人生,坎坷波折又波澜壮阔,既是命运济济,也是个人选择。
这位风度翩翩的老人几十年来唯一不变的嗜好,就是去油麻地的小摊,吃十几元港币一个的生煎馒头。煎得厚脆金黄的底,馒头皮子上洒着黑芝麻,猪腿肉馅儿,一咬下去,一包鲜汤,嚼起来满嘴喷香。那是整个油麻地里最地道的上海点心。有这种生煎馒头在胃里垫底,周先生就有一种时光流转、重回故乡的温暖。
那生煎馒头的焦香,也令老年的他时时想起半多个世纪前在上海与女友站在城隍庙吃小吃的惬意情景。几只简单的上海生煎馒头,就是链接沪港时空与情感的使者,堪比元宇宙。
喜欢听香港上海人说香港的路名:诸如梳士巴利道、列拿士地台、摩利臣山道那些冗长拗口亦中亦洋的名字被他们用乡音吞吐出来显得格外圆润风情。
湾仔有条路叫谢斐道,住在港岛几十年的姨妈说到这条路,我还以为是“霞飞道”,联想到香港也有淮海路。香港上海人始终习惯说上海话,间或夹杂几个英语词汇和粤语尾音,虽然他们都听得懂粤语。而他们的子孙习惯使用粤语,夹杂着英语,虽然他们也完全听得懂上海话。
于是在香港上海人的家中,就形成了很有趣的现象:祖孙三代中,爷爷说沪语、爸爸说粤语、儿子说国语和英语。粗看像鸡同鸭讲,细看才发觉对答如流。不过这样的家庭,随着爷爷辈逐年老去、故去,也将会越来越少。
上了年纪的香港人常说,餐厅茶楼里那些戴着翠镯钻戒、白胖靓衫的女人,说话你侬我侬,桌上摆着好菜式,旁边陪着的先生客气斯文,穿得山青水绿,那一定是上海人。他们眼中的海派,就是会生活,会保养,擅交际。
建筑设计师王致平先生,我认识他时就快八十岁了,祖籍苏州,谦和低调,相貌清矍,一起饮茶时,不断为我斟福建香片,简单的米色薄夹克随意挽着袖子,袖口露出芭宝莉的经典格子。
潘迪华在1951年由沪抵港后,住在上海人集聚的北角,对香港第一印象是落后,似乡下渔港。彼时的香港还不懂得如何繁华起来。有一张老照片:潘迪华穿着黑色旗袍外加玄狐披风,翡翠耳环垂至香肩,巧笑嫣然熠熠生辉,惊艳了当时香港简陋的摄影棚。
这个上海淑媛激起了香港人对上海与繁华的想象,她是香港人眼中高贵的海派真迹:独一无二,永远矜贵。这种感觉正是香港人后来追寻、拷贝并试图超越的。后来北角成了闽南人的天下,上海人逐渐奔去了荔枝角、黄埔花园、太古城,发达的则住到了半山和浅水湾的豪宅。
双城亦有不少神似的外表:上海外滩,香港维港;上海淮海路,香港弥敦道;上海徐家汇,香港铜锣湾;上海新天地,香港兰桂坊……两地上班族男士也有着十分相似的气质和细节:他们普遍发型整洁、衣着得体,背包里总有一包湿纸巾,尽量不使自己显得油腻可憎。在搭电梯时,无论地位高低,总会用手挡住电梯门,请女士先行。这种习惯成于内而形于外,是一种文化自觉。
他们说话音量都不大;他们大都讲究饮食,不反感下厨,且擅烹调。对他们而言,庖厨并非普通家务劳动,而是上升到饮食文化的高度,值得花时间与精力。
这或许源于双城某段近似的身世。两地都深受中西两种文化的浸染。中式的谦忍和西式的豁达,成就了沪港男人温良体贴,循规蹈距又不失乐天通达的性格特征。他们按揭买房,认真做事,供养家庭,从未放弃过向海内海外的拓展之心,当然暗地里也有酒台花径风月无边。
他们也许能大富,却难以大贵,不会大恶,却也少了某种成就大事的魄性和狠辣,他们搅不动太大的政治风云,却适于从商和当高级白领。他们很少给予女人惊涛骇浪要死要活的体验,却能用另一种宜家宜室、透着烟火气息的情怀,串起平凡而缠绵的日子。他们的力量往往有着柔韧的表达,这也使得沪港女人的美里有了某种恢弘的气度。
住在此地大半生的老香港人甚至不太习惯过海去尖沙咀,你会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感觉到他们对过往记忆的珍惜与惦念。
很喜欢港岛的实体小店,那些连锁的化妆品店、不起眼的电器行也曾客似云来,都承载过我们早期赴港旅游的熊熊热情,如今不知是否别来无恙。
时间很快到了21世纪10年代,那时在一些零食店,港人磨蹭半天买了三十港元的凉果,一旁内地游客出手豪爽,动辄即称了两千多元零食,结算时店主会面无表情地多赠送两罐腰果糖和一磅西梅。那时候姨妈口里还经常挂着百佳、惠康、屈臣氏等连锁商超快消店的名字,那是香港人的烟火日常。
这些年超市获利空间有限,百佳将被卖盘的传言不绝于耳,香港人真心不愿看到开在家门口近50年的超市消失,不愿承认百佳对李嘉诚不再要紧,更不愿看到香港市场对李嘉诚来说已不再重要。这些百货零售业为底层香港人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当然,其中拼命干了一辈子也买不起李家一间厨房的香港人,也不在少数。
前些年爸妈曾多次赴香港探亲游玩。到港第一天,他们总是先逛上环的海味街。走过窄陡的鸭巴甸街,就从中环到了上环。那些陡坡和上世纪初的楼宇衍生出的怀旧光影,最合适黑白照片。
何藩镜头下寂寥而执拗的老香港,上环是最重要的取景地,有着岁月神偷也带不走的古早味,保留着香港开埠初的风情。海味街一带以某某行命名的海味铺子少说上百间,每寸立面都恣意汪洋地展示着自家赞货。
香港是移民城市,广东人和上海人最多,他们嗜食海味,春节年菜海味尤其不能断档。有几年姨妈在上海过年,她为我们烹饪的保留年菜是鸡汤煨鱼翅和发菜蒸大元贝,最家常的做法,却层次分明、鞭辟入里、回味悠长。
我二十多岁最闹忙的年华去香港,最爱铜锣湾尖沙咀兰桂坊和山顶,年轮渐增后也爱上了上环。吃一块古法慢煎的西多士配冻鸳鸯,讨价还价买些元贝花菇,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好时光。
记得25年前那个燠热的夏日,电视机里,落日余晖下的香港美得惊心动魄,英属英治时代结束。末代港督带着淌眼抹泪的家眷登船离别。香港回归在我们这代人最热血沸腾的时代完成,我们对香港多少是有点情结并能相对客观看待的。
真希望经历了这几年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逐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后,东方之珠香港能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作为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世俗的混合体,香江必将魅力重绽。
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弟作为人才从上海引进香港已有十余年。他成为了新一代香港上海人。香港待他不薄,他的职业和能力是在香港培养起来的。记得今年春夏之交上海静态管理时,我们之间爆发了成人以后第一次正式的争论。虽然言语知性,相对克制,但谁也不会被谁说服,辩论的最后,是祝福各自的城市在遭遇无法预判的风险时,从容的顺势而为、闯过难关。在低处辩论,在高处握手,才是成年人的友谊吧。
黄昏时的香港,仍然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温柔。若是怀上海的旧,再也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香港了。据说至今在湾仔、北角的一些酒吧里,依然能听到姚莉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穿梭在北角、铜锣湾、筲箕湾的有轨电车,老上海单是看见那笨拙竖向空中的辫子,就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前些年常有友人去香港公干。平时我们联络并不多,各忙各的,然而彼此之于对方,却始终是安心而稳定的存在。他们会冷不丁私信我:“给你买了么凤话梅王。”多年前我偶然聊到自己喜欢吃那儿的话梅,100元也就几颗。这家尖沙咀著名的凉果店名叫“上海么凤”。
一晃三年没吃到“上海么凤”的话梅王了。2023年,不知能吃到吗?
作者:专栏作家,中国作协会员,上海市作协会员,SMG知联会会员,国家二级音乐编辑,媒体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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