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傅谨：陈丁沙之问终究要回应
编者按
关于“春柳社”是否话剧进入中国的起点，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段公案。有关的当事人俱已离世，然而傅谨说：“陈丁沙之问终究要回应。”傅谨希望能够将中国话剧的缘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客观地澄清。
陈丁沙之问终究要回应
文 | 傅谨
（《读书》2018年1期新刊）
我不认识陈丁沙。
陈丁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前辈学者，资历相当老。二〇〇七年，国内话剧界正筹备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我发表文章质疑中国话剧诞生于一九〇七年的所谓“常识”。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首先是材料，不仅有早期话剧演出的大量史料，还有对江青一手炮制的“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为“大毒草”的疑惑；其次是对张庚的研究。张庚一九五四年初开始在《戏剧报》连载《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七期后就中断了，不是“无疾而终”，因为他随后又发表了《对“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错误的初步认识》。张庚在其中自承受了胡适思想的影响，当时国内正掀起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的热潮，但我完全看不出“初稿”及研究方法和胡适有什么牵连，于是便好奇背后的原因。多年担任张庚助手和秘书的沈达人向我介绍了张庚另一位助手陈丁沙，我因此听说了这个名字，并和陈先生通了一次电话，想请他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并趁机讨教，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最终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十年过去，各地又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刚好陈丁沙个人文集《初鸣不乱弹》出版，其中很多见解引起我的兴致，遗憾的是不少当代史的掌故，他提了一个开头却没有往深里细里说。然而我与陈先生终究缘悭一面，他已匆匆离世，将那许多内情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初鸣不乱弹》编辑出版时，陈丁沙先生身体尚健康，文集想必体现的是他自己的思路。他把一组有关中国早期话剧的专论集中置于文集最前面，这组文章的撰写时间，从一九九七年直到二〇一二年，最后是一篇未署时间的问答体文章，显然是为了借此说出他最重视的观点。在列举大量材料，阐述春柳社之前中国已有很多话剧活动后，他借着提问者的口气写道：“不过，还是有人强调，春柳之前国内的话剧活动，都不能算是话剧，只有春柳成立，并且在一九〇七年演出《茶花女》，才是真正的话剧。这是主张春柳是中国话剧诞生的创始者又一个主观认定的立论，您又如何看呢？”（《初鸣不乱弹》，34页，以下只标页码）答案就在他这些文章里。他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历史错误。
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图为当时李叔同（左）和友人的合影（来源：澎湃）
那么，中国话剧史应该从哪里开始写呢？陈著还收入了他的《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和《中国早期话剧史》写作提纲，给出了他的叙述。他承认“把一九〇七年春柳社的首次演出，列为中国话剧的创始历史”是“五四以来的正统看法”，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个“正统”，并指出上海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编演《官场丑史》比春柳社的日本演出早得多，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更不用说此后还有南洋公学的演出、汪优游等人一九〇六年初成立的文友会，而春柳社最主要的组织者李叔同，赴日前曾于一九〇六年在上海主持上海沪学会演剧部，组织和参加了话剧演出。
陈丁沙的这些叙述，重新激起了我对中国话剧诞生问题的兴趣。然而，如果把将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诞生之标志称为“春说”，陈著认为“春说”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这让人十分意外，我相信从事现当代戏剧研究的多数学者都不会有这种印象。
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等编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
陈著称一九九七年“有人”刻意渲染“春说”，“为了大造舆论，北京一些报纸，忽然连续刊登广告，公开宣布，要举行‘中国话剧诞生九十周年纪念’的各种演出庆典”（26 页）。但因陈丁沙等人反对，只好删了“诞生”两个字。陈著还指出，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书名也是有讲究的。而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的前任所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先有“中国话剧的诞生”一节，再另起一节讲春柳社，不主张与不赞成“春说”的立场显而易见。可是，一般读者不仅疏于解读，更难于体察“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弦外之音，实在不容易看出那是在有意地回避“春说”；似乎也很少有人注意，葛一虹《中国话剧通史》的早期话剧部分与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之间的承继关系。
按照陈著的说法，张庚老虽然在一九五五年初就“初稿”做了公开检讨，但其观点并没有改变。四十年后，当“有人”提出“纪念话剧诞生九十周年”的动议时，他明确表达了异议。《张庚日记》记载了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八日他“在剧场见到了徐晓钟，与他谈了话剧起源的争论：到底是从春柳算起，还是从文明戏算起的问题。主张开一研讨会”（《张庚日记》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研讨会显然没有开成，但至少说明陈说不虚，正式的活动名称里也确实没有“诞生”两个字。而且如陈著所述，即使当年张庚为《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公开检讨，他的话还是让某些人有所顾忌，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四人共同发起搜集的话剧运动史料，正式出版时只能用“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这样略带含混的书名。但是我觉得陈丁沙夸大了张庚阻止“春说”发酵的实际效用，张庚、陈丁沙二位先生难道没有想过，尽管用了这样貌似折中的说法，《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的书名及“纪念中国话剧九十年”的活动名称，岂非依然在暗示春柳社是中国话剧的起源？
这里显然有学术纷争和妥协，而背后人事纷争和妥协或许更关键。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直到一九九七年，反对（至少是不主张）“春说”的张庚、葛一虹和冲在最前面的陈丁沙与另一个坚持“春说”的群体像在较劲，而且似乎找到了双方均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既承认春柳社的作用，同时又避免直接说春柳社代表了中国话剧的诞生。
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黑奴吁天录》（来源：界面）
我说“春说”背后不是事而是人，决非毫无根据的想象。我注意到张庚当年的检讨文章，自戴一顶政治大帽子后马上谈到实质性问题——“对春柳社的估计是不足的，是降低了它的革命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的”，既没有认识到春柳社之前的话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也没有认识到春柳同人尤其是欧阳予倩回国后“以戏剧为武器来捍卫革命”。检讨多次特别提及欧阳予倩的贡献，尽管欧阳予倩在春柳社不是大角色。一九九七年陈丁沙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重要文章《中国话剧九十年？——一份不可忘却的备忘录》引起的风波，也源于欧阳予倩后人的强烈不满。陈丁沙在这篇文章里特别点明，如果要“纪念春柳社成立暨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九十周年”并无不可，但不能说纪念“中国话剧创始九十周年”。他认为一九五七年的活动实际上也是纪念“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五十周年，而不该说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五十周年。这桩由来已久的纷争，都指向欧阳予倩，至于春柳社的组织者李叔同、曾孝谷以及归国后仍短暂从事话剧表演的陆镜若，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有关“春说”的纷争中。
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北京电影学院，1957）
但我以为这既是陈著重点也恰是其短板，在他眼里，话剧短短的历史只是“近年来”才“成了一部被篡改了的历史”（20 页）。他满足于“话剧运动五十年”和“中国话剧九十年”的表述中没有“诞生”两个字，觉得“话剧百年”和“话剧诞生百年”有明显差异，满足于《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一九〇七年是中国话剧诞生的日子”。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恰恰是一九五七年的史料集“引来了一股误导历史的暗流，最后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混乱的局面”（25 页）。陈著认为二〇〇七年之所以能够举办“纪念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活动，是由于“重要的权威人士，如张庚等人已先后过世”和“领导造史”（29 页），其实“因”早在一九五七年已经种下，二〇〇七年收获的只是“果”。当年形成的平衡无比脆弱，失衡的结果从最初就已埋下伏笔。我不想苛责张庚和陈丁沙，从一九五六年由田汉、欧阳予倩等四人共同发起征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不难看到主张“春说”的力量多么强大——当然是权力的强大而不是学理的强大。至于陈丁沙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要把这和他协助张庚在中央戏剧学院讲授中国话剧史并为张庚撰写《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相联系，我是没有证据的，不过从学术争论转化为政治和人事缠斗的例子，在中国当代实在是不胜枚举。
中国话剧诞生于何时何地，与张庚、葛一虹及陈丁沙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但是和早期话剧活动的参与者们却密切相关。因为忽视从学生演剧开始的早期话剧创作演出并竭力贬低其价值，是倡导“春说”最重要的前提。
陈著特别提到一九五七年上海举行的“通俗话剧会演”。这次演出显然是“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的体现，因为它的精神实质与“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史料征集”完全背道而驰。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话剧界内部的分歧是如此严重，影响所及，到了“什么是话剧”和“哪些是话剧”都需要加以论证的程度。陈丁沙把参加会演的所有剧目分为“天知派”与“春柳派”，他说：“春柳派的日本味儿太浓了，所以当时在上海处于孤立状态，观众不太能够接受。相反，天知派的剧目，在民族化方面有很成功的一面，很能迎合上海市民的口味和习惯。”（27 页）这段话既是在说当时的会演，同时也是指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话剧，至少是上海的话剧演出状况。从历史的角度看，把中国早期话剧分为这两派的做法很难成立，“春柳派”只是陈的虚构，如一九五七年上海的会演一样，在早期话剧演出格局里，春柳并没有显著成绩，更没有与“非春柳”的演出相抗衡的力量。但陈丁沙清楚这次会演对早期话剧史叙述的特殊意义，仿佛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所谓“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的同时对另一批早期话剧人的安抚。至于“通俗话剧”，就像“话剧运动五十年”一样，是个弹性的、滑稽的名词，其意在于既没有完全否认这些戏剧作品是“话剧”，同时又要把它们与“正统”的“话剧”相区分。
陈著用“天知派”指称“通俗话剧”会演中除《社会钟》之外的所有作品是否合适（从当年上海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多卷本《传统剧目汇编·通俗话剧》里，我们可以明白“通俗话剧”的内涵有多丰富，剧目有多精彩）暂且不论，他当然知道这段叙述是在揭另一个历史伤疤。
汪优游演出化妆照（来源：新民晚报）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话剧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就开始感受到一股有形或无形的压力，那就是“有人”要把他们打入话剧的另册，不允许他们用“话剧”这个名称。在春柳社还不见影子的年代就投身于话剧演出的早期话剧活动家汪优游、徐半梅、朱双云等人多次大声疾呼，抗议无视他们的存在与价值的霸道行径。从来没有人想过要从学理上和艺术形态上探讨和厘清“通俗话剧”和“话剧”究竟有什么区别，然而就如汪优游当年感慨的那样，他们只被允许称为“通俗话剧”，以表示他们创作演出的是低话剧一等的、还“不配”称 53 40985 53 21938 0 0 5092 0 0:00:08 0:00:04 0:00:04 5092话剧的作品，然而，事实上就如我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上卷里所写的那样，正是有赖于从汪优游、郑正秋到唐槐秋和孤岛与沦陷时期以绿宝为中心的上海剧场的演出，话剧才得以征服了中国观众，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成为中国人的戏剧欣赏对象之一。如果这些作品与演出都被剔除在那无比高贵的“话剧”之外，“话剧”还剩下什么呢？早期剩下了春柳社，其后除了幸运的曹禺，就只有南国社那几位若干年后成了文化领域高官的作者的幼稚作品。因此，把春柳社作为中国话剧的起点，不仅涉及对春柳社本身的评价，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而这样的历史叙事，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九年洪深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一篇奇文。这才是“春说”最早的萌芽。
洪深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徐汇公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恰好是早期话剧的发源地。一九二二年春季，他在美国完成了戏剧硕士的学业，情辞急切地给汪优游写信，表达了回国参与话剧活动的强烈愿望。在汪的鼓励下他果然回国，但发展似乎不如预期顺利。他一九二九年为《民国日报》撰写的《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是有这样的背景的。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把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称为中国“建设新戏的先锋队”，并且特别说明了这支“先锋队”的唯一性。我曾经说这是一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一点也不夸张，文章里有太多表述的粗疏和事实的错漏，但我想在广州一张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作为话剧中心的北京和上海的读者或许并不注意；然而六年之后，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的导言里，有关早期话剧的叙述部分，又直接引用和复制了这段叙述（可惜的是其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后来居然成为话剧研究界的共识）。他大约是懒得去回顾与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他此时的重心已经放在如何叙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话剧发展上。
1924年5月，《申报》刊登洪深导演话剧《少奶奶的扇子》演出广告（来源：新民晚报）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间点值得注意，因为洪深的文章是为广州《民国日报》的戏剧专栏写的，而主持这一专栏的正是欧阳予倩。我们无须按史学家的标准要求戏剧表导演专业的洪深，他不必像学者那样考证中国早期话剧的进程，然而，他既是投奔汪优游才归国的，回国后在《赵阎王》的演出和参加戏剧协社等事项上还得到这位学长许多帮助，岂能对汪优游在早期话剧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一无所知？更何况在洪深写这篇文章前，朱双云的《新剧史》、范石渠的《新剧考》和郑正秋编的《新剧考证百出》早就正式出版了，戏剧报刊上有关早期新剧历程的文章也并不是没有。洪深此时给欧阳予倩主持的报纸专栏撰写这样的文章，对鼓励他回国并将他引荐入话剧界的学长是否算得上赤裸裸的背叛暂且不论，对欧阳予倩的输诚之意，实在是再明显不过。六年之后他延伸了这项事业，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导言里，就像当年为鼓吹春柳社而完全无视其他话剧界前辈那样，对南国社的评价也丝毫不顾事实与常识。
洪深罔顾事实的话剧史叙述，为后人建构以春柳社到南国社为主干、完全无视和率性贬低其他话剧创始人的功绩与成就的话剧史提供了基础，而我猜更令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欣然的是，洪深并非春柳的当事人，所以貌似更为客观。在这样的历史叙述里，上海约翰书院、南洋公学和文友会等学生演剧的存在和作用完全被遮蔽了，同时被遮蔽的还有这批早期话剧活动家持续数十年成功地让话剧为上海的市场观众所接受，并将它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各地的努力成果；而抹煞比春柳社更早的上海早期话剧的存在究竟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焦点依然回到欧阳予倩。
这是陈著所没有涉及的内容，他也许并没有注意“春说”还有那么远的渊源，不然他一定会把这段历史与一九五七年、一九九七年有关话剧诞生的两次风波相联系，也就会更明白历史真相的揭示何以会受到那么强烈的阻挠，而对历史的刻意歪曲为何能够大行其道。
民国初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上演话剧《鸣不平》资料图（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陈丁沙并不是不了解春柳社，他虽然从多方面质疑“春说”，但他又是国内对春柳社最有研究的学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国话剧史料集·第一辑》里的《春柳社史话》就是他写的，今人对春柳社的史料或有更多发掘，但基本史实并没有脱离陈丁沙提供的框架。而且他反复强调，欧阳予倩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春说”，并特别说明欧阳予倩写的《回忆春柳》和《自我演戏以来》都符合史实，这些自述就是否定“春说”最好的证据。同样，我也无意把欧阳予倩看成“春说”逐渐流传的导演，他至多不过是乐观其成吧，不过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一过程背后随处可见的欧阳予倩因素，恐怕也很难读懂与透彻地理解这段历史。
陈丁沙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春柳社成了话剧进入中国的起点。他用自己所经历的相关事件与大量历史材料，说明这一观点的谬误。在这一点上我和陈著有强烈的共鸣，但是涉及具体细节，还是略有不同。比如我比较倾向于把南洋公学庚子年冬（一九〇一年初）的演出（承蒙杭州师范大学黄爱华教授指正，南洋公学演出的“庚子冬十二月”，按公历应该是一九〇一年初而不是一九〇〇年底，所以我要纠正此前多次重复的错误，同时还要一并注意，文友会成立时间应该是一九〇六年初而非一九〇五年）而非约翰书院一八九九年的《官场丑史》看成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既因为约翰书院的话剧演出“所演皆欧西故事，所操皆英法语言”（朱双云：《新剧史》），也由于南洋公学连续四天的话剧演出，如我所说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用话剧演出中国故事”，而且演出的参与和组织者们在此后中国的话剧创作演出领域一直起核心作用；哪怕强调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他们的演出内容也远比春柳社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力量。最近几年我的相关论述里的一些观点，陈丁沙也提出过，比如他指出“早期话剧的正名应该叫新剧”（33 页）等等。只不过我们这一代学者幸运地掌握了更多更好的检索工具，能够运用更多无可辩驳的史料，说明上述历史的谬误。
傅谨著《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我深知史料并不能解决所有历史叙述领域的问题。陈丁沙之问涉及的问题，其实基本上不是史料的问题，因为种种与“春说”相异的材料早就摆在那里，只要略微涉及早期话剧演出史就不难看到。然而就像明明早期话剧里几乎找不到“文明戏”这种称呼，话剧史家还是坚持要把早期话剧称为“文明戏”一样，话剧史家们宁愿花费大量笔墨，牵强附会地论证为什么春柳社之前上海等地的新剧演出都不算话剧，也不愿意直接面对那么多新剧演出史料，干脆就承认这些就是更早的中国话剧演出。
半个多世纪前，话剧诞生这一疑难问题就和陈丁沙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研究话剧史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话剧诞生的问题在二〇〇七年被重新提出时，对“春说”始终抱有警惕且更具影响力的张庚和葛一虹却已经相继离世，只有陈丁沙依然在做似乎无望的努力。又是十年过去了，这次，举办“纪念话剧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质疑的声音更加稀少，倒是固化“春说”的舆论在不断涨高调门，我倒很想知道究竟原因是什么。我猜今天仍然在坚持“春说”的人，多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只不过顺着历史的惯性重复成说而已。
坦白地说，话剧史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只不过是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大脉络的过程中，偶尔涉及话剧史的相关话题。然而陈丁沙几乎用他的一生治话剧史，几乎付出了他所有的学术精力。陈丁沙之问终究是要回应的，假如解开了人事纠纷的死结，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个结论，好让陈先生的灵魂有个安顿？
（《初鸣不乱弹》，陈丁沙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〇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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