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这部成书于1976年的作品被美国多个大学用作历史教材。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这部作品与美国大学教材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背后的秘密，往往被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黄仁宇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创作模式，即通过一个个静态的历史切片，以点带面，把个体的命运演绎成时代的宿命。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选择了皇帝、将军、思想家等为展示对象，为读者渲染了一个死寂的、绝望的帝国。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俾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当黄仁宇用法律的尺度去称量朱元璋“打土豪，分田地”社会革命的时候，他不会指出这是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违背天道秩序和健康社会秩序的又一次拨乱反正，更不会指明这是一场仅次于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土地革命”，对构建明初稳定的社会基础，保障整个社会人民权力方面，起到了决定作用。朱元璋称帝前的天下大乱，正是传统历史一再上演的“自下而上”的自我纠错。而被黄仁宇批评为“抽象的道德”，事实上是洪武皇帝用国家暴力机器保障公平公正的重要举措。道德与法律，是人类抵御社会人道灾难洪水泛滥的两道堤坝，在中国，道德堤坝的作用远大于法律。这恰恰是社会富裕文明的表现，而非黄仁宇用时空错位的“现代性”所刻意渲染的落后。“天下大矜，流散者咸归乡里，斗来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太宗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新朝初兴，当社会资源被较好的分配与重组之后，整个社会迅速繁荣富庶，而整个社会总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平。（不适用于被包装粉饰的“康乾盛世”）道德，是文明教化的结果，我们说“人性”，是在说他的道德表现；法律，是制度驯化的产物，针对的是人的兽性与破坏性。西方一味片面强调法律而漠视道德，是因为其刚摆脱野兽的天性，而其短暂的文明尚未进化出足够的社会意识与人性。在批评明朝“抽象的道德”的时候，黄仁宇的真实目的，是借以否定在他看来这个落后时代制定的制度。他甚至不屑于在明朝的法律与道德之间二选一，因为即便是借鉴历代治理经验而制定的《大明律》，在黄仁宇的眼中，同样是一文不名的存在。
当黄仁宇强调法律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被西方“现代性”包装后的法律本身，而有意无意的模糊法律的目的与服务的对象。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表现。黄仁宇在《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表达了他的另一命题：“一切靠抽税”，凡是在对税收有征收能力的地区，其征收者就有管理、控制此一地区的能力。他用现代经济学的命题：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与路径，只有从财政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改革的深层逻辑。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财政问题往往是引发改革的根本原因，财政改革对整个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税收就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变革社会结构。税收的确可以影响一个政权的存续。但是决定税收来源的，是社会关系或者叫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通过变革税收而改变社会结构。在中国，无论是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哪个不比黄仁宇更懂得税收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农民无法获得土地、种子、牲畜、农具、肥料，不采用良好的耕作方法，就难以获得更好的收成，就无法缴纳更多的税赋。黄仁宇的税收决定论，意味着通过多征赋税，就可以导致更高的收成，更合理的社会组织。还有比这更违反常识和荒唐的想法么？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对富人加征重税，他们只会通过合法的手段逃避税收，而最后只会转稼到社会底层，然后无果而终。这无非是历史上多次上演的梁唐寺庙庄园经济的翻版，并不新鲜。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以“技术诠释”论的视角，认为农业官僚体制阻碍了古代中国商业化发展的进程。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像一个“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层则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农民人口，而中间阶层明显缺乏，或者说中间阶层没有稳固的立足之地，由此导致组织结构毫不复杂，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中间阶层缺乏稳固的立足之地，可以从古代中国商业贸易既起源于农业经济，又回归于农业经济看出端倪。明清时的晋商和浙商多是奉行“义中取利”的理念，并在各地开设会馆，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互济”，这明显折射出农业经济中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同时，古代中国的商业前途不确定性太大，商人们好不容易经商赚了钱，为了安稳起见，需要寻找一个人生退路，于是那些巨商大贾便在家乡广置良田、广购房产，选择重新进入农业经济。当欧洲借助技术的力量殖民全球之后，黄仁宇借助西方的理论与工具入侵中国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黄仁宇反复提及的中间阶层，就是在政官僚与底层群众 之间应该存在一个足够庞大的商人或资本家阶层，以此为社会创造足够的活性。黄仁宇认为，中国社会稳定与活跃的基础，在于沟通上下的中间阶层，也就是商人，或者说是资本家。在这里，黄仁宇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要给资本家争取权力，或者要为资本集团在中国的复辟营造思想基础与生存空间。
既便面对被标榜为“自然经济”的晚清，掌控全球市场的“日不落帝国”仍需借助不断扩大的鸦片贸易来平衡巨大的逆差。而晚清可资出口的商品数额，不足明代的六分之一。不假思索的套用“小农经济”或者“自然经济”是无法解释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与比较优势的。古代中国之所以表现为农业社会，是因为“重商主义”极端的、偏执的社会治理理念出现以前，农业是全世界最为稳妥的社会稳定器。以农村为载体的文明社会，是最适宜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舞台。在农业的表象之下，是欣欣向荣的百工百业。中国的乡镇企业崛起的奥秘，只看到农村、农业，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中国商人在家乡置田买产，黄仁宇口中的“农业经济”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小农经济”，而是先秦以来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商人坐大，导致社会失衡而采取的政策性限制。明代中晚期，当中央政府无力制衡日渐强大的江浙财团，他们实质上已进化为取代国家央行的美联储，而此时的江南市镇，已与今天江浙拥有完成产业链的产业集群无异。帝国财政危机是明朝灭亡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但黄仁宇不会把真相说出来。当黄仁宇说“明清时的晋商和浙商多是奉行“义中取利”的理念，在各地开设会馆，以‘联络感情，增进乡谊，互助互济’”的时候，他不会说晋商在国家严令禁止的情况下，把粮食与军火贩卖给东虏军事集团，不会说南方资本家支持的海商大规模走私的事实。他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典宗悖祖、无家无国的商人打扮成一个个道貌岸然的谦谦君子。自诩为历史学家，黄仁宇对白圭、吕不韦这种富可敌国、掌控天下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干政行为避而不谈；对明代资本家和他们在朝廷代言人是明朝真正的掘墓人的身份与行为视若无睹。因为如果他不回避这些并不隐秘的史实，他的理论就难以自圆其说。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对资本集团的打压与控制，“士农工商”策略的制定，正是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以西方欧美历史为参照系，黄仁宇把中国的历史分为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阶段，在他看来，秦汉时期属于开化贵族官僚统治时期，秦汉的灭亡原因在于中央秩序瓦解，而地方无法实现自治；自隋至宋，是中华文明创造力的巅峰，这一时期中央帝国的瓦解在于农业官僚体系不适应自由市场和党争的加剧；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退缩，而国家缺少倾向管理工具。黄仁宇一出手便腰斩了中国的历史与经济发展史。或许这样，他就可以回避先秦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诸如管子、计然等先秦诸贤的经济思想、著作与施政实践。可以避免讨论春秋战国时期诸国间的经济形态、商业交往与政商关系。而中国的社会形态与文化经济，奠定于先秦而非秦汉宋唐。那一时期的欧洲，又是什么样子呢？秦汉时期，欧洲刚刚学会用火，走出他们的树林；唐宋时期，欧洲和非洲一样成为阿拉伯人奴隶市场上的商品；明清时期，欧洲终于完成了文艺复制与技术转移，实现了近现代意义的被技术与文化塑造的社会与文明形态。黄仁宇点评中国历史，贩售西方的“现代性”与技术理念，其底气无非是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华的技术优势、军事优势和宣传优势。黄仁宇把明清划归同一历史阶段，用相同的原因解释两个朝代的衰亡的做法，巧妙的掩盖了明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满清也并非是其解释的那个样子。
明代衰亡，是出于历史、文化、政治等原因，中国以江南地主集团、晋商集团等本土资本集团无法获得西方资本集团相对中央政权的绝对优势，他们只能通过“挟洋自重”、“养寇自重”等方式逐渐改变力量对比，而达到消弱中央政权的目的。日积月累之下，西方蛮夷与建奴势力日渐强大，而大明王朝被蛀成一具空壳，在强敌环伺之下，内外交困之中，轰然倒地。所以才有崇祯的无力控诉：这满朝文武，个个该杀。清朝则是相反，处于人口绝对劣势的满清军事集团，既然难以取得对主体民族的绝对统治优势，就只能通过给主体民族科技、文化降维的方式来取得相对优势。为此，在清初遍及全国的种族屠杀之后，满清统治集团又祭出了科技灭绝与文化灭绝的弱华之策。
可见，明朝的衰落，是国内资本家及其官僚代言人与外敌长期勾连的结果。而满清的弱，则是巩固既得利益的策略性选择。
事实上，朱熹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是归纳法，也很难说得上科学性。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朱熹的格物，在方法上也与之相同。在很多场合之下，他假借现实的形态以描写一种抽象的观念。他认为一草一木都包涵了“理”，因此他所格的“物”包括自然界。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习惯，乃是人的天赋性格。但是他在作出结论时，却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在黄仁宇对大儒朱熹批评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他使用了诸如“科学”、“归纳”等术语，“钢铁侠大战孙悟空”式的批评与讨伐。他舍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分析方法中的“易象思维”，而采用“科学意义”的“数字思维”或者他推崇的“数目式管理”。事实上，这分属不同的文化维度，这种解读合适么？或者，作为美国教材的《万历十五年》原本就不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这种降维解读本身就是消解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战争。不管怎么解读，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黄仁宇的历史作品，既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书写，也不是基于中国立场表述的。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10万铁骑突然来袭……
在他的一本奏折里提到1562年的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次进攻失败，一哨军官36人全部阵亡。第二哨继之而上，又损失了一半的人员。这时剩下的官兵企图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手刃哨长，才使攻势得以继续不衰，最终击破敌阵，大获全胜。而这次胜利，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
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在黄仁宇这里，都要面临被消解到毫无价值的风险，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甚至以文学的手法创作历史。
戚继光的成就，不仅仅其是中国近代化战法的先行者，更表现为他面对入寇之敌的坚决态度。在中国军事现代化探索方面，戚继光并不是最早的，也不是唯一的。无论明初朱棣远征安南、北京保卫战，还是朝鲜之战。新的技术、装备与战术，都是在战争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
戚继光的困局，在于他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倭寇一个，还有站在倭寇背后的江南资本家、朝廷文官集团等利益团体。早年郑和下西洋的落幕，决定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出现中央政府支持的洛马军工复合体这样的利益集团。日益衰弱的中央政府自无可能为末世的天才将军提供他所希望的资源与支持，与之相反，朝廷内外的势力事实上都已成为戚继光将军的敌人。
在这里，黄仁宇说“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廷置军器局掌各类兵器制造。与此同时，明廷不仅仅在京畿设立火药制造局，地方上也设立火药作坊。甚至在洪武年间，连主要制造钱币的宝源局都制造过一些手铳。由此可见，当时明军对于火器的重视。正是有了这一制造业的基础，明军才得以大量装备手铳。在明太祖一朝，一百军户中，就有十把手铳。
嘉靖时期的《武编》记载这类手铳的使用步骤，特别提及北方不用快药，可见南方是用火门药点火： 手把铳歌曰：一装鎗、二撚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锤、七揷箭、八行鎗、九听号头。哵哵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收队。
而被神话了的西班牙“首创”的排队枪毙法，实则为明将沐英所创。
沐英使用火器对付叛军大象等野兽兵种时，有感于火药装填速度太慢，改进了射击方式。
沐英把少量火枪手和弓箭手步兵混编，摆出前后三队火枪手、神箭手。大象临近时，第一队火枪手、神箭手猛烈射击，然后退至队伍后方专心装填弹药;如果象阵不退，第二队再射;仍不退，第三队跟上。明军火枪、强弩齐发。大象有受伤的，有受惊的，惊慌回逃。
由此可见，在被等同于近代化武器的“红衣大炮”和冠以西方的火绳枪出现之前，中国枪炮与相关联的战术早已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
1633年，大明海军对荷兰海军的料罗湾海战中，荷兰殖民者动用了在亚洲的所有力量，对阵即将灭亡的大明王朝，仍然一败涂地，被迫赔款，并不得不每年向明朝支付费用，以换取商船的安全。
1637年，距离大明亡国只有8年，当英国海军上尉威德尔以为有机可乘，率领6艘船舰进犯中国，遭大明海军痛击，英国最终不得不赔款2500两白银了事。
在实力欠缺的时候，西方总会恰到好处的表现他们的谦卑，接受他们的失败。一旦实力逆转。伪善的殖民者便立刻放弃他们的表演，而展现其野蛮凶残的真实面目。
戚继光的困境既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制度上的，而是传统史学讲的“气数”。
当不断衰弱的中央政府不能制御不断膨胀的资本集团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斗争与互相削弱就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如此，每当朝代更替，旧的利益集团被摧毁。“等贵贱、均贫富”被实践，社会重启之后，总能获得数百年相对稳定繁荣的社会周期。相对于近代战火以来欧美内部的争霸战争和对外的殖民战争，相对于十年为周期的经济危机，以“现代化”自居的欧美并不具备相对东方文明的文化与制度优势。
战后欧美的票选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的“黄炎培周期”，它们只是通过表演式的任期轮替而让不断积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失去革命的对象与焦点，从而掩盖与延后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如今的美国，占人口1%最富有的一群人，手握全美40%以上的财富。美国自2009年以来增加的所有收入，有95%都流向了1%最富有的群体。新冠疫情之下，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0%，达到3.2万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当下的美国有32%的家庭仍未付清房租，2800万人面临被驱离。据美联储对1.2万人的调查，40%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现金。过度商品化与市场化的社会运行方式不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反而会加速社会临界点的到来，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之后，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矛盾或者内爆就是最终的结局。黄仁宇无视西方周期性的内部危机与危机转嫁，而把中国历史视为需要借助西方制度才能完成救赎的腔调，与冷战时期美国为苏联开具的药方并无二致。
黄仁宇笔下的中国周期，不过是被西方话语精心装裱的“黄炎培周期”。其实质无非“贫富分化”四个字。财富与权力，这是所有利益集团的终极追求，也是社会生态繁荣与失衡的底层逻辑。“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面对“黄炎培之问”，人民领袖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仁宇要把数据管理引入历史研究，黄炎培显然比他更懂历史大数据。只有在超过三千年有史可考的历史国度，才能发现这一历史周期。而同样只有如此悠长的大历史周期，才能看到谁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在中国历史面前套用西方经验，无异于用小学生的尺子在马路上丈量长安到北京的距离。
同样的，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经验、一种文化。而这种制度、经验与文化，需要足够厚重的历史来培养。黄仁宇通过推销西方的“重商主义”、“民主”、“法制”等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无异于削大象之足，适袋鼠之履。用一片树叶否定一株树木、用一株树木来否定一片森林。魔术的秘密，在于选择性的展示与遮蔽，如果魔术师失去了遮蔽与展示的权力，他的魔术也就此失灵。
在黄仁宇的眼中，中国的历史是灰暗的、绝望的、亟待救赎的悲惨的纪录，全然无视历代中国人在技术进步与构建文明社会秩序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全然无视华夏民族构建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与技术基础。黄仁宇生活在一个失败的时代，16世纪以来西方在全球的扩张和满清的一连串失败给他带来一种近乎宿命论的论调，他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而是基于宿命论，为他眼中近代中国的失败发明文化基因。当黄仁宇这种论调恰好迎合了西方殖民者统治东方殖民地的需求，他的作品成为畅销文化商品便顺理成章了。现在有些读书人，缺少理解历史的能力，把“现代性”等同于现实，进而用标榜现代性的西式文化来格式化自己的头脑。正如人民领袖所说，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现实植根于历史，这也是正确认知的根源所在。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被志愿军包围。“不要开枪！我是中国人。”一名叫吕超然的亚裔军官用汉语向包围他的志愿军喊到，然后趁着对方发呆时疯狂扫射。从本质上来讲，作为美国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和作为美国军人的吕超然是同一种人。他们的共同目的，在于消灭中国人的生命、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如果您喜欢“博索”，请点亮并转发，更多观点与您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