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而东北亚诸国，围绕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则由来已久。日本以维护朝鲜独立之名，自日朝间“文书问题”起，就不断挑战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俄国自1860年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在觊觎中国东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准了朝鲜半岛，并与日本在“桦太”等地直接展开争夺。日本担心在扩张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紧攫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朝矛盾，始于日朝间的“文书问题”。1868年底，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先问使”抵达朝鲜。在呈递“王政复古通知书”之前的“先问书契”中，一改“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而使用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对此，朝鲜方面反应强烈。朝鲜对日本“无信无约”的指责背后，也隐含着对日本“称皇称敕”的警惕。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内政领域，绝对主义倾向下的主体一元化则是既定的改革方针。借由对“神户事件”与“堺事件”的处置，明治政府承诺对于以幕府将军名义缔结的条约，将以天皇的名义加以继承。这使得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之前，就迅速取得了西方各国对于明治政府作为外交主体资格的确认。
1868年2月15日，有数十名法军士兵，从停在大阪的法国军舰デュクプレス号来到堺市。由于语言不通、互有敌意，当日与日方守备发生武装冲突，法军士兵共有13人（也有说22人）死伤。 迫于压力，明治新政府答应了谢罪、赔款及将当时人处于斩刑的五个条件。但由于切腹现场过于残忍，谢罪进行至第12人便中止了。“江户开城”之后，各国公使又相继在东京觐见天皇，呈递国书，并在协商之后撤销了“戊辰战争”以来的局外中立。天皇作为外交唯一主体的资格被各国所承认。而作为江户幕府时代的“大君外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朝“交邻”关系，则与明治政府力图迅速实现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努力相违背。同时，以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日朝外交，其封建性也与逐渐近代专制化的日本政体相违背。实现江户“无血开城”的胜海舟（1823-1899）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向专擅对朝交涉的对马藩，也不得不废弃原本朝鲜方面认可的印信，又在文书中强调“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际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表明了其外交权限来自于天皇的“授予”，实际上放弃了作为朝鲜“外臣”的身份。日朝间的交往格局，在谨守旧传统与开拓新局面之间的冲突，其背后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东北亚并不鲜见，而其结局也大多蚀刻着时代的烙印：强权与武力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巨舰与大炮决定了国家间的基本关系。谋求改变日朝旧有关系的日本自身，就是在“黑船”的威胁之下打开国门的。在需求突破日朝外交死结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其他列强的威胁，而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俄国。1860年中俄缔结的《北京条约》使得俄日之间形成隔日本海而对峙的局面，旋即俄国军舰就于次年占领了对马，对马藩对此无力解决，甚至提出放弃对马，要求幕府转封九州。直到幕府出面请求英国干涉，俄国的企图才未得逞。
对马府中藩为日本江戸时代统有对马国（长崎县对马市）全境与肥前国田代（现佐贺县鸟栖市东部与基山町）及滨崎（现佐贺县唐津市滨崎）的藩，别名：严原藩，一般都直接称为对马藩。
实际上，俄国的这一动作是对早在1859年英国测量对马海岸的回应，占领对马的俄国官员就曾向对马藩宣传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而英国干涉俄国的占领行为也不过是出于防止俄国在远东壮大实力并为自己谋取利益，英国公使甚至称“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这一事件作为“围绕着日本的严重国际关系的象征，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预想到日本国土将遭到瓜分”。之后日俄在“桦太”问题上矛盾逐渐实质化，应对俄国威胁并在列强的东北亚利益争夺战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左右明治政府外交政策决断的要因之一。桦太（からふと），俄罗斯称萨哈林岛处于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州，名称来自于满语，中文一般称为库页岛。中国明朝时将此岛称作苦夷岛，后来才转音变为库页岛。出于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南下的警惕，日本朝野内外“对露警戒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在围绕朝鲜的“对俄警戒”论调之外，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外务省在明治二年九月向太政官提交的“朝鲜外交报告书”。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对于朝鲜地位的预期，无论“皇朝之藩属”，还是“国脉永世不变”显然与朝鲜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有极大的冲突。朝鲜与日本之间并无“藩属”关系，而“国脉永世不变”之说，考虑到朝鲜与清政府之间的实际情况，与其理解为外务省希望朝鲜不被其他强权染指，莫如说，在外务省的预想中，一个与清政府间并无“藩属”关系的、“独立”的朝鲜更符合日本的利益。虽然在其后发生的“江华岛事件”之时，外务少辅森有礼曾强辩称：
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干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
但事实上，同处于东亚政治文化之下的日本，对于中朝间的藩属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江华岛事件：1875年（光绪元年）8月21日，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炮台开炮示警，日舰便攻毁炮台，日军登陆，屠杀朝鲜军民。外务省早在明治三年就曾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策”，在放弃与朝鲜交往可能，撤退倭馆人员以及以军舰威逼朝鲜迫其开港开市之外，提出“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的办法。希望首先取得与清政府对等的外交地位，并借由此取得对朝外交的地位优势，如果日本不是充分了解中朝关系，显然是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的。而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在当时处理朝鲜外交问题的第一选择。对于中朝关系，木户孝允也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提请岩仓具视处理朝鲜问题时加以考虑，称：“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
显然，日本要令朝鲜成为“皇朝之藩属”或者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以应对预想中，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的可能，与清政府之间关于朝鲜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日本与朝鲜因“江华岛事件”一度走向战争边缘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经为可能的日朝，甚至是日中战争进行准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彭城中平在对营口及周边地理进行调查时特意提到：“(营口)距金州城四百里，距金州城下辖小平岛四百九十里，自此岛至山东芝罘之渡船，顺风一日即达。冬日营口港冰封之后，此地渡船通信仍可为之。”
在充分的武力调查与准备之下，日本以炮舰外交的手段强行打开朝鲜国门，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其第一款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自主之邦”的称谓，一方面是日本追求外交近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朝修好条规》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础。但同时，忽略朝鲜的实际外交地位，“创造”朝鲜“自主之邦”的假象，这也正是《日朝修好条规》的最大目的所在。
而日本政府原本为解决“日朝国交”的“中断”而提出的“对朝三策”，最终还是通过“炮舰外交”，在中朝日三国对于朝鲜地位并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前提之下，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国交”。以损害中朝关系为前提的“日朝国交”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激烈对立。“自主之邦”的表达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中朝之间原有的藩属关系则必然受到损害。这是清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从其自身实力的立场出发，与俄国达成了《桦太与千岛交换条约》，以放弃“桦太岛”的方式，达成了日俄关系暂时的协调。日俄关系的缓和，使得清政府成为了阻碍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的主要对手。而如何实现《日朝修好条规》，将朝鲜“独立之邦”具体化就成为了日本外交中极为重要的课题。时任朝鲜办理公使职的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商谈仁川开港的具体事宜之时，曾向其强调“我政府保护朝鲜之意切，与朝鲜共富强之欲深”。所谓“独立之邦”，在“保护朝鲜”的“意切”之下，无异于一句谎言，而“独立之邦”的具体化，也无非是彻底摈弃清政府在朝的影响力，使朝鲜在日本的羽翼之下，成为日本间隔俄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为此，日本一方面利用朝鲜遣使赴日的时机，极力展示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培养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断实化与深化《日朝修好条规》的各项约定，加紧釜山、仁川、元山等地的开港进程。朝鲜的开港，不单是日本出于扩张其在朝势力的考虑，同时也是阻止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手段。在极力促成朝鲜开港之余，日本方面也极力实现“使节驻扎京城”的政治目的，试图从朝鲜的中枢着手，对朝鲜政府施加影响。朝鲜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同意日本“使节驻扎京城”。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在朝鲜驻留官员、设置使馆的国家。花房义质常驻汉城后，积极开展活动，拜会朝鲜当政要人，宣传日朝接近的必要，在向朝鲜赠送武器的同时，又要求朝鲜聘请日方军事顾问，建立日式军队，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朝鲜方面也正式聘请堀本礼造担任军事教官，成立了“别技军”。然而，这只从装备到待遇都有别于传统军队的日式军队的存在，非但没有使日朝关系更加紧密，相反却成为导致朝鲜局势发生动荡的壬午军变的导火索。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如前所述，虽然有为应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势必南下侵入朝鲜半岛的局面出现而提前布局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试图颠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创造一个与日本“共富强”的、处于日本“保护”下的朝鲜。这一点，非但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与不满，在朝鲜国内也很难获得民意与舆论的支持。这样的背景之下，“壬午军变”的发生，作为朝鲜对于日本势力入侵的自我抵抗，则显得顺理成章。这一深具必然因素的偶然事件给了正在寻找机会回击日本扩张的清政府以机会。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表现出极为明确的态度，其主旨就是“防范日本借机扩大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对朝鲜‘派兵保护’与对日本‘一并护持’，在宣示了宗主国形象之余，也有效地维护了清政府的在朝利益”。壬午军变：1881年，政府成立了一支新式军队—— 别技军，而原有的军队处处受到歧视，甚至拖延13个月不发薪饷。愤怒的汉城士兵在柳春万、金长孙等人的带领下，于1882年7月23日发动起义。起义士兵包围王宫，处死新军主管，处决数名日本侵略者并袭击日本公使馆。
壬午军变作为一次偶然事件，日本军方对此并无战备预案。虽然黑田清隆与副岛种臣倾向于对朝开战，但廷议最终并未支持开战论。也正因为日本政府对于动用武力准备不足，对于壬午军变的解决，日本的外交方针也不得不“一方面秉持政府当局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将和平解决作为基本方针”。花房义质携井上馨训令在重兵护持之下赴朝谈判，而其后签订的《济物浦条约》及其后的《续约》中，除捉拿凶徒的时限及赔款数额之外，日本基本上实现了预设的交涉目标但即便如此，壬午军变对于日本来说，也仍是一次极大削弱其在朝影响力的事件。清政府借由迅速平定壬午军变，有力地对外宣示了其宗主国的地位，其后与朝鲜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更是将清政府对朝鲜的影响及控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局面。原本主动调整日朝关系的日本，其在朝鲜半岛获得的“先手”优势开始丧失。面对此种局面，日本也开始调整其对朝政策。这种调整，外务卿井上馨将其总结为“积极”与“消极”两策，在“内则养成实力为我之隐秘辅助；外则以各国确认其独立自主为要”与“若无法钳制清政府之干涉，则姑息其所为以保持日清两国及东洋之和平”之间，日本不得不根据时势做出对其自身有利的选择。与之前“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的咄咄逼人相比，此时的日本也“不得不暂取前述之消极政策以为保持东洋和平之大局以为万全之策”。“朝鲜独立”非但不是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共识”，在实际上，各国也大多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委任其驻华使节兼任驻朝使节。日本寄希望于创造一个“朝鲜独立之邦”被公认的局面，在其尝试参与朝美外交失败之时，就几乎已经注定不会出现了。与西方列强不同，俄国正式踏足朝鲜半岛则显得姗姗来迟。直到1884年7月，其驻天津领事韦贝尔才经由穆麟德的暗中斡旋，赴朝签订了《朝俄修好通商条约》。但与大多数在朝鲜问题上持观望态度的西方国家不同，对于朝鲜来说，“其利益此时尚未遭到来自俄国的直接损害，朝俄之间也并无实际的大的冲突，此外，俄国不但是有助于朝鲜摆脱清政府，能够对清起到牵制作用的力量，同时将来其在牵制英、日势力方面的价值也不言自明”。《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是朝鲜试图外交自主的努力，这种“自主”的努力，也从反面反映出清政府在“壬午军变”之后对朝控制和影响的不断加强。而这一点，也令日本如坐针毡。如果说“壬午军变”导致了日本“被动”地调整对朝政策，那么，“甲申政变”则显然是日本针对日、清势力在朝此消彼长的局面而主动做出的回应。甲申政变：1884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年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鲜开化党人在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支持下，策动了挟持国王，妄图推翻朝鲜王室政权统治的政变，并刺杀了守旧派禁卫大将闵泳翊，攻入朝鲜王宫控制国王，组织起亲日的新政府。
日本以其武力为后盾试图策动朝鲜亲日派政变，却遭到了清政府同样的武力回击。虽然以西乡从道为首的军部势力主张对清采取强硬措施，但就实力与舆论而言，日本对清开战显然难取必胜把握。伊藤博文也坚持先处理对朝交涉，并认为“朝鲜问题既已告和平解决，在此基础之上，对清谈判也应当采取追求和平的方针”。“追求和平”这一方针也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坚持之下，成为了对清谈判的主导方针。在伊藤博文出发赴天津之前，井上馨以外务卿身份发出训令，强调“我政府向以日清两国和好为重……为将来计，善后之事宜当倾向于商弁解决”。伊藤博文赴清之后，中日双方在都做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之下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约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方面就此获得了所谓“共同保护朝鲜”的权利。但是，“当时的亲日的开化派被一扫之后，对于清国来说，以维持宗主权的行使为目的，在韩国驻扎本国军队已无必要……两军同时撤兵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日本势力的相对减弱”。如同当年日本利用英俄互相保持“克制”的时机插手朝鲜半岛一样，俄国也在此时确立了“利用日清冲突的有利时机，占有韩国某处港湾”的方针。由于风传俄国利用《朝俄秘密协定》占据了永兴湾，同时作为对俄国占领阿富汗的回应，英国舰队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巨文岛，试图将其作为封锁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在巨文岛被英国占领之后，井上馨深感此事是“予俄国插手朝鲜以最大良机”，认为“日本近海就此成为争夺之焦点，东亚和平难保”。而清政府则利用解决“巨文岛事件”的契机，以朝鲜宗主国的身份直接与英国展开交涉，使英国“改变了以往对中朝宗属关系的暧昧态度，对之给予了公开的承认……围绕中朝宗属关系的国际形势开始变得对中国有利”。对于此，井上馨不得不以个人名义向李鸿章提出了“朝鲜办法八法”，希望能够在对朝事务上取得与清政府的协调。有日本学者认为“朝鲜办法八法”是“默认清帝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提议以清政府为主导，把朝鲜置于日清两国共同保护之下，以抵抗俄国的入侵”。而已经在朝鲜问题上获得优势的清政府拒绝了井上馨的提议。随着“甲申事变”与“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日本对朝预想的“积极策”与“消极策”接连破产，日本在朝势力受到巨大打击，在其后十余年里，日本完全丧失了在朝鲜的“先手”和“主动”的地位，日本描画的“朝鲜独立之邦”的假象也无从成立。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围绕朝鲜问题的中日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境地的产物。如前所诉，在甲申政变后的十年里，日本在朝鲜丧失了主动，日清矛盾朝着对清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日本来说，发动战争几乎是扭转其被动局面的唯一手段。“防谷令事件”之后，天皇于1893年5月19日批准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条例的颁布，“具体地表明了军队预定不久将要进行战争”。而近十年的备战，也令日本政府对于甲午战争的结果有“乐观”的期待。相对于日本，清政府则对于战争的可能性预估不足，战备更无从谈起。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俄国也对日本发动战争以改变朝鲜半岛状态的企图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中日正式宣战之前，驻东京俄国公使希特罗渥奉俄国政府训令正式向陆奥宗光提出问询，称：“中国政府已请求俄国调解中日两国纠纷，俄国政府甚望两国早日和平解决，因此，若中国政府撤退其派驻朝鲜之军队，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军队”。陆奥宗光称，撤军的条件为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而如果清政府不愿承担改革朝鲜内政之责，则日本政府必以其独力施行之。
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列强对于日本动向的警惕也不断加深。大山岩率日本第二军于1895年1月在山东登陆之后，清政府战败几乎已成定局。此时，在针对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上和日本有同样利益的俄国，也并不希望胜利的一方有任何“破坏朝鲜领土完整的企图”，而战争的继续发展，对于俄国在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东北的利益必将有极大的损害。有鉴于此，在战前拒绝了清政府正式调停请求的俄国，此时也开始尝试了解日本停战的条件。1895年2月，俄国外交部就向日本方面提出，若日本发表宣言承认朝鲜在名义与事实上独立的话，俄国政府愿意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谈判。2月24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拜访陆奥宗光，称接获本国政府电报，表示俄国认可以“朝鲜独立”作为日中媾和的基础。确保朝鲜“独立”，这是俄国的既定方针，而对于日本从中国割地一项，俄国则希望日本能将割地的要求限定于台湾。早在1894年底，希特罗渥曾以私人身份暗示陆奥宗光，“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一事并无任何异议”。在上述俄国政府正式提出以朝鲜“独立”作为“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媾和的条件之前，1895年2月14日，希特罗渥又一次以私人身份强调，“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绝非上策”。面对朝鲜“独立”木已成舟的事实，“俄国利益”更加明确地指向了中国东北。日本通过战争获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割地”是俄国决不能允许的。而在此之前，俄国政府在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远东政策会议上也已做出决定：“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尽可能强于日本；第二，同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所提出的的要求侵犯俄国利益时，则对日本共同施加压力”。
在获悉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包括割占辽东半岛之一项之后，4月6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奏称：“日本所提和约条件，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在4月11日召开的关于远东外交政策的特别会议上，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又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
日本之所以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之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使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人满洲，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我们迟早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也正如维特的推测，日清矛盾的地位随着清政府的战败以及朝鲜的“独立”而逐渐让位于日俄矛盾。而对于日俄于将来可能发生冲突一事，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1890年，山县有朋在提出其著名的“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之论时，就已经声称：“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时，自露(俄)都出发，十数日即可饮马黑龙江。对吾人而言，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时，既朝鲜多事之秋也”。
俄日两帝国的相互警惕，也使得其后的日俄战争与其说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莫如说甲午战争是日俄战争的序曲。而此时甲午战争尚未终结，暗流涌动之下，日俄双方皆已经蓄势待发。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两国争逐的焦点。但对于日本来说，俄国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并不是其考虑如何攫取甲午战争胜利果实的主要出发点，此时的日本，朝野内外“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一方面出于对国内舆论民情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的战略价值也早为日本所觊觎。为此，日本决意占有辽东半岛。这一企图令日本与俄国的矛盾愈发凸显。在获悉日本正式提出割让奉天南部之后，俄国立刻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在彼此协调之后，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又同时向日本政府正式表示对中日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一项表示异议的备忘录。俄国在备忘录中称：露(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阅日本向清国提出之媾和条约，其要求中有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所有之项，此件非但将使威慑清国之都成为常态，同时朝鲜之独立亦有名无实。
上述之情形，将为远东永久和平之障碍。露(俄)国政府为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次重申其诚实与友谊之故，兹劝告日本政府明确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一事。
法国与德国也通过备忘录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对朝鲜“独立”以及远东和平的担忧。对于可能招致列强不满，甚至引发干涉的局面，日本政府在事先亦有预想。对于日本来说，此时做出让步，放弃割地，甲午战争的主要“胜果”立时化为灰烬，果若如此，“即使我当局者为国家长久计忍受内心无限的痛苦，有决心承担将来的难局，但此变化一旦对外发表，将使我国陆海军人员如何激动，我国国民又将如何失望？即使能够减轻外来的危机，但从内部发生的变动又将如何抑制？实已处在内外两难之间，不知轻重何在”。24日，广岛大本营立刻就此事召开会议，会议商定三个方案，“其一：断然拒绝三国之劝告，此种情况之下，当有与三国以兵力决雌雄之觉悟……
其二：撤却对于金州半岛(辽东半岛)之占领，将条约交由各国会议协商，此种情况之下，如何会议，于何地何时会议，仍需与三国公使谈判商定……
其三：全然接受三国之劝告，将(还辽)视为我之恩惠，以确保中国政府对于其他条件完全施行”。
伊藤博文等人虽较为倾向与第二套方案，但从外交实务角度出发，陆奥宗光认为，中日换约迫在眉睫，长期彷徨于和战之间徒增变数，各国出于各自立场，必于会议之间提出种种条件，这无异于招致欧洲各国新的干涉。鉴于此，日本方面将此时的外交方针确定为，“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4月29日，陆奥宗光又接到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的电报，电报中称，近期与露(俄)国外交大臣曾长时间面谈……俄国之所以反对我于大陆的割地要求，根本在于，其认为一旦日本于辽东半岛获得优良军港，日本之势力发展必不限于该半岛之内，日本将来必会向朝鲜全国及满洲北部丰饶之地大举殖民。上述之地久之必成日本之屏藩。俄国之领土势必从海陆两方面受其威慑。由此，日本政府相信，对于俄国，“我国如无以武力一绝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同样觊觎中国东北的日俄两国，双方的意图均已摆在桌面之上，日俄矛盾已是不通过战争无法解决的了。而此时在军事力量上居于下风的日本，除了还辽一途，也别无他法。
日朝矛盾的产生，是宗藩体系与条约体系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碰撞的结果。虽然日本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日朝国交，但是这一矛盾并未随着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空有“平等”之名的条约而宣告终结。相反，日本在朝鲜半岛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但损害了朝鲜的利益，也颠覆了东北亚国家内部间近300年的和平局面。日本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实力此消彼长，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始终保持着对俄戒备、与俄争雄的意识，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俄国的远东政策遂产生直接冲突。日本对于朝鲜、进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而逐渐暴露出来。俄国在默认朝鲜“独立”之余，坚决要将日本阻挡在亚洲大陆之外。日俄双方争夺的焦点从朝鲜转移到中国东北，至此，继日朝、日清矛盾之后，日俄矛盾逐渐成为左右东北亚国际关系走向的主要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亚地区，各国围绕着朝鲜以及中国东北所展开的争夺也令中、日、朝、俄诸国间的关系变动不居，彼此牵连，头绪万端。时至今日，东北亚地区国家间虽然经贸关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但是仍然存在着军事对峙、领土纠纷等诸多棘手问题，而其中有的本来就是近代暨甲午战争以来遗留的问题。有鉴于此，在东北亚时局错综复杂的当下，重新梳理和审视这段历史，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建设稳定而协调的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也不无裨益。
说明：本文原刊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６期，原题为《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东亚评论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