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学人们的中国研究即汉学，是在教养的层次上探究作为文明标准的“中华世界”，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然而，随着朝鲜后期实学的兴起，对普遍文明世界的批判意识逐渐增强，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在普遍世界中的位置。

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表现了这一变化的端倪。

可是，“小中华”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文明观的大转换，又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生活的转换。

曾经作为中华世界通用文字的汉字这时被称为“汉文”，而韩文的地位则相应地上升，被称为国文，朝鲜开始使用两种文字并用的国汉文体。

1446年正式颁布《训民正音》

与此同时，汉学和儒教经典被视为古老的传统，新的中国研究之门随之开启。

在脱离了汉学之后，给中国研究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日本殖民地时代近代教育制度的引入。

近代的学问，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与国民国家的诞生相一致，随着韩国自主的近代化努力遭受失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中国学也就难以沿着自己的方向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相反地日本帝国的学术制度通过京城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城帝大”）移植过来，建立了分科学问制度。

京城帝国大学（1926年4月-1946年8月）

因此，中国研究也被分散到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分科学问之中，只能以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讲座的形态进行研究和教育。

本文所关注的中国史被编入由三分科（专业）所构成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即“东洋史”内。所以，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殖民地学术制度下确立的。

京城帝大的建校目标在于探明被规范于日本及中国文化关系下的朝鲜之“东洋性”。同样研究朝鲜，但重点并不在于其作为民族单位的价值，而是立足于“东洋”这一新价值，重新加以解释。

换言之，充分实现朝鲜的“内地化=帝国化”理念，就是京城帝大存在的理由。

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中国史的性质，从京城帝大史学科的组成即可略见一斑。

京城帝大史学科由国史学、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个专业构成。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日本内地大学史学科相似的三分科体制，但是朝鲜史取代了西洋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科。

这种分科体制不仅导致世界史视野的缺乏，也瓦解了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国史不仅被编入“东洋史学”的学问范畴，还被分解为“支那史”和“满鲜史”，这样的分科也体现了京城帝大史学科要将日本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东亚国家间的位阶秩序体现到历史学范畴的企图。

以讲座制运作的东洋史相关主要讲座不仅包含了历史，也涉及外交、伦理学、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试图藉此重新建构“东洋”。

京城帝大的东洋史研究，正如1931年为因应日本大陆侵略的需要而创立的满蒙文化研究会（1938年以后改称大陆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所体现的，其基本特征就是用日本帝国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然而，京城帝大的东洋史学不仅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以下简称“日帝时代”），甚至在解放后（1945年以后）也对韩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对此，可以通过它对专攻东洋史的朝鲜学生乃至毕业生们的影响来加以说明。

1929年培养出了第一批朝鲜毕业生，他们自以为是通过“国语”（即日本语）掌握了科学的严密性的专家，具有很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其创办的学术杂志《新兴》创刊号（1929年7月号）的“编辑后记”中，他们批判以前的学问“缺乏明确的理论及科学的根据”，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这种自豪心理。

然而他们身为京城帝大学位制度的受惠者，依赖于“作为制度的学问”的权威，因此并未能脱离“帝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窠臼，并且硬要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以往朝鲜人的研究之间的差别性，从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闭锁性。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钻研中国古典所累积下来的学问传统，本来对于东洋史专攻者来说是“中国研究的原体验”，但是在新的学制之下，这种土著学问只能沦为无用之物。

相反地，他们彷徨于作为“国家学”的“国史学”（即日本史）和潜在的“国史学”（即朝鲜史）的想象之间，将东洋史视为国史的外延或对外关系史来把握，同时认为东洋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非现在进行式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

如此，日帝殖民地时期在从制度内的汉学转向东洋史的过程中，在具有近代性的同时，也深深地打上了殖民性的烙印。

因此，若想在韩国寻找自主的20世纪中国研究或在学问上率先进行所谓脱殖民地化课题之批判性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的起源，自然不得不把目光投到制度之外的中国（史）学之上。

1920年代殖民地朝鲜的统治方式转变为文化统治。随着统治方式的转变，报纸和杂志大量涌现，这些报纸和杂志也时常刊载有关中国时事的文章。

从这时起到1945年日帝投降时为止，所发表的有关20世纪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成为现在韩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宝贵资源。

此外，作为制度之外的学术活动，“朝鲜学运动”也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渊源。

从日帝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后，有关同时代中国时事问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也大为增多。

在东亚冷战秩序确立之前的时期（1945-1948年，即所谓的“解放空间”），经历左右翼对立的韩半岛的知识阶层敏锐地关注同时代中国境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围绕建国问题的竞争状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尤其有关现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翻译作品大量涌现，将积极评价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气氛推向高潮。

但是这种活力随着韩半岛和东亚冷战的确立而迅速冻结。

1948年在韩半岛的南部和北部分别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国也在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形成海峡两岸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也产生了分裂。

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韩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共（中国共产党政权）”此一带有敌对印象的名称来称呼，而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使用“自由中国”这种友好的名称来称呼。

因此在韩国大学内外，均衡地分析20世纪的中国变得非常困难，也更难指望形成自己的中国研究视角。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研究的道路即使在这么严酷的冷战秩序下仍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中国史研究一直在东洋史的框架内进行。

回顾韩国东洋史学的发展史，从解放后东洋史学的名称在大学这一学术制度内仍占有一席之地即可知，东洋史学仍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术制度。

因此，由于东洋史学界对于其成立是处于“先给予肯定再惶惶寻找其具体内容”的处境，所以也许实际上根本就是“先后错位”。

因此，东洋史学的首要任务理应是集中清算日本历史学（及与其同时输入的西洋的东洋学）的残渣，即讲求脱殖民化的课题，构筑能够学术性生产东亚史知识的新制度和理念。

不过，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解放之后韩国的东洋史学在坚持实证学风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在京城帝国大学制度之外所进行的朝鲜学运动，即为探索建立自主、主体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可能性而重新解释传统，并继承了基于主体性研究朝鲜近邻文化的学术运动之遗产。

也只有关注到这种特性，才能确实理解韩国学术界努力在制度内进行脱殖民化的同时，持续开拓其独创性中国史研究的全貌。

解放之后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的韩国大学大部分设有史学科，通过这些史学科培养出了一批批中国史研究者。

他们继承了帝国大学的学风，即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在草创期主要研究韩国和中国的交流及关系。

由于此时期在研究资料利用和研究信息的获得上皆相当困难，并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研究中国史本身尚面临诸多难点。

因此，中国史研究集中在韩中关系史方面也许是不得已的。

然而，随着韩国脱离朝鲜战争的后遗症，开始与欧美和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日本的学术信息也逐渐传到韩国。

在此基础上，到了1950年代末，除韩中关系史外，学术界也逐渐开始进行中国史的相关研究。

尤其1960年经历了“四•一九”革命（1960年3月第四届大统领选举时发生大规模选举舞弊现象，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民众抗议运动）之后，韩国史研究兴起民族主义史观，中国史研究也与此相应，开始出现立足于内在发展论视角的研究倾向。

1960年推翻李承晚政府的「四·一九革命」

这样一来，中国史研究虽然得到发展，但在当时冷战状况下，对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中国史进行学术研究又谈何容易。

因此，即使有少量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成果，也多是依据在台湾重构的中国史像（国民党史观）而写成的。

可是，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冷战秩序出现分裂，韩国自己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始由此生发，并在1980年代形成潮流。

若要正确理解其中的原因，则必须再次关注大学之外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和流通，即由于与制度外社会运动连动所累积的中国研究成果逐渐渗入制度内，到了1980年代中国现代史研究才得以活跃起来。

随着1970-1980年代韩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学生运动、劳工运动和民主化运动的篷勃发展，中国现代史研究也在探索韩国社会未来景象的层次上具备了参与社会现实的性质。

这个时期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众多年轻学者的大举登场，亦强烈反映出为解决韩国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而有意识地参照中国革命史的努力。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要数出身新闻舆论界的李泳禧。

李氏在1970-1980年代首先提出中国和越南的革命是“人类的新实验”，进而让那些被所谓反共的“偶像”所驯化的知识青年们的认识发生转换，可说是制度之外的“教师”。

韩国社会运动元老李泳禧

日帝时代以来，舆论和出版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是不绝如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和大学的中国史学（为首的中国学整体）无法充分满足现实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方面，在制度内外起到桥梁作用的闵斗基的努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闵斗基的支持下，制度内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亦可看出端倪：韩国学者于1992年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后来该会发展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会（机关刊物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量的增加也会促进质的提升，首先即表现在研究领域和视野的扩大上，这也是研究人力的扩充和20多年来研究成果累积的结果。

质的提升还表现在方法的多样化及研究水平的国际化等方面，这是韩国学术界内部的自我评价。

在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正式开始之后，从1980年代初起，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这是为了与“20世纪中国政治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中心’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能够采取（脱政党中心的）第三者的视角”。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19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提倡的“民国史观”步调一致，但韩国的特点是“重视国民革命时期大众运动的自律性和（国共两党所促进的）革命的从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对各种社会势力——学生、女性、商人、农民、工人、企业家、秘密结社——的研究比较活跃”。

站在东亚的视角将中国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的研究倾向，具体呈现了从东亚脉络重新审视中国史的形态。

虽然关于这一领域尚无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连锁和交流。

首先，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越境存在的华侨、移民及贸易，还包括旅行、博览会、历史纪念馆、相互认识等素材，旨在探讨中国在东亚如何被表象和被记忆。

与上述实证研究相并行，自1990年代起韩国学术界提出了东亚论述（discourse，在韩国译作“谈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这一讨论之所以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有人评价说是因为它“对民族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及一国史的相对化”。

不过，也很难说这一讨论对20世纪中国史研究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主要原因是它过于侧重对现实和未来的批评，而“没能提出基于具体的历史研究的实证讨论，未能对重新构筑东亚历史像有所贡献”。

不管怎么说，两者间所存在的距离有拉近的必要，因为将中国史相对化的方法也有参考东亚视角的必要。

为此，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积极思考为什么追求及追求什么样的东亚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全然没有呈现缩短两者间距离可能性的征兆。

虽然已有一些对亚细亚主义乃至亚细亚概念本身的研究，但分析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丰硕。

在东亚的脉络下，研究者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性解释，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出超越国民国家的东亚共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从中国史和韩国史逐渐模糊的研究界线，我们也可感觉到东亚论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之间拉近距离的可能性。

中国史研究者自1960年代以来逐渐放弃韩中交流史乃至关系史的研究，专心从事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倾向的存在，中国现代史研究者也尽量避免把注意力放到韩国。

不过现在也感觉到当初中国史研究者为了克服过于偏重韩中关系史研究的弊端，过分强调对中国史本身的研究，结果出现了“缺乏韩国意识的中国研究，没有韩国的东亚史研究这种不够周全的倾向”。

为了克服这种研究偏向，也有中国史研究者开始尝试站在东亚的视角将韩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史视为东亚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

这样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对韩国（人）的认识和政策或在韩华侨、在华韩人，以及韩国人对（包括“满洲”、台湾在内的）中国的认识，其中也有关于孙中山与韩国的关系的研究等。

这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一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性，复原了过去被忽视的历史事实和被压抑的声音，从而有助于纠正被歪曲的历史，开创了和平与和解的东亚史研究的新局面。

贯穿上述2000年以来韩国历史学界有关中国现代史各种研究成果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将来的课题又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应考虑的正是“韩国的视角”是否必要，是否可能的问题。

那么，所谓“韩国的视角”又是何指？这一问题迄今尚未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尽管如此，就广义而言，所谓“韩国的视角”，即以“韩国人固有的历史立场和文化立场”为基础，以主体的视角来选择研究主题和领域，并以此来把握外国史。

狭义来说，也有人主张，基于能够共享“韩国学术界的学问遗产”基础上的研究就是“韩国的视角”。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对这种“韩国的视角”的强调，中见立夫所提出的主张颇值得关注。

那就是：这与日本东洋史学“在确立近代日本自我意识上具相当程度意义”的原生性特征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还有，解放后韩国东洋史里面的主角(actor)虽然由日本换成了韩国，但所谓“东洋史”的概念是否仍与其继承的渊源具有某种关系？

不过，从表面看来，韩国东洋史学界的发展史似乎支持了上述判断，但笔者仍认为这是过于单纯的解释，因为正如前述，韩国的东洋史学在继承了帝国大学东洋史学讲求实证学术风气的同时，也继承了1930年代朝鲜殖民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朝鲜学运动的遗产。

再进一步说，日本东洋史学由于国史即日本史这一领域已经确立，所以把日本历史摒除在东洋史之外。与此不同的是，现在所提出来的“韩国的视角”这一问题意识则是以追求与韩国史沟通的东亚史为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也与脱殖民的课题相通。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因“受日本立场的局限，自我封闭了丰富的知性探求的可能性”，因此采取“局外者的位置”是不是更好呢？

假如近代日本的人种差别意识不是日本固有的，而是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普遍现象，那么为结合近代性对其作全面性的理解，关注并研究看起来似乎与日本毫无关系的南非历史应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这种问题意识确实也有值得韩国研究者肯定之处。因为过于强调“韩国的视角”，可能会有碍于人们从历史学期待对人类和历史的普遍性理解的深化，并有碍于产生同感与互相沟通的感性培养。

不过，这种主张也不能过于单纯地予以接受。因为从日本和中国纠缠不清的近现代史到两国的整个历史，根本无法与南非进行比较，这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明显感受到。

向中国和日本之间呈现的历史靠近，将两国关系本身视为近代世界展开过程的一个环节来深入研究，反而也许更有助于普遍性视角的确立。

即立足于现场，通过发掘与现场关系密切的问题意识及知性的探索，才能确立对现阶段全球(global)层面的知识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抵抗性”和“批判性”。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在韩国所讨论的“韩国的视角”追求重视沟通普遍性的倾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即提倡“韩国的视角”的主张在作为一种学术方法讨论东亚的同时，与利用“从韩国人的视角看东亚，从东亚的视角看韩国的窗口”的主张是相伴而行的。

“韩国的视角”所追求的沟通可能的普遍性，以及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者所提出的“周边的视角”。

不过他所说的“周边”是以中国、日本等为中心而以韩国为周边，并未彻底摆脱一国史的框架，存在着将周边性特权化的危险。

因此，应该注意的是，“周边”并非固定的地理位置，而与研究者的基本视角相关，所谓周边的视角，意味着这样一种态度，即应将中心主导的位阶秩序及其构造本身作为问题来分析。

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出过“双重周边的视角”的问题意识，即同时需要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史展开过程中被强拉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以及在东亚内部位阶秩序中所处的周边的视角。

着眼于世界体制的位阶秩序，确立立体的视野，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那种形成普遍共识的高度。

这种问题意识已经在上面提到过的研究倾向中或多或少得到运用。

不过，为了以后能继续坚持这种问题意识并进一步加以发展，则应该对研究20世纪中国“制度的”历史学加以重构。

为处于“危机”的历史学寻找出路，不只是韩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历史学界所共同面临的当务之急。

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圈之内分业化、专业化的历史学与大众脱节。

而更严重的原因则是：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与国民国家的形成关系密切，而处于现在全球化这一根本性的世界变化之中，国民国家也正在被全面重组。

所以说，现在是身为历史学者应该对自身的知识生产与流通方式和过程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

历史学者如果能够对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做出比其他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更为敏锐的反应，主动瓦解过去的学问体制，并重新加以统合，就能充分恢复历史学本来作为综合学问的长处。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已经试图超越大学这一制度内外的疆界，并超越国境，以新的方式生产和流通20世纪中国的相关知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历了从汉学到东洋史及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转换，而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韩国历史学中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也许会进入新一轮变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