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姆斯 (J. S. Holmes) 1972年面世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勾勒出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和结构，学界普遍视之为学科成立的独立宣言 (Gentzler, 2004:93)。此后描述翻译学派、文化学派以及解构学派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在文化学派与解构学派方兴未艾的时候译界又出现了回归文本、回归语言的呼声。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本的构筑材料，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是共生共荣的，并且“语言问题的研究始终关乎于翻译的本体问题”（吕俊、侯向群，2006:108）。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各个方面都比较成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操作工具。所以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削弱之后，翻译研究似乎又登上了“回归语言学” (Back to Linguistics) 的旅程（Snell-Hornby, 2006:151）。但这种回归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迷惘后的清醒，回归本身并不代表翻译学隶属于语言学。翻译学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隶属于语言学也不隶属于其他学科，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尽管如此，翻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还需要从其他学科汲取知识资源，以促进自己健康发展。

翻译研究一直游走于众多传统的学科之间，学科间性是它格外突出的本质属性（李运兴，2010:277）。目前翻译学虽已成立，但还比较幼小，很多方面还远非成熟，故现阶段主要是“受体”学科，理论建构往往基于其他“供体”学科的知识资源。换言之，翻译学和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主要是一种“供体-受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以翻译学为立足点，引进其他学科相关的理论资源，对之进行变通、顺应、融合，以建立相对自治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为最终目的（同上，2010:284）。可以预见，翻译研究将来也可反过来为相关学科提供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激发新的思考，从而成为理论供体（同上）。这些学科之间从总体或长远来讲是一种平等对话、互惠互利的关系。翻译学是一门高度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这种高度综合性就集中体现在翻译研究的学科间性上，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对翻译研究而言，目前典型的供体学科主要有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生态学等。这些学科和翻译理论研究（传统译论、现代理论等）存在着或供体-受体或理论-应用或类比或邂逅的关系，和翻译应用研究（如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存在着或合作或技术借用的关系（同上：278-295）。不管是何种关系，这些都是翻译研究中学科间性的具体表现。
跨学科移植是现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纵观20世纪中后期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可以认为其走的就是一条跨学科移植的途径（李运兴，2000:1），特别是移植语言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这从方梦之（2004）主编的《译学辞典》中所涉及的众多其他学科 也可略窥一斑。学科间性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实践。如刘宓庆（2003:603）便认为，21世纪的翻译学必将在众多毗邻学科的支持下，走向科学化的发展道路，所谓“荷花虽好，全靠绿叶扶持”。基于自己的理论构筑（如他的专著《文化翻译论纲》、《翻译与语言哲学》、《翻译美学导论》等），刘宓庆提出了翻译学的多学科审视图，如下：

刘宓庆认为图中所示的七种学科是“最基本的七个维度的翻译学跨学科审视”（同上）。当然与翻译相关的还远非这些供体学科，其他如文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生态学等都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另外，图中所示的释义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流派，远非哲学的全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之下还有很多其他次级学科，前者如语义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后者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认知语言学等。凡是翻译研究能够进行知识资源借鉴和利用的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与之构成学科间性的关系，在上图中便体现为圆与圆之间的重合部分。

翻译研究界经过文化学派以及解构学派的洗礼对语言开始重新重视，出现了回归语言、回归文本的呼声。不管是语言研究还是文本研究，语言学都为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工具，特别是文学语言研究。“文学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应当占据本体位置，不应再被视为载体”（唐跃、谭学纯，1995:17），“只要坚持语言是构成小说的物质材料的观念，那么，把小说中的任何审美要素还原为小说文本的语言分析都不算过分”（同上：179）。不只是审美要素，其他如小说的技巧要素、诗学要素、哲理要素等都可借助相关语言学工具还原为语言分析，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两者所体现的学科间性也最为强烈。修辞学可认为是语言学的家族成员之一，亦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