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谨向广大读者奉上历时近五年完成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本书由方梦之教授、庄智象教授主编，约请六十五位翻译学学者撰写，详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近百位翻译家，系统地整理了他们的译学思想、译著译事和翻译经验，重塑我国翻译家的整体形象，凸显翻译事业对我国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作者简介：宋学智（1961—），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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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的翻译活动始于1929年赴法求学之时，终于“文革”初年，共计译著三十四部，五百多万言。罗新璋曾以1949年为界，把傅雷的翻译活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翻译用傅雷自谦的话说，“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而以1949年6月出版的《欧也妮·葛朗台》为标志，“傅雷的翻译进入成熟时期，达到新的水平，形成独自的翻译风格”（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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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在法求学时期，为了学法文，曾翻译都德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和梅里美的《嘉尔曼》，但没有投稿。1929年，他在攻读美术史的同时，开始翻译丹纳的《艺术哲学》第一编第一章，取名《艺术论》，同时撰写了《译者弁言》。同年9月他在莱芒湖度假期间，译出《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应是他最早发表的译作。留法期间，傅雷还翻译了《贝多芬传》，寄给商务印书馆被退回；1933年翻译了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寄给开明亦被退回。上述两部译作后来出版，都是他重新译的。而译著《夏洛外传》的译稿先在几家出版社那里遭拒，傅雷才决定“自己”把它诞生下来。在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傅雷的翻译之路刚刚起步之时，还不可能一帆风顺，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傅雷坚定、执著的翻译追求和对自己翻译才能的信心。所以接下来，从1935到1936年，便有了他的译著《米盖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人生五大问题》《服尔德传》等相继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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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至1941年间出版的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1946年出版的译作《贝多芬传》，奠定了傅雷翻译名家的形象。傅雷在法期间就读到《贝多芬传》，发现“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回国后，他与罗曼·罗兰又书信来往，表达了与罗兰“十分契合”的英雄主义观。《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版于抗战时期，一方面，我们要用“顽强的意志”去追求崭新的天地；另一方面，“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傅雷），所以要坚持、要忍耐，“但愿克利斯朵夫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能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罗曼·罗兰）。而《贝多芬传》翻译和出版的年代，都是“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的危急时代，“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傅雷）。傅雷选择这两部著作翻译，一是要把他曾经所受的罗兰的恩泽转赠年轻的一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个伟大的翻译家总是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的，他要用文化武器武装公众，激励进步青年，服务于民族伟业。所以傅雷的翻译生涯因其契合时代脉搏的文本选择和饱含激情的转化移译，在此显得熠熠生辉。傅雷曾经说过：“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同时在第一个高峰期里，傅雷还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罗素的《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等作家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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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傅雷前期译事活动以翻译罗曼·罗兰为主，那么后期译事活动就是以翻译巴尔扎克为主；罗曼·罗兰的作品汉译如《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为傅雷赢得了广大读者，而其汉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则确定了傅雷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傅雷一生翻译了巴尔扎克十五部作品。《高老头》初译于1946年，重译于1951年，再译于1963年，《亚尔培·萨伐龙》发表于1947年，《欧也妮·葛朗台》发表于1949年，其余各部均完成于解放后，累计约250万字。完全可以说，巴尔扎克的著作构成傅雷后半期翻译的重心。而且，由于傅雷的倾力，不少作品脍炙人口，深受读者喜爱。为何傅雷在后半期主要选择了巴尔扎克？傅敏对此做过解释：“他翻巴尔扎克主要是考虑到政治问题，当时国内的情况，翻译巴尔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一定会翻巴尔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和《人间喜剧》都给予过肯定性的评价，这在那个时代里，如同意识形态领域内特设的通行证，给译者的翻译活动提供了政治上的安全保障（许钧、宋学智）。对此，谢天振、李小均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操纵学派”的研究成果，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个维面出发，把傅雷翻译转向背后的权力制约关系放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首次把傅雷翻译活动与当代译论结合起来，打开了傅雷翻译活动的现代阐释空间。

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也不完全出于政治考虑。早在1938年，他就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傅敏）。或许因为巴尔扎克的浩瀚博大，傅雷需要假以时日，准备酝酿。金圣华做过《傅雷与巴尔扎克》的专题研究，她认为：“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与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著；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与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与狂热。傅雷个性外冷内热，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派大师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而且，《人间喜剧》描绘了１９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风貌，十分契合傅雷的文学观，即：“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傅敏）。此外，除了作者与译者性情相近，对文学的看法一致，两人的工作习惯也不谋而合，虽跨越时空，却依然心心相印。傅雷也确实把翻译巴尔扎克作为后来的主要工作。他在1954年说过：“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重要的是，傅雷在翻译巴尔扎克的过程中，确实表现出作者与译者的灵犀相通。早在1951年，他就说过：“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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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期翻译活动中，傅雷除了主攻巴尔扎克外，还翻译了梅里美、伏尔泰和丹纳的作品，这些翻译不仅显示出傅雷高雅的艺术品位，也体现出傅雷在翻译风格上具有不止一枚印章的大译家的才华。一方面，傅雷的翻译一步一步地突破艺术的难关，越来越达到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由于政治运动无端而又无情的打击，傅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几部译稿均不能出版。出版社建议他，如果用笔名当可以印行，但被他拒绝：“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我的译本。”这表现出仅靠稿费维持全家生计的傅雷刚执的骨气，当然同时，也揭露了在特殊时期，政治氛围有时是很不利于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不久后的“文革”刚刚爆发，就把一个度过了“艺术大难关”的翻译巨匠傅雷推进了死亡的深渊。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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