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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汉学家乌苏拉·巴林：中欧在对方眼中的形象与偏见
1939年出生于汉堡的汉学家、作家乌苏拉·巴林博士（Dr. Ursula Ballin）对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有着独到、深入的理解；歌德学院（中国）在线杂志“慕尼黑乡城专栏”作家托马斯•朗与巴林博士展开对话，探讨了历史上的欧洲殖民主义，还分别谈到欧洲和中国在对方的眼中的形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偏见。
咖啡不温不火地煨在小咖啡壶里，蛋糕刚刚出炉。在这间藏书一直摞到天花板的房间里，我拜访了最终选择在慕尼黑定居、生活的乌苏拉·巴林博士。她的书桌上也堆满了纸张、书本，这中间“埋藏”着一台未开机的笔记本电脑，如果不是电源适配器上的二极管信号灯一直在有节奏地闪烁着，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这台电脑的存在。
刚才，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巴林博士家时恰好穿过了英国公园（Englischer Garten），于是，我问起了旅游者到这座公园都会去“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一座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塔，而我们的谈话也就从这里开始了。面前的这位汉学家称这座木制建筑物为“粗枝大叶的仿制品”。邱园（Kew Gardens），也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伦敦（位于）邱的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是英国建筑师威廉姆·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的杰作。钱伯斯爵士生活在18世纪，曾经环游中国、四处考察，之后，他在邱园建造了一座中式宝塔作为装饰。不久，巴伐利亚建筑师们将邱园的中国古塔作为设计范本，于是，中式建筑立即成为当时建筑界风靡一时的新风尚。
乌苏拉·巴林博士来自德国北方。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她来到慕尼黑读大学，专业是汉学。其后，从1980年到2001年，她一直生活在中国。二十多年间，许多中国的城市，例如北京（Peking）、杭州、香港，还有台北，都留下了她居住、生活的印记。多年来，她曾一直供职于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当我问她“您在中国的那些年都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她反问道：“你指的是在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她告诉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两个地区差异还是非常巨大的。”当时，中国大陆仍然属于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贫困的地区。“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一到晚上九点左右，城市里各处的灯光基本上就会熄灭。北京唯一的一个酒吧开在北京饭店的顶楼，不过，当时我们都必须住在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这个名字最初是为了纪念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取的。在那个时候，外国人不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地选择入住喜欢的酒店。“而且，中国朋友也通常不敢随便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军警无处不在，让巴林感到很可怕。外国人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排外态度。而20世纪80年的台湾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当时正逢蒋经国在那里发动了一场狂风骤雨般的政治大变革。那场巨变和平度过，并没有演变成流血事件，这一点令巴林博士印象深刻。
“种族主义和偏见哪里都一样，普遍存在于任何地方”
她还谈起了70年代她读大学时那些来自台湾的同学，当时，这些同学大部分选择住在慕尼黑同一个学生宿舍区里。不过，巴林博士不认同这样的选择，她认为，来自同一国家的人“扎堆”居住在一起不利于尽快地掌握外语。与活跃的德国大学生不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在与外人打交道时非常拘谨、呆板。中国留学生们很少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率性、自然的一面，巴林说道：“你很容易注意到，他们这个群体具有源于非常古老传统的文化背景。”
在中国20多年的生活中，巴林博士经常会在各处感受到当地人对于她这位欧洲女子的傲慢与偏见，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态度，往往是因为人们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一无所知。在遇到不会说中文的人时，有些人立即就会表现得大惊小怪。比如，在1999年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有位女子看到巴林为台湾人献血，就显得特别震惊。巴林博士也看到人们对“欧亚混血儿”的歧视。正如中国人对德国人和欧洲人有成见一样，在另一边，德国人同样也对中国人有刻板印象，一直以来那些偏见既有殖民主义利益的烙印，也夹杂着惧怕的成分。为了证明侵略中国是合法的，中国人就被贴上“残忍”和“懒惰”的标签。“种族主义和偏见哪里都一样，普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位汉学家陷入了沉思，她说：“这确实是一个可悲的篇章。”
到了19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的形象完全逆转
巴林博士向我讲述中德关系在历史上的发展进程。在近代的早期阶段，欧洲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积极的。在战争和瘟疫肆虐的17世纪，透过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会士的眼睛，正经历残暴统治的欧洲人看到了这个东方国度，他们将同时代的中国看作是一个由睿智的明君治理、千百年来一直长治久安的帝国，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信奉一种被视为“自然主义宗教”的世俗伦理准则。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将这个高深莫测的帝国的形象用于他反对专制主义和教会的斗争之中。然而，到了19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的形象完全逆转，变得负面、消极。之前的“长治久安”变成了“停滞不前”。1839年到1842年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强迫中国开放其国内市场。按巴林的说法，就是至此以后，中国人开始经受欧洲人的“恶意刁难与折磨”。“欧洲各国开始瓜分中国的领土，最后，中国人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
接着，巴林博士谈到1900年的拳民起义，即义和团运动，她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于这次起义的同情态度。“如果义和团能更果敢、坚定一些的话，那么他们的反抗运动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乌苏拉·巴林说。但是，在慈禧太后当政的清朝政府里，到处充斥着反对向11国宣战的声音，慈禧的朝廷则采纳了这些谏言。最后，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而在巴林看来，这场起义完全不是像欧洲胜利者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无理取闹”的叛乱。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虽然欧洲人反复不断地念叨着“黄祸”这个概念，但是，与之相对立的反命题也同时存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十多年里，西方人同时对这个远东国家神秘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渴望。通过传教士兼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翻译和引荐，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读到了诸如《道德经》或《易经》之类的中国经典文献。不久，在与主流文化相对的、前卫的反文化领域中，“东方智慧”立即成为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正面的刻板形象。不过，“关于一些来自西方的神秘人物趁机将东方文化顺手牵羊带到了欧洲的说法，则从始至终都一直是个误会”，巴林博士说。
她觉得卫礼贤在中国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因为他并没有机械地采用同时代大部分传教士的做法，巴林将后者称为“殖民帝国主义的帮凶”。与当时通行的做法不同，卫礼贤在他任教的地方采用中文授课，这样，他的学生就有机会到中国的大学继续深造。从1925年一直到1930年——卫礼贤英年早逝的那一年，他被法兰克福大学（又称歌德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聘任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研究讲师”。同样身为汉学家，巴林博士认为，卫礼贤“促进和推动了人们对中国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而且他的努力非常有成效。
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在当下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中关系进入了一个特别的篇章。1938年，由于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因此很多犹太人也不得不从那里逃离。而即便在1938年之后，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馆仍然继续签发前往中国的入境签证。于是，上海成为犹太难民最后的庇护所。两万多名犹太人因此躲过了迫害和死亡。当中大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又从上海移居美国或巴勒斯坦。不过，事实上，犹太人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居住历史了。巴林博士强调，一直以来，这两种古老的文明都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它们都不尚武好战，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在当下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对于当今的德中关系，巴林认为旧日的恩恩怨怨又重新被人们提起，相互抵触的态度再度“复活”。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再度勾起了欧洲人对这个国度的恐惧情绪——尽管昔日“懒惰的”中国人现如今表现得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此同时，目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也使得德中关系雪上加霜。德国与中国曾经努力结成“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般相互理解、尊重的关系，而现实正不断与这样的期望渐行渐远。
不过，好在今天人们能够在全世界各处旅行，这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别的国家。尽管一些德国旅游者前往中国“只是”为了到真正地道的中餐馆吃上“一顿”，而在那些有着深厚学养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中国的观光客往往倾心于欧洲各国所展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我本人作为一个欧洲人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可能讨论‘平等的话语权’这样的问题”，乌苏拉·巴林博士说，但是，她认为平等地讨论、磋商对德国和中国双方都同样有益。“即便在德国这边、或是中国那边不愿意‘尽释前嫌’的人看来，”巴林眨着眼睛说：“他们也觉得，其实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多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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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乡城专栏：慕尼黑 | “有关平等，我们现在还无从谈起”》
作者：托马斯•朗（Thomas Lang）是一位作家。他曾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学习德国近代文学，从1997年开始他一直生活在慕尼黑。对于他来说慕尼黑不仅是一座浮华的名利之城：这个城市更像一杯烈性的龙舌兰酒——只有看到里面的虫子，才知道酒的好坏。朗的最新小说《自由之夜》在2019年8月由柏林出版社出版。
翻译：董璐
版权：本文以Creative Commons BY-SA 3.0 DE版权首发于歌德学院（中国）在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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