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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线下 or 线上?他们从去年戛纳吵到了今年的柏林

陈韵华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2022-09-01
 第71届柏林电影节官方海报, © 柏林电影节 / Claudia Schramke, 柏林


电影节:线上还是线下,这是一个问题。
虚拟电影节的美丽与哀愁和2021年柏林电影节的混搭二段式。


时间倒回去年此时,2020年二月底的柏林电影节,当时最流行的寒暄谈资就是南德和北意大利延烧的疫情。意大利来的影人小心保持着社交距离,有些人口罩不离身。而当时歌舞升平的柏林,还不知口罩为何物。可谁也没能料想到,柏林电影节最后一天就出现了柏林第一例Covid-19,不久便和全欧洲一起陷入第一波封城闭关。之后一整年,全球各大电影节都被迫在危机中寻求出路,重新思考疫情中的生存问题。

电影节的本质是节庆和相遇,让业界影人一起庆祝新电影的诞生,谈笑之间寻求合作,也是观众与电影的相遇、与影人面对面的交流。很多相遇也是巧遇,也许会在转角酒吧碰见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或者在街头和艺术总监聊得开心,让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柏林电影节不对外贩售的小熊胸针相赠。

而没有电影院、没有红毯明星、办不成派对的电影节,如何能够相遇?每个电影节的答案都不同。戛纳和威尼斯坚决捍卫实体电影节,强调在影院看电影的不可取代性。戛纳电影节的主席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接受《视相》(Variety)采访时说,“从戛纳的灵魂、历史、功能来说,数字影展是行不通的模式。数字电影节究竟是什么?难道要在电脑上看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和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电影吗?” 于是,2020年戛纳一延再延,最终公布了一份无法展映的当届入选片单,2021年的戛纳也从五月延到了七月,和历年来一直都在七月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档期重叠。

2020年八月底的威尼斯则延到了九月,幸运在欧洲秋冬第二波疫情开始前,成功举办了全程线下的影展,是欧洲首波封城后第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威尼斯的防疫工作也堪称业界典范,影厅入场前检查体温,前后左右间隔错开的座位必须事先线上划位。红毯被围墙隔开,拉出与摄影记者和民众的社交距离,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和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Alberto Barbera)在红毯上相见,只能以碰肘替代拥抱亲吻。而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最新短片《人类的呼声》(La Voz Humana)主演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手持编织艺术家James Merry设计的黄金镶珍珠口罩,不为防疫,为的是瘟疫时代的时尚宣言。

规模较小、包袱较少的电影节就有更多虚拟实验的空间和弹性。2020年三月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在欧洲疫情爆发后首当其冲,便当机立断地率先搬到线上举行。德国春天的几个电影节,例如五月份的国际奥伯豪森短片节、斯图加特国际动画电影节、慕尼黑纪录片展,也首度尝试线上展映,从受众反馈、观看率和收益来看,都是成功的几次实验。

而2021年一月底的圣丹斯电影节应该是迄今回响最好的线上电影节之一了,新任总监塔比莎·杰克逊(Tabitha Jackson)从2020年夏天就开始规划了线上枢纽,也缩短了电影节日程,让片单回归电影节创办初衷“发现”的概念,出了几部爆款,像是开幕的《健听女孩》(CODA)、演员丽贝卡·豪尔(Rebecca Hall)首度执导的《冒充》(Passing)、Christopher Makoto Yogi的《我曾是个简单的人》(I Was a Simple Man)。确保流媒体顺畅、片源安全之余,还设置3D和VR的派对空间,让影人可以自己设定嵌着自己相片的虚拟化身,随时戴上连麦耳机或VR眼镜,就可以在虚拟空间闲逛。靠近其他虚拟化身,可以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加入对话,一起玩个游戏,或者另开一间聊天室单聊。

© Berlinale

如果情况允许实体电影节同时与数字电影节一起进行,这应该可以是折衷利弊的暂时解决之道。例如2020年九月中举办的多伦多电影节和纽约电影节、十月底的莱比锡国际纪录片和动画电影节。一方面替当地影迷提供维持社交距离的小规模影院放映(多伦多和莱比锡)和露天汽车影院场次(纽约),另一方面也让无法实际前往当地的观众、媒体和影人,同步参与线上版本;纽约的混合式版本吸引了全美五十州七万多观众买票观影,创下历年来观影人次的最高纪录。

2021年冬天的鹿特丹和柏林电影节也结合线上线下,与多伦多、纽约、莱比锡不同的是,线上和线下二者并不同步,而是相隔数月之久。冬天疫情紧张时期只能线上展映,同时筹备夏季的线下版本,希冀疫情和缓之后,可以在室内和露天电影院与观众面对面,一起庆祝影院的劫后余生。

鹿特丹和柏林将各自电影节一拆为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鹿特丹的数字电影节同时为影人、媒体和观众举办,让市场证和媒体证持有者可以在首映后为期一天的时间内,线上看片,也提供固定数目的线上票券贩售给观众;而柏林线上电影节只开放给电影市场业界人士和媒体,并不售票。

© Irmela Schautz / EFM 2021

此时,容我们聚焦柏林电影节。迷影观众群是柏林的强项,每年在零度以下刺骨的寒风中搭帐篷排队、等售票口开门,看得开心就大声笑,心里触动了也不吝惜泪水,总是兴致盎然地参与映后交流。对这个世界上最大型的“公众电影节”(Besucherfestival)之一来说,他们其实就是柏林电影节的灵魂;或者,用前任总监考斯雷克(Dieter Kosslick)的话来说,观众即明星(Das Publikum ist der Star)。这也是为什么现任艺术总监卡洛·查特里安(Carlo Chatrian)和负责市场及赞助商的总监玛丽耶特·里森贝克(Mariette Riesenbeek)不愿意将整个电影节简单粗暴地搬到线上,他们一直等到了十二月中疫情严峻,德国再度软封城,才放弃照常举办实体电影节的执念。不过,柏林电影市场是年初最重要的产业活动,是场买卖版权、策划发行的盛事,和电影业界行事历上五月的戛纳电影市场、十一月的圣莫尼卡美国电影市场,形成三国鼎立之势,这个商业规律即便是疫情当前,也没有协调的空间。



于是,虚拟的柏林电影节让波兹坦广场等了个寂寞,没有穿梭买票、赶场开会、着急看片的人群,没有晚间杯觥交错的红男绿女,也没有街头异国小吃摊,柏林人度过了71年来首度没有柏林电影节的一个二月。往常二月同时举行的电影节和电影市场被硬生生拆成两半——三月第一周在线上举办电影市场、新锐营,同时让业界和媒体线上观看电影节片单,评审团也同步在柏林看片讨论,并于周五公布获奖影片名单;六月则计划展开为期十二天,以观众为主角的线下电影节,依据疫情发展安排室内放映和露天放映,也一并举行开幕和颁奖典礼,邀请得奖的影人来柏林领奖。

将业界和观众分散在两个时段,其实不尽理想,只是现实所迫的挣扎权衡。因为,电影市场和电影节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在电影节首映的片子,可以经由观众回响、媒体宣传,助力制片方找到发行渠道;电影市场的销售、发行经理,也在电影节得以近距离观察全球趋势和观众喜好。

混搭的两段式电影节情况下,柏林片单大幅缩减,从往年一周半的时间内放映三、四百余部电影、共1100多场次,精简为五天线上展映166部。以往对星光熠熠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制作商业取向电影,因为无法借助红毯宣传,因此对线上电影节兴趣缺缺,今年完全缺席柏林的竞赛单元。只有少数大片,如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毛里塔尼亚人》(The Mauritanian),列席了特别单元。

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毛里塔尼亚人》(The Mauritanian)| © STX International / TOBIS

而且,已经安排好德国发行的电影,并不愿意参与线上放映。例如,竞赛单元的《法比安》(Fabian – Going to the Dogs)、特别单元的《最佳销售员》(Best Sellers)和《法式出口》(French Exit)、奇遇单元的《验收测试》(The Beta Test),还有《再见列宁》(Good Bye Lenin,2003)之后一举成名的演员丹尼尔·布鲁赫(Daniel Brühl)自导自演长片处女作《邻家》(Nebenan)。 也在竞赛单元的《邻家》是柏林人特别期待的一部片,在柏林前东柏林的普伦茨劳尔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的一家转角老式酒吧拍摄,用悲喜剧演绎与柏林人息息相关的“绅士化”(Gentrifizierung)、前东德原柏林人和全球化新柏林人之间的资源竞争,以及柏林摇摆在东与西、新与旧、社会正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日常基调。也让我们眼看着丹尼尔·布鲁赫从柏林帅小伙,一晃眼,演活了疲惫的中年。

《邻家》:丹尼尔·布鲁赫从柏林帅小伙,一晃眼,演活了疲惫的中年 | © Reiner Bajo

愿意参与线上放映的电影,限制一天可见,从展映当天早上七点到隔天早上七点,用的是柏林电影节网站上行之多年的媒体看片平台BMS(Berlinale Media Service)。原本一律在首映前禁止发表报导评论,这次因为虚拟展映的性质造成去中心化,让影片各司其政,自己确定报导解封的日期。

新的电影节形式,也带来新的评审组合。电影节希望评审都能够来柏林,在规定的隔离期满之后一起看片讨论,可是基于目前跨境旅行的困难度,评审阵容只能就近寻找,无暇顾及多元族群和地域平衡。评审选择也扩展出了一条新思路,这次由六位往年的金熊奖得主组成:匈牙利的伊尔蒂科·茵叶蒂(Ildikó Enyedi,《肉与灵》)、以色列的那达夫·拉皮德( Nadav Lapid,《同义词》)、罗马尼亚的阿迪娜·平蒂列(Adina Pintilie,《不要碰我》)、伊朗的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无邪》)、意大利的吉安弗兰科·罗西(Gianfranco Rosi,《海上火焰》) 、波黑的亚斯米拉·日巴尼奇(Jasmila Zbanic,《格巴维察》)。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由于仍旧被禁止离开伊朗,只能通过视频参与。他们的排名不分先后,也没有评审团主席。另外,原本的男女演员奖项现在性别中立化,颁发的是最佳主角和最佳配角奖。

2021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阵容 | © Berlinale

过去七年每年都大力赞助250多辆轿车接送电影团队的奥迪,在2020年后决定不再与柏林电影节继续合作。原本让人担心起一众明星前往首映红毯的交通工具,柏林媒体纷纷脑洞大开,提议改用环保减碳的人力黄包车运输。现在则因为电影节数字化,没有了红毯首映,所以在真正举办实体电影节、邀请影人共襄盛举前,这些都是暂时不成问题的问题。赞助商难寻之余,电影节三分之一资金来自票券收益和周边商品贩卖,这些收入可能因为目前未可知的六月份电影院上座率规定,以及缺少外来游客而不如预期,这也是财政一大隐忧。

2020年侥幸与欧洲疫情擦肩而过的柏林电影节,2021年亲身示范了疫情当前,无可奈何的时间与空间错置——三月的奖项在六月颁,拥抱成了电脑前的挥手;自家客厅当作包场电影院,夜店的莫斯科骡子鸡尾酒也代换成厨房果汁机自制特调。一整年潮汐般时松时紧的封城再解封、影院开了又关,不止造成融资、拍摄、发行、展映、宣传困难,其实已经对观影习惯、电影艺术的仪式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并跳脱影院与流媒体之间此消彼长的二元观?等到电影院可以长期持续开放的一天,我们是否可以在虚拟的无邦界性、无局限性,和实体电影节的温度、社交功能之间,找到一种双轨共生的可能?

原标题:《电影节数码还是不数码,这是个问题》
作者:陈韵华,电影学者及策展人,影评人及作者。
版权:歌德学院, 陈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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