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一个移民输入国。远道而来的人们或在此寻找工作，或追求安宁的生活，或希望得到社会保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些德国人移居国外呢？他们为何前往另一些人常常离开的国家？ 文 / 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斯拉法！斯拉法！”卡琳冲着电话喊道。但卫星信号总是时断时续。“你还好吗？”卡琳不停地问。“别担心，一切正常。”她丈夫的声音嘶嘶沙沙地从电话那头传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实际上，那个地方叫中奥廖克马（Srednjaja Oljokma），位于德国以东9000公里。我望着世界地图，好奇身材娇小的卡琳如何完成这一切。从德国到中奥廖克马，至少需要五天时间。“最优路线是经莫斯科飞伊尔库茨克。”卡琳解释说。“在那里过夜，接着乘坐第二天早上的跨西伯利亚列车前往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莫戈恰（Mogotscha）——全程1700公里，需要33小时。随后在莫戈恰换乘汽车向北行驶不到100公里，到达图比克。最后一段旅程还有300公里，视水位情况需要1-4天不等。在没有结冰的日子里，人们只能经由水路到达中奥廖克马：或从南边沿通吉尔河北上，或从北边取道奥廖克马河。” 卡琳是一位对文化和哲学感兴趣的佛教徒。斯拉法是一名猎人，他生性务实，负责养家糊口。他们虽然性情迥异，但却彼此欣赏，互相爱慕。| 私人供图
14年前，卡琳·哈斯（Karin Haß）从汉堡移居被针叶林包围、仅有60位居民的中奥廖克马村。不幸的是，她大约一年前来德国探亲，正赶上疫情爆发。现在，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我第一次来西伯利亚，是因为1998年的一次皮艇之旅。”卡琳回忆说。“此前，我已经去过阿拉斯加、加拿大、波兰、芬兰和蒙古。我喜欢清静，喜爱淳朴的自然，喜欢睡帐篷，也享受哔哔啵啵的篝火声。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一个人旅行，反倒觉得很自在。”在2003年的第二次西伯利亚之旅中，卡琳终于来到了中奥廖克马村，并且很快就爱上了这里。当时那里还没有斯拉法，只有一座座小木屋、热情的人们和环绕四周的神秘针叶林。卡琳决定进一步体验当地的鄂温人那朴素而奇特的生活。但她还是先回了趟汉堡，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两年后，她告别业已成年的女儿，动身前往中奥廖克马。“我在村子里租了间木屋，租期九个月。”卡琳说。“当时，我没想到自己会在那儿呆上更久。” 在2003年的第二次西伯利亚之旅中，卡琳终于来到了中奥廖克马村，并且很快就爱上了这里。| 私人供图
卡琳与当地的鄂温人成为了朋友，与他们一起去采蘑菇和浆果。她逐渐回忆起了年少时在学校里学过的俄语单词，也逐渐爱上了俄罗斯精神——在认识斯拉法后，这一过程更是明显加快。“德国人时刻讲求理性。”卡琳叹了口气说。“而在俄罗斯，一切完全随心所欲。”与斯拉法的相识，正是卡琳顺从自己心意的结果。“我们搬进了一座当地政府免费提供的小木屋。”卡琳说。“唯一的条件，是要负责对其进行维护。屋顶漏了雨，炉子生不了火，我们都要负责修理。木屋的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我们也忙得不可开交。没错，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到了狩猎期，我丈夫经常在针叶林里一呆就是好几天，很多事情都得靠我处理。适应环境其实并不难，毕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斯拉法瞒了我一件事。”卡琳继续说道。“他没告诉我自己有酗酒的毛病。事态暴露后，我要他在伏特加和我之间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接受戒酒治疗，从此滴酒不沾，甚至连酒心巧克力都不吃。为了能够走到一起，我们两个都改变了许多，也做了不少妥协。”中奥廖克马仅有60位居民。| 私人供图
卡琳是一位对文化和哲学感兴趣的佛教徒。斯拉法是一名猎人，他生性务实，负责养家糊口。他们虽然性情迥异，但却彼此欣赏，互相爱慕。“我们都不想改变对方。”卡琳说。“当然，我们一开始也会吵架，但多半只是因为一些琐事。我没法理解在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的情况下，有人还能一觉睡到十点。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一直忙活到晚上。但我周围的人个个安睡到天亮，怡然自得，甚至还有时间喝茶聊天。许多年后，我才学会不要事事较真。”斯拉法也不得不适应颇有主见、喜欢自己拿主意的卡琳。一旦她想做某件事情，就必须努力完成。例如有一次，她叫斯拉法给他们养的狗搭一座防风遮雪的小屋。斯拉法惊讶地看着她，因为西伯利亚的狗并不习惯这类舒适的环境。卡琳不动声色地等了几天，斯拉法一出门打猎，她就亲手搭建了一座这样的狗舍。这件事给斯拉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琳自己烘焙面包和蛋糕。她还负责打理花园，在里头种植西葫芦、茄子、青椒、西红柿和南瓜。斯拉法负责钓鱼和打猎，还能修理屋里的一切。他们生活独立，也不得不自力更生，因为就算最近的商店也非常遥远，而且也不是随时有货。卡琳负责打理花园，还自己烘焙面包和蛋糕。| 私人供图
“我这人没有太高的要求。”卡琳这样形容自己。“我从不追求奢侈的享乐，也不向往大房子和名牌家具。新鲜的空气、潺潺的流水、广袤的针叶林、白雪皑皑的寒冬和低至零下45度的气温，对我来说就比任何舒适的生活更为珍贵。另外，我也觉得这里很自由。这里没有私人领地一说，所以也不会有人阻止我去任何地方。政治的触手还没有伸入这里。与德国不同，这里的人们不会幻想政客会说真话，或是一心一意地为国家服务。他们只知道自食其力，相互扶持。这里没人会让喝醉的人躺倒在雪地上。他们总是会邀请他回家，给他递上一杯热茶，再弄点吃的东西。在这里结交的朋友，就是一辈子的朋友。想去他们家做客，不必提前打电话询问是否有空。当然，我一直在两个世界之间往返：西边有我的女儿、孙子和朋友，东边则是我的丈夫和美好生活。因此，只要还有能力，我就会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来回往返。”二十年前，狄迪尔·施马龙（Didier Schmallong）离开了德国。故乡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地方。“我在摩洛哥的索维拉——一座位于大西洋畔的柏柏尔人古城找到了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宁静、悠闲以及朴实无华的人性。”狄迪尔说。“这里的人面带微笑，彼此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真诚。在这里，一家人世代同堂，没人孤独终老，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狄迪尔望着海洋的方向陷入了沉思。温度计定格在15度。微风拂过花园里的阿甘树叶。“我曾在汉堡从事媒体工作，每天都面临着种种压力。”他终于开口说。“母亲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必须做出改变。我走进一家旅行社，闭着眼睛用手指划过世界地图，最终选定了一个叫阿加迪尔（Agadir）的地方。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摩洛哥的确切位置，但我觉得那是命运的召唤。在阿加迪尔呆了四个月、又在塔加祖特（Taghazout）住了一年之后，我发现了索维拉（Essaouira）。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 二十年前，狄迪尔·施马龙离开了德国。故乡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地方。| 私人供图狄迪尔经营了一年餐馆，随后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不久前，他也开始领取德国的退休金，但因为在德国工作年限不长，所以这笔钱数额不高。但他在博客中写道：只需每月800欧元，就能在索维拉过上王子或公主般的生活。“只需250欧元，就能租到100平米的精美公寓。”狄迪尔解释说。“水电费大约30欧。在德国卖300欧的牛仔裤，在这里只需20欧。那么食品的价格又怎么样呢？我花40欧分就能买到一公斤西红柿或土豆，而且还是没有施过化肥的！新鲜羊肉每公斤6欧。鱼、螃蟹和墨鱼每公斤3.8欧，虾每公斤6欧。它们全部来自大西洋！看病每次大概20欧元。没错，摩洛哥是个宜居的地方！”但低廉的物价也会给新移民带来厄运，因为许多外来移民往往因此粗心大意，热衷于购买迷人的地产和住宅。“在德国，这些人签字前恨不得把合同读上十遍。而到了这里，他们个个争先恐后，生怕错失良机。”狄迪尔说。“随后就会出现许多问题，因为房子可能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狄迪尔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有空的时候，他也会帮助新移民解决北非的官僚体系所带来的问题。由于他跟所有的官员都有来往，所以办事会容易一些。他向新来的德国移民介绍摩洛哥的日常生活，帮助他们申请居留许可，带他们去最好的商店和餐馆。在这里，一家人世代同堂，没人孤独终老。| 私人供图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选择移居国外？”狄迪尔重复了一遍问题。“我认为，许多人搬到这里是因为养老金太低。要是一个人在德国每月领1200欧养老金，却要花800欧元支付房租，那么靠余下的钱过日子并不容易。而这些钱在摩洛哥却能过上很好的生活。一个人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则取决于他的态度以及性格。有些人能很快实现融入，另一些人则依旧过着德式的生活。我在这里见过许多移民，他们每天和同一批人在同一家咖啡馆里相聚，吃着一成不变的欧洲菜肴，却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当地人。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我从来不和这些人来往。柏柏尔人就是我的家人，我无需做任何妥协，就很快融入了这里。对于全新的经历，我一直抱有好奇和开放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我天生喜欢与人打交道！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能出生在这里，所以平白无故地浪费了许多时间。”狄迪尔笑着说。即便在其位于瑞典北部的旅游公司破产之后，37岁的卡塔琳娜·科赫-哈特克（Katharina Koch-Hartke）也从未考虑回德国。要是回去的话，她该怎么带上自己的29条雪橇犬呢？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但却寒气逼人的日子。到了夜晚，气温会下降到零下24摄氏度。卡塔琳娜把越野车和挂车上的东西全部卸下。她刚从附近的山区训练完雪橇犬回来，挂车就是用来运送犬只的。今年她没有参加比赛，但她的梦想是在一两年后带着自己的雪橇犬参加挪威芬马克狗拉雪橇大赛1200公里组别的比赛。“2017年，我们顺利完成了距离较短的500公里组比赛。”卡塔琳娜说。“那是一段前所未有的经历。在五六天的时间里，乘坐狗拉雪橇穿越白雪皑皑的荒原。晚上或许能与自己的爱犬偎依在一起，在睡袋里睡上一个小时。然后就得继续赶路，不断前行。” 现年37岁的卡塔琳娜·科赫-哈特克从未考虑回德国。| 私人供图
目前，卡塔琳娜不知道自己能否克服经济困难，再参加一次芬马克狗拉雪橇大赛。这项赛事每年有约160支队伍和1500条雪橇犬参赛。“报名费是14000挪威克朗（约合1400欧元）。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再掏得出这样一笔钱。”她叹了口气说。2007年，卡塔琳娜感叹人生苦短，不愿再将一切推后。她果断辞去了在牙医诊所的工作，收拾行囊离开了德国。她先是来到瑞典北部，在位于北极圈内、介于耶利瓦勒（Gällivare）和基律纳市（Kiruna）之间的一家哈士奇养殖场工作。她在那里经历了最低达到零下46摄氏度的严寒，同时也感受到了最为热忱的温暖，并借此度过了最为寒冷的冬季。卡塔琳娜与她的女伴约翰娜结婚，搬入了一栋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典型瑞典木屋。她们在木屋周围搭了数十间狗舍。她们所在的米耶科夫（Miekojärvi）是个小地方，只有19位居民，邻居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这里以35000-40000欧元的价格买到一座状况良好的房子。换作德国，这很可能要花上十倍的价钱。她们所在的米耶科夫是个小地方，只有19位居民，邻居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 私人供图“我们为何决定留在瑞典北部？”卡塔琳娜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因为我们热爱大自然，热爱变化万千的四季。我们享受这里的安宁，也喜欢这儿的人。他们为人真诚，脚踏实地，把家庭放在比事业成功更为重要的位置。”在2009年开公司前，卡塔琳娜和约翰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徒步向导经验，做好了周密的准备。随后，她们果断发力，经营起狗拉雪橇之旅、住宿和餐饮业务。事业步入正轨后，她们又追加了投入，贷了一笔金额更高的款项。后来，疫情就爆发了。“所有的旅游团都被迫取消，我们的收入很快化为乌有。我们无力还债，只能宣告破产。”卡塔琳娜叹了口气说。她们所购置的设备，全部被破产管理人放到线上拍卖。后来，陌生人来她们的地盘取走竞得的物品。看到他们拿走自己的雪橇，甚至拆走桑拿间，她们倍感痛心。“在德国，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可以得到国家援助。”卡塔琳娜说。“但瑞典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能够得到帮助的是大公司，而不是小企业。不过，我们之前就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所以也不会怨天尤人。”卡塔琳娜沉默不语。最后她说，自己打算在疫情过后面向不喜欢大型旅游团的人士组织小规模的精品旅行团。此外，他们正在与一家饲料公司合作，希望能够赚取销售佣金。他们靠拍照、摄影和打零工维持生计。但这些收入还不足以养活家里的29条雪橇犬。因此，她们在自己的网页上发起了募捐。这样做不是为了她们自己，而是为那些雪橇犬。芬马克狗拉雪橇大赛仅报名费就高达14000挪威克朗。| 私人供图
去年秋天搬到位于巴厘岛上最大的火山——阿贡火山旁的阿美德（Amed）渔村前，36岁的多米尼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过去十年间，我存下了每一分钱，并从中获取投资收益。”他说。“当然，我还是希望一切顺利，自己一到巴厘岛上就能找到工作。但充分的经济保障能带给我自由的感觉，让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大学期间（他学的是语文学、哲学和翻译学），多米尼克周末去蔬菜摊打工，周中则在一家英国酒吧担任服务生、帮厨和清洁工。“除工资外，我还得到了不菲的小费。我把它们都存了起来。”多米尼克说。求学期间，他与女友同住。他们希望在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搬进面积更大的住宅。“突然，我发现自己正逐渐陷入窒息。”多米尼克回忆说。“我看见身边的人个个过着预设好的生活：上学，工作，贷款，买房和生孩子。他们虽在大公司里平步青云，却也时常感到厌倦和疲惫。”于是，多米尼克收拾好行囊飞往亚洲，先后到访了柬埔寨、越南和印尼。他最喜欢巴厘岛，所以最后也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他在阿美德的家有45平米，包括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和一个栽种着香蕉和木瓜树的花园，距离海滩仅有五分钟路程。 去年秋天搬到位于巴厘岛上最大的火山——阿贡火山旁的阿美德渔村前，36岁的多米尼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私人供图
“我只需付200欧的房租。”多米尼克说。“电从超市里买，我可以自行决定用多少电。水由国家提供补贴，另外我们有自己的水井，雨季也刚刚结束。自从岛上的大型旅馆相继关停，淋浴、泡汤和游泳池的用水量大幅减少，人人都有充足的水源可供使用。”在阿美德，多米尼克每天六点起床，然后一直练习瑜伽到八点，再起身去游泳。随后，他会在电脑上工作到十二点，进行翻译和学习。午餐后，他出门购物，骑着摩托车四处转转，或是坐下来看看书。他会在下午三点去健身房运动，晚上弄点吃的，看看电影，九点就上床睡觉。“我当然也想工作，计划开设瑜伽和营养课程，但我还在等工作许可。”多米尼克补充说。“我习惯独处。”多米尼克笑着说。“想见熟人的时候，我就去咖啡馆，那里总有人在。我还在学印度尼西亚语，每周会和老师见两次面。我想用当地人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尤其是定期跟我下国际象棋的邻居。我试着用动作向他们表示敬意，但我也希望能用语言完成表达。”艾德姆特·索巴泽科（Erdmute Sobaszek）操着一口流利的波兰语，仿佛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波兰人，而不是出生在前东德地区。她的朋友笑着说，她曾经靠背诵塞浦路斯诗人卡米尔·诺维德（Cyprian Kamil Norwid）的《纪念贝姆将军葬礼狂想曲》一诗来学习波兰语。我不禁在脑海里设想20岁的艾德姆特在背诵波兰诗集中的诗句时舌头打结的画面。
“那倒是没错。”艾德姆特笑着说。“一开始，我真的有些沮丧，因为波兰语的句子结构和德语完全不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掌握这些，当然也付出了许多汗水和泪水。” 艾德姆特·索巴泽科 | 图：© Betty Schiel
但艾德姆特最爱听的还是艾娃·德马奇克（Ewa Demarczyk）的歌曲。“她的歌曲措辞犀利。”艾德姆特继续解释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掌握一门语言的——这或许与潜意识和感觉有关。或许正是因此，我两三个月后就会讲波兰语了。”但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阴沉压抑的东德。“当时，波兰在我眼里就是一片自由的绿洲。”艾德姆特说。“我搭便车来到这个当时的社会主义友邦，一下子就觉得很自在。这里的人们热情真诚，对不同的事物持包容态度。后来，我回到东德。在那里，人们相互告密，不允许差异的存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我甚至被禁止去日耳曼学专业就读。”要不是艾德姆特的哥哥认识许多波兰人，她的人生还不知会何去何从。哥哥有时来看她，有时则是艾德姆特去柏林找他。有一天，当时在华沙大学历史专业就读的瓦茨瓦夫出现在哥哥家门前。他敲了敲门，替他开门的是艾德姆特。当时是1976年。“离开德国，搬到波兰和瓦茨瓦夫一起生活，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艾德姆特说。“波兰人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到来。我对此感激在心，因为我和许多东德人一样，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在东德，我们怀着内疚之情长大。老师把我们拖到历史博物馆，当着我们的面说：‘你们看好了！’那里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片，人皮做的灯罩以及我绝不会给自己孩子看的影片。”艾德姆特和瓦茨瓦夫在演唱会上表演。| 图：© Martin Rada
瓦茨瓦夫大学毕业后，和艾德姆特一起来到奥尔什丁（Olsztyn），并在那里加入了艺术团。艾德姆特在波兰念完了高中，开始参加文化教育方向的函授课程。“我逐渐融入了艺术团，开始参与讨论和工作坊。”她说。“但随着1981年波兰实行戒严，我们的团体也被禁止开展任何活动。此前，我们已经考虑过搬到乡下，在那里继续搞艺术。最终，我们也得以如愿。1982年，我和瓦茨瓦夫在奥尔什丁附近的凡歌蒂村找到了一间荒废的农舍。”那是1982年，戒严禁令仍然有效。瓦茨瓦夫和艾德姆特所住的地方距离村中央两公里，距离最近的商店四公里。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和一辆自行车。最近的电话在村长家。“没错，那段日子并不好过。”艾德姆特笑着说。“但是我从没想过回德国。”“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把一座空置的偏楼改造成了剧院，在里头加装窗户，铺设地板，安装暖炉。”“白天，我边照看孩子边上学，晚上就去表演戏剧和音乐。”艾德姆特笑着回忆起那些日子。“这就是我们每晚的生活，那是一段浪漫的时光。”1986年，玛格丽塔（Małgorzata Niklaus）和沃尔夫冈·尼克劳斯（Wolfgang Niklaus）加入了他们。巧合的是，这也是一对德波联姻的夫妻。出于对民歌、民族根基和乡村传统的热爱，他们一起创办了凡歌蒂村剧院。“那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日子。”艾德姆特说。“我们学习古老的民谣和风俗，它们像琥珀里的东西一样被保存了下来。我们走访周边的村落，挨家挨户地卖唱。后来，波兰经历了几年的政治变革。村庄被涌入的资本主义强势侵占，村子里的凝聚力逐渐遭到系统性地瓦解。从前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地方，现在开始对我们持保留态度；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被新出现的铜墙铁壁排斥在外。这也是我们的艺术活动始终与社群和生态问题紧密结合的原因。” 1986年，玛格丽塔和沃尔夫冈·尼克劳斯加入了他们。巧合的是，这也是一对德波联姻的夫妻。出于对民歌、民族根基和乡村传统的热爱，他们一起创办了凡歌蒂村剧院。| 图：Eugenia Wasylczenko，私人供图
“我一觉醒来，脑子里就想着我们的艺术创作。晚上躺在床上时，思绪依然没有中断。这样的情况日复一日，在两个儿子搬出去住后就更是变本加厉。是的，他俩都搬去德国了。这想来有些好笑，因为从前是我移居到‘一个更好的世界’，现在他们也开始步我的后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向。我的一个儿子已经在德国定居，在那里有了工作和伴侣，还生了一个儿子；另一个还有些漂泊不定，他住在柏林，却与波兰的什切青艺术学院保持合作。那我呢？我回德国时，有时会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艾德姆特第一次到访西柏林时，着实感到有些害怕。在她想要回到东柏林时，她突然发现自己迷了路。“我向一位戴着头巾的女士问路，心想她大概也不是本地人，所以不会显得太尴尬。就连自动售票机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这的确有些令人难堪，毕竟我的母语是德语。”艾德姆特说。“对了，我的德语也是个问题。由于好久没使用，它已经变得有些迟钝和生锈了。不久前，就在我翻译犹太裔德国女诗人格特鲁德·科尔玛（Gertrud Kolmar）的作品时，我发现把德语翻译成波兰语反倒更为容易。是的，翻译带给了我很多乐趣，让我得以在两个‘自我’之间取得联系：一个是今天的我，另一个则是在某一时刻留在了西边的我。我并不觉得自己因为移民失去了什么。更确切地说，我反倒因此得到了无比珍贵的财富，那就是多元文化的视角。因此，看到德国和波兰都对邻国兴趣不大，我就愈加感到遗憾。它们原本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后记：2019年，27万德国人移居海外。同年，有超过150万人移民德国。· 卡琳·哈斯写过好几本介绍其西伯利亚生活的书，相关资讯可参阅其个人网站 https://taigaleben.de/· 如果你们有意移民摩纳哥，那么狄迪尔·施马龙的博客将能提供许多有用的信息。你们也可以直接与作者取得联系：http://marokkoauswanderer.blogspot.com/· 在卡塔琳娜和约翰娜的网站上，你们不仅可以资助“八季哈士奇”公司的雪橇犬，还可以获得独家优惠：https://www.8seasonshuskies.com/· 欢迎光临艾德姆特和瓦茨瓦夫·索巴泽科的凡歌蒂村剧院。更多信息请参阅其网站：https://teatrwegajty.eu/原标题：《移民与迁徙 | 追寻幸福：德国移民远走何方？》
作者简介：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毕业于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后进入位于华沙的波兰记者学校学习。她从事记者和翻译工作，与《选举报》及其新闻子刊《大画幅》、专业杂志《特性》和《普世周刊》等媒体保持合作，并为《你的风格》女性杂志、《历史新闻周刊》和《政治》杂志撰文。她曾获德波合作基金会资助，并入围2019年德国-波兰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记者奖终选名单。乔安娜·斯塔扎科现在德国生活。
翻译：徐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