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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华中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美丽的季节来到风景如画的桂子山，看到一些老朋友，特别是见到与会老同学黄瑚教授。我们毕业后三十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不在一个学科，就没有机会在一个会场里面遇到。即便偶尔回去参加同学聚会，因为分属不同院系，特别是大家都很忙，一直没有见过。这次见面，非常高兴。

在过去三十年，我个人一直在做近代史研究，不论是近代史早期，还是近代史晚期，我个人的研究都得益于近代留存的大量报刊。我们过去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我个人对此感触极深，研究近代中国，不读近代报刊，是不可能的。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我们近代史研究所最大优势，全世界近代史研究者如朝圣似的来我们研究所，主要的就是来看我们所几代人辛苦收藏的近代报刊。那是我们研究所那时一个最大优势。那时档案的开放度还很低，大家的研究主要凭借就是旧报纸。我们所有一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坐在图书馆看旧报纸，直至现在依然如此，许多报纸他都从头到尾一页一页翻看过，遇到有用的就复印，就剪贴，他积聚了大量新闻史的资料，极富价值，他应该是新闻史学界阅读旧报最多的几个人之一。

我个人过去三十年在做章太炎、严复、蒋梦麟、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物研究时，基本方法就是追踪他们办过的报纸杂志，追踪他们发表过的文章，因而在研究实践中，不知不觉我也读过不少报纸杂志，《时务报》《强学报》《国闻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申报》《大公报》《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比较小众的《制言》《村治》《乡村建设》等，均曾一本一本阅读，从中获取大量有用史料，这对于我的研究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报刊杂志，我的那些研究成果根本不可能完成，毕竟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网络资源。可以说，我是旧报刊杂志的受益者，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将历史学、新闻学两个学科合在一起讨论，除了《时务报》，我没有专门探究过一份报纸杂志具体的创办、经营细节。这一次有机会参加新闻史学界的会议，方才有机会选择一个具有新闻史意义的题目。

我向会议提交的题目是《光明报：创办、经营与影响：1941》。这是一个很小的题目，因为我要探究的这份《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创刊，同年12月12日停刊，全部历史不足三个月。

作为报名，“光明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不止一次。我这次想探讨的这份《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的第一份报纸，为时很短，但在中国新闻史，尤其在中国政治史领域留下巨大印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光明报》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直接搅动了国共两党的关系，是此后中国内部政治关系，中国与美国、苏联关系的新因素，由此既规范了民盟的未来，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

就主观诉求而言，《光明报》的主办者，包括民盟诸领袖曾琦、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张澜等，他们之所以创办《光明报》，之所以不辞辛劳不畏艰险逃出重庆，跑到香港办报，其主旨有二：一是碍于国共两党渐次摩擦进而可能分裂的前景，有呼唤两党团结，弥合两党分歧的意思。二是坚守抗战初期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坚持民主抗战，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这些要求、期待无疑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看后果，当《光明报》创办发行后，国内的团结不仅没有因为《光明报》的呼吁而加强，反而在国内外都因《光明报》偏向中共的立场，让民盟渐次失去了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大政治势力的力量，从三足鼎立渐次演变为国共二元。这个演变为战后中国预留了许多难题。

这是我们研究者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但是作为当事人，不论是继续留在重庆的民盟领导人，还是在香港具体操持《光明报》的梁漱溟、俞颂华、萨空了，他们后来都与那时的政府，与国民党方面渐行渐远，这也是他们后来不会，也不可能跟着国民党离开大陆的一个直接原因。他们都是从中间势力，开始转向中共，倾心中共，因而后来就都留在了大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后来身处的政治环境，他们在1949年之后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中，就将《光明报》的故事说成一个与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斗争的历史，甚至在香港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他们也都归罪于国民党的干扰。他们对《光明报》历史意义的定位，就是为抗战，为战时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做了巨大贡献，是中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对者。就历史事实而言，他们的历史叙事并不错，《光明报》在客观上也确实发挥了这样的功能。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叙事进行讨论，我们又会发现《光明报》的客观效果与其最初的主观诉求还是有很大差距。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所要的初衷。

从背景上看，《光明报》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已从抗战初期的合作走向了分裂，抗战的僵持，国际格局的僵持，都使国内政治日趋消沉，不论是重庆，还是延安，也不论是大后方，还是靠近日军占领区未沦陷的地区，战争进行到了第三、四个年头的时候，均开始僵持，日军无法继续进攻，我军不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也都没有足够力量反攻。这是国共关系开始出问题的大背景。

面对国共关系恶化，第三方面格外忧虑。

• “当抗战之初，本来好转的。盖由于同仇敌忾而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曾表现过三十年未有的全国统一气象。抗战支撑到今，不可否认靠这个。这个里面，亦有执政党的虚衷延纳，亦有在野党的竭诚拥护，亦有各地方的黾勉服从，皆国人之所共见。可惜这个情形未能随着抗战的进行而进步。到本年来，问题乃更表面化。此其事亦无须一一指说申论。现在要问的：就是这桩事怎么办？”

民盟以及所有第三势力的忧虑都是真实的，《光明报》后来提出的思路也是一个可行的方针，就是唤醒国人，站在国民立场，共求大局好转。为达此目的，《光明报》提出两条原则：第一，为求国内团结，凡是与团结不相宜的话，都应当避免；第二，坚持民主精神的两要素，一是要有容忍异己的雅量，一是要有服从多数的习惯。如果仅就理论而言，这些说法都属于正大光明的言辞，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假如将这些言辞放到当时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毫无疑问，对不团结的批评，对缺少雅量的批评，主要的不是对着在野的中共，而是执政党国民党。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这是民盟创设之初的一个普遍共识，但是民盟在创办之初不敢在内地公开，对政府，对国民党方面保密，像梁漱溟如此煞费苦心逃出重庆，经贵阳、桂林转飞香港，近乎地下活动。这一方面表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此时的特务活动太猖獗，民主人士、第三势力没有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表明民盟成员已有意识与政府，与国民党疏远。

与国民党方面疏远了，民盟第三方、中间势力的功能也就弱化了，因为此时民盟主要领导人并不是在国共两党之间等距离关系，并不是对两党同时疏远。而是在与国民党方面疏远的同时，却与中共走得更近了，梁漱溟离开重庆前，专程前往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通报将去香港的计划，希望得到中共的谅解和帮助。周恩来对此深表关切，并叮嘱梁漱溟到了香港就去找中共在那里的负责人廖承志，有什么困难，廖承志一定会帮助解决。

到了香港，梁漱溟迅即找到了廖承志，由于有周恩来介绍，廖承志初次见面就爽快答应提供尽可能的方便与帮助，并委托《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代表中共与梁漱溟保持随时联系。又由于范长江的原因，梁漱溟在香港所接触，所交往的主要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左翼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陈翰笙、茅盾、夏衍、金仲华等。

至于创办经费，《光明报》在筹备之初，由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各人拿出一万元国币。梁漱溟收入少，除参政员津贴别无收入，因而只拿出六千元。四川的刘文辉资助了四万元，龙云资助了六万元。此外，梁漱溟还通过范长江等关系向海外华侨募集了一部分。从其资金来源，也可判断其政治倾向与政治趣味。

梁漱溟此时的身份为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受民盟创办人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曾琦、李璜等郑重委托筹办《光明报》，因而等《光明报》注册完成后，梁漱溟担任社长，全面负责《光明报》事务。萨空了出任总经理，负责具体经营。

萨空了为职业老报人，救国会成员。皖南事变后，受周恩来指派离开重庆前往海外从事宣传工作，计划到新加坡与胡愈之合作，创办一个新闻通讯社。后因邹韬奋建议，廖承志同意，留在香港参与民盟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利用自己的办报经验，给梁漱溟当个帮手，任总经理兼副刊《鸡鸣》的主编，承担了《光明报》的“督印人”。此外，著名报人俞颂华出任《光明报》总编辑，羊枣任国际新闻版编辑，李炳海任副经理。

194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发行。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为避免港英当局新闻检查机关刁难，《光明报》在广告栏以付费广告的方式公开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文件，将几个月前重庆国民政府有所觉察有所怀疑的事情公开化，从而也就使原来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以政党方式亮相。

民主同盟之所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去香港办报，去公开一个业已成立的组织，主要的责任当然在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碍于国内国际特殊环境，已经不再像抗战初期那样朝气蓬勃，有力量有诚意团结各党各派共赴国难，团结抗日，国共两党在经历了抗战初期短暂蜜月后，又进入相互猜疑与相互不信任。也正是碍于这样的环境，当第三势力有意成立国共之外第三大党时，国民党本能表示反对，不允许。

国民党不允许第三势力成立一个第三大党，不允许他们以新的身份与国共两党平起平坐。从国民党方面说，这或许是要维持国内政治格局大体上的团结，但就事实而言，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参政会不仅容纳了国共两个大党，而且通过特别条款容纳了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由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中”遴选若干。这个条款不仅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实行，在事实上容纳了各党各派，而且在后来几届参政会中仍如此执行，因而也就容纳了农工民主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以及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人民救国会等所谓“三党三派”的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黄炎培、曾琦、李璜等人。

事实上的存在在抗战初期起了很好的作用，围绕着两大党，这些小党小派也发挥了各自作用。但当两党关系不好时，国共两党的这个约定，就让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很不高兴。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积极奔走两党之间，致力于国内团结的政治势力就感到原来的政治结构有问题，就商量在国共两党之外将那些小党小派整合起来成立一个大党，以便在国内局势发生问题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居间作用。而在蒋介石、国民党严密控制的重庆显然不可能，就像张君劢说的：“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从这句话才能理解民盟成立的初衷以及之所以如此的背景。

民盟发起人的用意，特别是他们转赴香港创办《光明报》，公开民盟已经成立的消息。而且更值得思索的是，当时民盟在内地酝酿且实际上已经成立时，国民党方面曾经询问过这件事情，这些发起人几乎一致否认。现在突然在香港公开了，让国民党、蒋介石措手不及，迅即派孙科紧急赴香港灭火，甚至通过杜月笙等劝说梁漱溟返回内地，有话好好说。然而此时一切都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民盟发起人、《光明报》发起人，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除了张君劢、左舜生、曾琦、李璜等本来就倾心于蒋介石，仍然与国民党方面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外，只有黄炎培因职教社的原因在《光明报》发刊前夕退出，继续维持着中间立场，民盟，以及《光明报》至此事实上失去了国共两大党之外居间调停者的资格，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因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更巧的是，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光明报》在香港沦陷后迅即停刊。又过了几年，抗战胜利，内战阴云迅即笼罩中国，民主同盟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力量，新的《光明报》又在香港创刊，接续了之前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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