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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的想象与可能的艺术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词是什么？我觉得，是“可能”，不带前缀的，连“不可能”都不算。谁都知道1+1等于2，1+1不等于3，但你说“1+1可能等于3”，哪怕这个可能性不存在，哪怕你暂时没有想好如何自圆其说，别人也会觉得你有点高深，属于“天机不可泄露”那一系。“可能”二字是开放式的。一个事实没有发生，或至少查无实据，有些人就退了，就绕开那道堵死的门，但另一些人却放出手里的“可能”，让它马踏连营地肆虐。

但“可能”又是一匹劣马，驯好了不容易。像李敬泽这么一位娴熟的可能艺术家，也得经过长久的一番磨砺。在他的《青鸟故事集》里，有一篇散文《雷利亚，雷利亚》，其中写到明代正德年间一个从欧洲远渡重洋前来出使的葡萄牙人，名叫皮雷斯，他在广州耽搁了三年多，到1520年，才得以进入北京。正德皇帝是个出了名的“幻想帝”，嬉玩无度，早就把国事扔在了九霄云外，使团只能苦等在国宾馆，悠悠又是一年。随后正德驾崩，临死前下诏处死葡萄牙人。李敬泽写道：“中国衙门里的刽子手肯定跃跃欲试，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从来不曾砍下洋鬼子的头。”

一个“肯定”、一个“可能”（那“肯定”其实也是“可能”），说明作者有点小激动。他的想象力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不过发力是分散的，缺少重心。通过窥视中西交流史上的几个历史节点，他希望一探古人的抉择如何深深塑造了当下，但是，他自知有时“编排得过于复杂”，有时还夹带了情绪。

《雷利亚》这篇文章出自一次灵感偶得：李敬泽在另一本16世纪葡萄牙人的见闻录中发现“雷利亚”是一位女士，她称自己是皮雷斯的女儿，她的父亲没有被杀，而是被流放到今天的江苏邳县，娶了中国妻子后生下了她。在查到这条资料后，李在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心情的敦促下，打电话给他一位原籍邳县的友人：“你可知你家乡有过葡萄牙人吗？”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又祭出了“可能”：“我放下电话，心想，未必，没准此刻朋友身上就秘密地流动着一滴淡蓝色的血，这滴血有大西洋的咸味。”

当“可能”还只能被作者拿来试身手，就像尝试一种新式兵刃那样，我看到他手忙脚乱的样子，一会儿引用古人的书本，一会儿想象古人，一会儿又要照顾到现实中老哥们的行止，因为他那么希望制造一种在当下、在现场与书本和想象中的古时之间来回穿越的感觉。摆弄文字的人，总免不了要有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野望。

毕竟是一颗虚构的心，最终都会奔向在信史中挖出一块自由空间的路径。何况，历史即文学，虚构从来不会乖乖立于历史门外。钱钟书曾引周亮工，推敲了一番项羽在垓下的“表现”：“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质疑成立：“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此外，如聂政与严仲子的密谋，史官如何知晓的，亦是悬疑。从发生的事情到描述此事的文字，两者的关系总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跨越，而不是像盖章一样，事件在纸上留下清晰准确的痕迹。

是跨越也是僭越，文字叙事僭越了蒙昧不清的事实，因此在懂文字奥妙的人眼里，一切皆可推敲。“对最熟悉的事物我们可能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自己也常常所知不多一样。”在《静看鱼忙？》一篇里，李敬泽写下了这段点《青鸟故事集》之龙睛的话，他继续说：

“我们都有一颗诗心，在世界和我们之间横亘着美妙的、如云似雾的幻觉，或者胡说。”

产生了幻觉或胡说，有心“笔补造化”，遂成就这本《青鸟故事集》。不过，得等到可供使用的材料逐渐丰满，西人在华的记录开始丰富，作者才能走出《雷利亚》里那种敲石取水的勉为其难之境。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人威廉·亨特留下的《旧中国杂记》一书，李敬泽在《飞鸟的谱系》一篇中说，《旧中国杂记》中埋藏了许多文字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罅隙，能引起他“偏僻的想象”。

这时他已很有底气了，也有更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它们在《利玛窦之钟》、《八声甘州》、《飞鸟的谱系》等篇里逐渐表露出来。人物的面目渐渐清晰：皮雷斯和雷利亚湮没无闻，但利玛窦和马礼逊却鼎鼎有名了，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上路，但是怀揣想象，他们在华的经历和涉华的事业，在用文字写下来之后，带有一种圣经式的史实与虚构混合的味道，一些是他们看到的东西，另一些是他们认为他们看到的东西。

当然，更多笔所未及的地方产生了联想。想象一下，万历皇帝在见到利玛窦呈上来的自鸣钟时是怎样的心情，这心情，在广州和北京度日如年的皮雷斯可以理解吗？我们又是站在怎样一个无法拒绝的优越高度在回看历史的当局者们？一个大框架是不会错的：从惊奇、恐慌到逐渐接受和习惯，这之间势必要发生巨大的错误，要有冲突和流血。

《利玛窦之钟》的主题，是时间，文首写道：“时间是日光下移动的阴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是细沙长流。后来人们才听到时间的声音。”这里边的诗意源于一种并置：“从前”与“后来”的并置，两者各有各的美，不是后者取代前者、后者淘汰前者的关系。万历皇帝打开国门迎接西方神奇的舶来品，“像一个得到新玩具的孩子，皇上惊喜地听到其中一座钟准时发出鸣响”——这是想象；“这其实也是现代计时器在中国大地上最初的、决定性的鸣响”，这是事实性的断言：它比起断言正德年间刽子手们没有杀过洋人的头，意义可大多了。

挟带西方的时间观，机械钟表在利玛窦后的两个世纪里进入中国人的家里，也许受阻于史料有限，它们的扩散似乎毫无阻碍，类似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所写的那种西方绘画冲击东方引起的精神危机，仿佛并没有出现。《八声甘州》的开头，令人精神一振，白纸黑字的“可能”又出现了：

“可能是公元1298年，一个人在热那亚描述世界——世界宽广，当你们的视线像一支箭一样坠落，当敲击大地的马蹄声终于消歇，世界依然浩浩荡荡地展开。从这里向东去，一直走向东方，有沙漠、高山、森林、草原和奔腾的河、静谧如处女的湖泊。……”

可能，不，应该说，李敬泽一定读过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并且为它心醉了一段时间。在一条钩沉中西交流中的吉光片羽的线索建立之后，再到史料萧疏的过去发现“可能”，作家的节奏就稳健多了。热那亚的囚徒马可·波罗留下了一本天花乱坠的《行记》，引起的一波又一波、后浪追前浪的西人东游记，一直到鄂本笃追上了利玛窦，再到斯文·赫定——他命名了“丝绸之路”。被他们扔在后边的中国，堆叠上了愈来愈重的神秘色彩，被丰富的文字所记录和虚构。

将《八声甘州》与《利玛窦之钟》对读，就会意识到它们是有意安排的：与时间的“钟表化”相对应的是空间的“地图化”；利玛窦的自鸣钟使时间被精确地度量，形成了现代时间观，自此以后，皮雷斯那样的折磨再也不可忍受，类似的，传教士南怀仁为康熙帝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尽管可想而知的不准确，却让中国人首次有了关于世界的空间概念，自此以后，直到今天，陆地地表的面积都在持续缩小，地球上未知的地方，就如野生物种一样越来越少。

以己之心度人，我觉得，李敬泽对此是有些烦乱的，他这几篇写得既用心又用情，因为他深知古人的抉择如何约束了自己——我们的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都是由古人给定的，我们别无选择。在《八声甘州》里，说到英国人打到家门口时的道光皇帝时，李敬泽说：

“即使看过那幅地图，他对‘英吉利在哪里’也很难有清晰的概念，因为这个问题只有在特定的知识背景、特定的世界模型中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知道英国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有七大洲四大洋，知道地球各个部分之间的相对位置，这是我们的常识，但对道光皇帝来说还是一片空白。他固然有一幅世界地图，但就像明朝的官僚们把利玛窦送的地图裱起来挂在客厅里一样，那不是‘知识’，是新奇的陈设。”

可能，他是在一声声感慨中写下这段话的。不是感慨明清皇帝的颟邗或是中国帝制的僵笨，而是叹息那道“无知之幕”的破毁。作家多么希望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世界模型”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多么希望能够摆脱周围过剩的“常识”，回到那种知识的“空白”里去。借助文字退到“无知之幕”毁坏之前，是他唯一的办法了，文字是时光机，将他载回到一百多年前，那时的中国人正面临在两种世界模型之间择一而从的时刻。

一百多年并不长，虽然被钟表加了速，但扩散缓慢的知识又拉长了它——语言的阻隔可以是一道天堑。玄奘是伟大的求道者、旅行家，也是伟大的翻译，跋涉千山万水去沟通两种文字；现在呢？《八声甘州》后的《飞鸟的谱系》，全书中最长的一篇，写的就是在时间的钟表化、空间的地图化之外的第三种统一——语言的英语化，一个也许最让李敬泽耿耿于怀的现实（“如果你懂英语，你就属于Mankind，如果你不懂，你就还是个中国人或坦桑尼亚人”——是的，从某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一旦想提一个犄角旮旯里的国家，下意识反应出的就是“坦桑尼亚”）。于是，他同样要回到中英两种语言初次相遇的时候，看一向麻木的中国人如何终被戳痛：钟表地图之类的“奇技淫巧”取悦他们，而夷狄的字母让他们惊惶了。看看他怎样描写马礼逊编撰的《华英字典》：

“这是一部神秘的书，很少有人读过它，它已被遗忘，在巨大的图书馆中，人们翻过无数的书才能接近这部书，几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昏暗的时间深处抚摸着它细腻的羊皮封面……”

到底是文化人，在想象古人对书的体验时总是自然地代入，带着款款深情。“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对照字典”，马礼逊博士“满怀人文主义激情，他坚信翻译的可能性，坚信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可以充分交流和理解”，但他背后的出资方则是东印度公司，目的是打破对华的贸易壁垒。马礼逊博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段描述让我想到了阿波罗登月，美国人倾举国之力促成这“伟大的一小步”，其实是为了获得发展火箭和导弹的资金。

我们无法从两种文化的对撞中，把激情和无知、责任感和邪念分离开来。我们需要一支能包容它们的笔，它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唤醒我们对陈年旧事的感觉，间接地刺激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种种常识、模型、观念的不满。在揣摩当年的古人“可能”是何感想时，书，总是一个特别可靠的锭泊之地，声音、气味、人的造型都不可追踪，枷锁在身时的体验也难以描绘，唯有书，一本确实存在或哪怕只是存在过的书，拥有友好的面目，可以让想象平安地起飞。我看，在《青鸟故事集》中，李敬泽似乎很想对亨特的《旧中国杂记》道谢，那么我也想谢谢李，他的敏锐，他的控制力，还有“偏僻的想象”，重新审视了那些被宿命操控的人类行为，并且暗示了一种打破宿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