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图像：档案沉默、数据视觉化和詹姆斯·赫明斯
[美] 劳伦·克莱因 撰 宋迎春 译
[ 摘要 ] 本文以《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数字版》为主要档案，以杰斐逊总统与其奴隶赫明斯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数字方法为工具，努力从关于奴隶制档案的研究材料的空白处辨识并发掘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声音，展示了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计算语言学和数据视觉化领域的技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档案中的沉默和断裂，反思人文历史研究中的权力和伦理关系。数字人文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唤起对批评者所选择的方法背后的伦理、情感和认识论意义的注意，提醒我们审视那些内嵌于人文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库结构和展示模式底层的预设和偏见。这是让文化批评重新回到数字人文研究的一种尝试。
[ 关键词 ] 档案；数字化；视觉化；奴隶制；托马斯·杰斐逊
1801年2月22日，托马斯·杰斐逊在桌前坐下来，给一位在巴尔的摩的朋友写一封短信。他这位名叫威廉·埃文斯（William Evans）的朋友在那里开着一间旅馆，以印第安女王为徽记。这间旅馆也是东海岸邮路上的一个主要中转站。在这个邮件网络里，埃文斯处于核心位置。杰斐逊希望埃文斯因此可以帮自己当面传达一条消息，因此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请求：
你我在此地交谈时，你曾说起有时会见到我从前的仆人詹姆斯，还说他曾保证自己随时都有空来见我。所以，我是否能劳烦你派人去找他，并且告诉他：只要他能到我这里来，我会很乐意接待？（2009, 33:38）
在就任总统之前不到两个星期（就职典礼于当年3月4日举行），杰斐逊为自己的请求劳烦了埃文斯而致歉。他这样写道：“事实是，我自己实在拙于将一家人（household, 原文如此）管理得井井有条，正如我拙于良好地治理我们的国家”（33:39）。他在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放下了笔，然后润湿了一张专门从伦敦进口来的复印纸。他将复印纸盖在鞣酸铁墨水尚未干透的原稿上，再将这两页纸用胶纸（一种表面涂蜡或油以防止墨水蒸发的纸）封起来，然后把这一整叠放入他那台特制的复印机。接下来，他转动安装在机器侧面的曲柄；曲柄带动了一个滚筒。来自滚筒的压力让墨水穿透多孔的复印纸，生成了原稿的一份复印件。这种复印件在干燥后便可以翻过面来，从背面阅读。杰斐逊对这份复印件很满意，唤来秘书，让他将复印件存档，并将原件邮寄给埃文斯。出于某些当时在复杂程度和悲剧性上远远超出他的认知的原因，杰斐逊很快就会更深切地体会到将自己“从前的仆人”召入白宫团队的难度。不过，就此时而言，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1]
我之所以在此详细讲述杰斐逊的写信过程，有几个原因。最明显的自然是为了证明他与自己所写信件的物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的运用。[2]也许同样明显的，是杰斐逊对自己的生平记录的保存努力。事实上，众多学者已经讨论过杰斐逊对自己的历史遗产的关切，也讨论过他希望通过自己记录、编辑和保存下来的文件来影响这种遗产的愿望。[3]杰斐逊写给埃文斯的信还可以用于解释档案从印刷形态向数字形态对学术的冲击。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封信时，看见的既非笔墨书写的原件，也不是复印件，而是《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数字版》（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Digital Edition）（Jefferson 2009）中的版本。通过这部档案，人们可以（通过付费订阅）在线访问杰斐逊书写并复印的约18000份文件中的近三分之二，此外还可以看到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收到（然后存档）的25000封信件中的很大一部分。[4]
这部档案的数字化被埃德·福尔瑟姆（Ed Folsom 2007, 1571）誉为“史诗级的转化”，其特色不仅体现在可访问内容的增长，还体现在内容浏览路径的多种多样——这些路径得到该数字档案的底层数据库结构的支持。然而这并未解决档案沉默——或者说档案记录中的空白——这一难题。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 1997, 26）描述了这种沉默进入档案的四个关键时刻：“事实的创造（制造第一手材料）、事实的整合（制造档案）、事实的取用（制造叙事），最后一种则是意义的追溯（制造历史）。”特鲁约关注的是海地革命的历史叙事。然而，他关于进入那个故事并改变其面貌的沉默的种种形态同样适用于杰斐逊档案所讲述的的故事，实际上也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档案所讲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斐逊写给埃文斯的信同样颇具启发性。这封信中提到的“从前的仆人詹姆斯”不是别人，正是詹姆斯·赫明斯（James Hemings），也就是萨莉·赫明斯（Sally Hemings）的哥哥，曾与杰斐逊和萨莉同赴法国，并在那里成为一位王公的主厨的学徒。赫明斯学会了上流的法式烹饪，后来成为杰斐逊的巴黎寓所的主厨。在她那本重要的赫明斯家族传记中，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 2008, 227）注意到：詹姆斯·赫明斯的主厨身份“让他对这个外交官之家的某个关键组成部分的每一次成功和失败都负有责任。”事实上，后来当赫明斯向杰斐逊争取自由的时候（他于1796年获得解放），杰斐逊坚持要求赫明斯在解放之前将他的“烹饪之艺”传授给另一个人。
然而，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信里，杰斐逊并未明确描述赫明斯的身份，只是将他称为从前为自己服务的人。当我们以“詹姆斯·赫明斯”为关键词来检索时，这封信出现在检索结果中的唯一原因，就是《托马斯·杰斐逊文件》（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的编辑留意到信中所说的“从前的仆人”指的是赫明斯，并将这一信息作为元数据加入了该文件的数字版。由于《数字版》（Digital Edition）中的关键词默认检索范围既包括文献中的文本内容，也包括这种文本之外的信息，研究者便无须对文本内容和编辑注加以区分。然而，如果研究者在搜索詹姆斯·赫明斯时最先使用的是作者或收信者“人名”搜索，那么就算搜索范围覆盖《数字版》目前包含的全部约25000份文献，他/她也无法得到任何结果。
这个关于档案沉默的惊人案例凸显了那种贯穿美国内战前档案的担忧。将思想付诸纸笔的男女奴隶与那些编辑并发表他们的作品的改革者（大部分是白人）之间有种种联系。我们该如何解释在这种联系中起作用的权力关系？我们又该如何从关于奴隶制的档案（比如《托马斯·杰斐逊文件》中收录的信件、清单、账簿和销售收据）中辨识并发掘意义？用苏珊·斯科特·帕里什（Susan Scott Parrish 2010, 265）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努力让这些文献“意味更多东西”。最后，在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强化那种有害的观念，即非洲裔美国人在解放之前的声音——并非仅仅是档案记录中的声音，而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已经变为沉默，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
这一关键挑战驱使各个人文领域的学者——包括文学批评家萨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 2008）、斯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 2011）、贝斯特和莎伦·马库斯（Best and Marcus 2009）、社会学家阿韦里·戈登（Averty Gordon [1996] 2008）、档案学家珍妮特·巴斯蒂安（Jeannette Bastian 2005）、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 1998）在内——号召人们将注意力从辨识和挖掘档案中的沉默转移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即为过去的秘密赋予生命。然而，在构建这种关于秘密的意识时，上述各位批评家都依赖传统的分析和批评方法。本文则以数字方法为工具，展示我们可以如何利用计算语言学和数据视觉化领域的一套手段，以帮助我们关于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的理解中暗藏的档案沉默重见天日。同时，我的这项努力也响应了艾伦·刘（Alan Liu 2012）的呼吁，即让文化批评重新回到数字人文研究的舞台中心。
我对詹姆斯·赫明斯这名曾经为奴的主厨在《托马斯·杰斐逊文件》中的缺席的视觉化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我们的批评注意力重新回到奴隶制档案的内容上来。尽管个体的声音（哪怕是那些因为缺席而被凸显出来的声音）仍然是那些被压抑的人格的强烈标志，它们却无法抵消被哈特曼（2008, 12）描述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难以弥补的暴力”的东西，也无法挽回贝斯特（2011, 151）归之于动产奴隶制的那种后果，即其档案的根本“变形”（deformation）。[5]我们必须转而注意那些人物和群体之间的连接渠道、这些男男女女所使用的交流网络，以及他们的劳动对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通过数字手段来阐释这场运动，我们便可以将档案本身重构为一种行动场所，而非对确定性和缺失的记载。同时，对档案的这种重构也揭示了数字方法的局限——事实上是当下人们所构想的数字人文研究局限。作为一种往往从认识论可能性角度来构造的批评姿态，在面对奴隶制档案的独特需求时，数字人文反过来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理解这一概念的真实含义。
一
缺席的视觉化：詹姆斯·赫明斯的隐藏故事
在致埃文斯的信中，杰斐逊请求对方“派人去找”赫明斯，“告诉他”自己很乐意接待他。正如这个请求所示，赫明斯几乎算不上（或者说根本算不上）杰斐逊和那些与他通信的白人们的直接写信对象。当然，杰斐逊档案中还有其他信件提到赫明斯，并且我们也可以用前文提到的那种办法，通过搜索档案的编辑注来找到这些信件。然而，这些信件虽然进入了搜索结果列表，却只不过是再次证明了詹姆斯·赫明斯在杰斐逊档案中的缺席。每封信的作者以红色粗体显示：“1786年8月25日致保罗·本塔鲁（Paul Bentalou）”、“1787年4月17日自菲利普·马塞（Philip Mazzei）”，而作为我们搜索的主题，詹姆斯·赫明斯却以小字体显示，往往还带有括号，因为赫明斯在被提及时大都是有名无姓。正如露西亚·斯坦顿（Lucia Stanton 2009, 84）所指出，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大主人与奴隶之间的社会差距，以保护自己的道德观和原则。”与其说这份搜索结果显示了赫明斯在杰斐逊档案中的存在，不如说它凸显了那种对赫明斯宣判社会死刑的制度的交易本质。
对这些信件的视觉化戏剧性地改变了档案的结构（图2）。具体而言，这种做法让学者们的注意力可以更加集中在对“事物表面”（Foucault [1989] 1996, 58）的考察所能得到的东西上。这个借用自米歇尔·福柯的表达是斯蒂芬·贝斯特和莎伦·马库斯（2009, 13）所提出的“表面阅读”（surface reading）概念的核心。“表面阅读”指的是一整套批评方法，强调关注文本的物质性及其语言的结构的关注，也强调关注批评者对目标作品所持的情感或伦理立场。贝斯特和马库斯相信这一视角可以用来平衡那种坚持挖掘深层意义和隐秘真相的症候阅读。关于表面阅读，他们的解释是：它让学者们得以窥见档案中如赫明斯一般“在场，而非缺席”的阴影，得以“让幽灵（ghost）保持幽灵的面目，而不是说出他们是什么的幽灵。”在贝斯特和马库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看来，幽灵的作用就是成为缺席的象征。由于其处于探测阈限的地位，幽灵代表着被奴役者所经历的社会性死亡状态。以其阴影般的形态，幽灵可以捕捉到一丝我们能够觉察、却难以完全把握的气息。以其流连不去的存在，幽灵能够创造出一种当下被过去萦绕纠缠的感觉。从批评的角度来说，幽灵指向的是一个文本平面；它“要求我们审视它本身，而不是要求我们必须训练自己来看见它背后的东西”（9）。
图2：杰斐逊关于詹姆斯·赫明斯的通信的视觉化。弧线的粗细代表通信频率的相对高低。作者制图。
幽灵这一形象，与表面这一概念一样，意味着某种可以觉察却又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从贝斯特和马库斯那里借用了这个概念模型，也借来了伴随它的那种批评立场：这个模型更多依靠呈现而非去神秘化来发挥作用；其作用方式更多的是解释，而非挪用（appropriation）或赋力（empowerment）。与此同时，我拒绝了将数字方法定性为与表面阅读对立的做法，故意将自己局限于一种“批评能动性最小化的空间”之中（2009, 17）。在事实上，某些重要的数字人文研究者仍旧将他们的研究构建为探索式的而非推论式的。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是汤姆·沙因费尔特（Tom Scheinfeldt 2012）——当他被问及数字人文研究者是否有责任回答人文问题时，他给出了截然的回答：“还不到时候”。然而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数字人文研究者应该更有力地将他们提出的知识主张加以理论化。[6]和那些与表面阅读有关的文学批评实践一样，与数字人文联系在一起的工具和方法同样要求我们注意被分析文本的轮廓，事实上是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明晰程度相似的模式。此外，由于它们的技术本质，这些手段同样凸显了读者，也凸显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批评家介入了数字工具的设计和执行（或者，他们至少需要挑选这些工具并加以运用），这要求一种对他/她的批评能动性的承认。然而，与其说这一领域需要推出一套关于福特式潜力（Fordian potentiality）的修辞——比如更高效的“远读”或更有用的“宏观分析”（这是数字人文领域中最著名的两个目标）——它更应该运用自己的工具和方法来生产人文批评。[7]实际上，在数字人文表现得最有力的范例中，通过对技术、分析和理论工具的综合运用，它不仅证明了身为批评家的我们知道了什么，也证明了我们是如何知道的。
图2中的视觉化处理代表了一种可以引入此类方法的途径，引入的目的则是唤起对杰斐逊档案中詹姆斯·赫明斯的幽灵式存在的关注。我在制作这张图时，使用的是基于JavaScript的数据视觉化工具包Protovis，由斯坦福大学视觉化团队（Stanford Visualization Group）开发。[8]Protovis支持多种社交网络数据的视觉化格式，其中也包括我选择的格式，即弧线图。与网络数据视觉化中更常用的力导向（force-directed）布局不同，弧线图清晰地呈现网络中的每个个体（或称“节点”），却又通过图中占主要地位的弧线（用网络术语来说，则是“边”）来表明节点之间的关系。[9]我运用前文描述过的扩展搜索方式，在档案内容和编辑注中搜索与赫明斯有关的信件，由此生成底层数据。将搜索生成的信息编入一份数据表之后，我用Python编程语言写了一个脚本，将搜索数据转为Protovis所要求的JSON格式。这个过程包括：将每个提到赫明斯的通信人确定为一个独立的节点；确定这些人提到赫明斯的信件的每个通信对象；然后计算出每对通信人之间往复信件的数量。哪怕只是在这个水平上（即档案的表层水平上），对提到赫明斯的信件的列举已经足以凸显他在档案中的存在。如果对这份图表执行一种强度更高的操作，甚至还有可能连回到那些被引用的信件，不过，类似Protovis这种无须考虑内容的视觉化工具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让我们认识到幽灵在档案中的存在。
弧线图还允许我们将成簇的节点归入节点群。在这个案例中，我按照各人与杰斐逊之间的关系，将在通信中提到赫明斯的人进行归类。从左向右读的话，这份图表分别列出了杰斐逊和他的家人、他的政治通信人（political correspondents）、他在法国和海外的通信人、他在弗吉尼亚的友人、他的种植园中的监工和自由民员工、他的奴隶，最后还有那些生平信息匮乏或完全不明的人。连接两个人名的弧线代表着两人之间的通信，而弧线的粗细表示两人通信的频率高低。这批数据都来自杰斐逊的个人档案，因此所有弧线不出意料都与他相连。最粗的弧线中，与杰斐逊相连的分别是他在弗吉尼亚的邻居尼古拉斯·刘易斯（Nicholas Lewis）、他在弗吉尼亚的代理人乔治·杰斐逊（George Jefferson）（尽管两人显然并非近亲），还有蒙蒂塞洛庄园的监工理查德·理查森（Richard Richardson）。我们可以猜测：杰斐逊和这几个人之间的通信与他对赫明斯的物质和服务要求有关——赫明斯需要为种植园的居民和客人提供他高超的烹饪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杰斐逊通信的表面审视也让我们认识到赫明斯的烹饪所涉及的范围：他的烹饪是厨房的核心，但也向外延伸至整个蒙蒂塞洛庄园——这种延伸通过他购买的食材、他制作的肴馔以及他的美味佳肴最终影响到的政治而得以实现。[10]
然而，图表中第四粗的弧线——也就是连接杰斐逊与埃文斯的那一条——却无法与赫明斯的厨房工作产生联系。事实上，这正是对档案的表面审视呈现给我们的一种洞察，而其呈现方式是传统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数字研究方法）无法做到的。如前所述，因为身处印第安女王旅店，威廉·埃文斯成为了那张更为物质化，因此也更容易保存的邮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由于这个原因，埃文斯在杰斐逊档案中的存在更容易被辨识出来。在对詹姆斯·赫明斯进行人名搜索时，我们得到的是令人心寒的空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如果对威廉·埃文斯进行人名搜索，我们却能得到一连串通信记录，并能通过这些记录辨识出赫明斯后来的命运。对这些通信记录的考察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早在杰斐逊寻求埃文斯的帮助之前很久，赫明斯就已经被牵涉到关于他是否要受雇于杰斐逊的协商之中。赫明斯生命中的前25年是作为奴隶度过的，因此他明白提前确定雇佣条件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另一个熟人——弗朗西斯·塞伊[Francis Say]）提出请求，要杰斐逊“给他寄来一份聘书，并附上雇佣条件和（杰斐逊）愿意支付的薪水”（2009, 33:53）。他进一步明确表示，这份邀请应出自杰斐逊“手书”（own hand wreiting，原文如此）。这表明了赫明斯了解书面文字的威力足以替代法律协议（特别是身为当选总统的杰斐逊本人手书的威力）。尽管他是自由的，但他的有色人种身份却让他从来无法完全利用法律协议的力量。
出于未知的原因，杰斐逊未能满足这一请求。档案中的下一封信是埃文斯写给杰斐逊的，信中提到了赫明斯的自信语气。我们并不知道赫明斯的原话，但埃文斯对杰斐逊是这样讲述的：“（赫明斯）给我的答复是，除非（untill，原文如此）你亲笔写信给他，否则他不会去（华盛顿）”（2009, 33:91）。此处我们得到的是对赫明斯的读写能力、生意头脑和坚定立场的有力确认。尽管这封信颇为重要，它却没能出现在以詹姆斯·赫明斯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因为编辑并未用他的名字标注这封信。至于埃文斯是否影响了这一局面的最终结果，杰斐逊档案并没有给出答案。赫明斯一直没能成为白宫的主厨。接下来，杰斐逊和埃文斯之间的通信联系出现了八个月的空白。档案中二人之间下一次通信（也是最后一次通信）发生在1801年11月，确认了赫明斯自杀之这一“令人悲哀的事件”（35:542）。
正如贝斯特与马库斯对我们的提醒，詹姆斯·赫明斯的幽灵无须代表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相当确定的是，赫明斯的幽灵本身的意义已经足够。身为学者的我们可能还想对赫明斯的生平加以更多探究，他的故事却不可能找回了（2009, 36:20）。哈特曼（2008, 2-3）曾经解释说：每个在奴隶制档案中成形的故事都“基于不可能性，包括倾听未能说出的话、翻译被误解的词句、重塑被扭曲的生活；致力达成的则是不可能的目标——纠正那种制造出数字、密码和碎片的暴力。”因此，哪怕只是在对杰斐逊档案里的“数字、密码和碎片”中可能得到的信息（此处通过数字方法来视觉化的信息）加以考察时，由于预先知道了赫明斯的自杀，我们仍会注意到：关于他的一生，我们真正可能了解到的信息是多么少。
二
对不可能性的视觉化：从故事到行动
是否有可能将赫明斯故事中的不可能性视觉化？这项工作是否有尝试的必要？一边是一部早已遭到扭曲变形的档案，另一边是一种同样以变形为名的数字人文批评方法——“变形批评”（deformative criticism）。两者之间看似难以成立的结合指向了一种也许可以富有成效地处理这一悖论（它既是伦理悖论，同时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悖论）的方法。在《阅读机器》（Reading Machines）中，斯蒂芬·拉姆塞（Stephen Ramsay）（2011, 33, 34）描述了通过计算机手段“蓄意并真实”地更动文本的“图像及句法编码”（他将这称为对文本的数字“变形”[deformance][11]）将如何造成一种“通过其他手段难以取得的批评自我意识”。根据拉姆塞（57）的说法，这种“批评自我意识”——或曰对文本的主动参与——使“意义潜力的解放”成为可能。然而，在赫明斯这个例子里，辅以对文本的数字变形的主动参与反而暴露了意义的不可能性。这个结果不仅对我们如何理解奴隶制档案至关重要，同样对我们如何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字人文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尽管拉姆塞会坚称这一领域“具有革命性并非因为它提出了一种基本的阐释学流程之外的选项，而是因为它在新的尺度上重新设想了这种流程，赋予它新的速度，将它置于种种新的条件之中，”（31）但数字人文事实上代表着（批评意义上和技术意义上的）新的流程，而这些流程允许关于档案记录的其他理解得以呈现。事实上，数字人文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突出了批评者本人相对于其所研究的档案的位置，并唤起对批评者所选择的方法背后的伦理、情感和认识论意义的注意。奴隶制档案这一特定语境同样能帮助数字人文研究者看到：他们的方法可以如何延伸至文化研究和理论研究之中（事实上，这些方法可能已经进入了上述领域）。在此我指的并非工具构建这样的理论工作（尽管它当然也有其作用），而是那种让技术、档案和关于知识生产的普遍观念中的局限凸显出来的工作。
下图的视觉化便呈现了杰斐逊档案中这样一种具有批评意义的变形（图3）。[12]我并未将优先地位赋予写信人之间的关系，而是选择对作为档案基本单元的信件进行拆解，在相同的平面上考察信件内容中的每一个词。我使用的软件是“具名实体识别器”（named entity recognizer）。它源于计算语言学领域，可以在较长的文本中辨认或识别代表事物名字的一串单词，比如人名或地名。通过它，我可以自动确定杰斐逊档案中每一处提到某人名字的内容。被《杰斐逊文件》的编辑确认含有与赫明斯或其家人相关内容的信件共有51封，而我便将处理范围限制在这51封信之内。在这些文本上，我增加了我自己在搜索中找到的7封信件——它们提到了杰斐逊称之为“詹姆斯·赫明斯（James Hemmings，原文如此）的悲惨结局”的事件（2009, 36:20）。在得到XML格式的《杰斐逊文件》数字版并从文件中提取出这批信件的内容之后，我使用了斯坦福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团队开发的具名实体识别器，用以辨识与赫明斯有关的信件中每个被提到名字的人。[13]我先用Python写了一个脚本，将具名实体识别器生成的结果解析为人类可以阅读的形式，之后便制成一份人名列表，再对这份列表进行人工审核，以消除其中可辨识的错误和重复。前面的引文中提到的赫明斯的姓就是一个例子：它有时只包含一个m，有时则是两个（mm）。在提到他的男女奴隶时，杰斐逊几乎总是使用昵称，这同样增加了数据分析的复杂程度。例如，詹姆斯·赫明斯就会被称为詹米（Jamey）或吉姆（Jim），在法国时则被称为吉梅（Gimmé）（Gordon-Reed 2008, 553）。在尽可能解决了这些偏差之后，我又写了所谓“共现分析”（co-appearance analysis）的第二个脚本，用的同样是Python语言，以确定每封信中哪些名字共同出现。最后，我将这些关系制成了文中弧线图所呈现的格式。
图中浮现出来的，是人际和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复杂程度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将杰斐逊与他的男女奴隶连接起来的弧线要比他和亲友之间的弧线突出得多。这表明，在购买补给或销售产品等事务上，杰斐逊要想让自己的种种指令得以实现时有多么依赖他的种植园中的奴隶员工。因此，尽管这一视觉化图像无法重现这些人在对话中都说了什么、为了完成交易都去了哪些地方，以及他们真实的日常生活状态，杰斐逊对他的男女奴隶的一种依赖感却从中产生出来。
虽然这只是一幅单独的图像，但其中构成这一视觉化图像的重叠弧线也指向了杰斐逊档案中内嵌的多重权力网络。其中当然包含了关于奴隶制束缚的证据。这种束缚是一种资本主义“封装”（encapsulation），已被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 1993, 55）证明“为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网络提供了基础”，而这种网络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连接赫明斯一家与种植园上其他男女奴隶的弧线同样在视觉上指向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网络。这一网络的维持有赖于艾薇·威尔逊（Ivy Wilson 2011, 29）所说的“雷达盲区”中的交流系统，因此在今天的档案中被觉察到的难度要大得多。货物的交换或交易不会留下财务记录，通过口头交流的新闻不会留下书面痕迹，而以土语表达的政治修辞也不会形成有形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一视觉化图像可以帮助我们觉察到《杰斐逊文件》中包含（如果不是明确记录下来）的其他强有力的网络。
将这一图像纳入视野之后，再回头考察档案中的文件，研究者的关注点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杰斐逊写给埃文斯的信中第一封表明他知晓了赫明斯之死的信为例：
从我一个仆人认识的人那里传来了一条消息，说我从前的厨师詹姆斯·赫明斯已经自杀了。无论此事是真的还是有一定根据，都会让他的朋友们不安，所以还请你确认此事，并写信告诉我。（2009, 35:542）
正如哈特曼（2008, 12）的有力断言，这封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象征，代表着那些“无法自主，只有在消失之际才会被人看见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在《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数字版》中，若以“詹姆斯·赫明斯”为关键词来搜索，这封信是搜索结果中的第一条，也是档案中仅有的两份同时提到他的姓氏和名字的文件。这封信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所记录的口头“消息”（report）、它提到的杰斐逊的一个“仆人”所“认识的人”，还有信中那些不安地等待消息确认的“朋友们”。杰斐逊所使用的语言由此指向威尔逊所谓雷达盲区中的交流网络，也指向赫明斯依赖的社交网络，以及那些奴隶们在离开杰斐逊努力控制的种植园世界之后的流动（赫明斯也曾是这些奴隶中的一员）。要将这一运动（运动，而非静态或确定的记录）视觉化，意味着需要拒斥那种被贝斯特（2011, 157）描述为“恢复的逻辑和伦理”的东西——这种逻辑和伦理将那些身体和声音再度钉上了“消失”的标签。这一将缺席呈现出来的图像对我们批评家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让那些未被记录却被我们探察到的故事——那些若非如此便可能被我们归于过去的故事——转而在运动和意义中得到扩展。
三
视觉化展示中的长弧线
在这个时代里，数据视觉化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不仅在大众文化中如此，在学术研究中同样如此。不可避免地，此时我们同样有必要回顾漫长而内涵丰富的视觉呈现历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历史传承直接途经杰斐逊的书写，而杰斐逊也自有以图像呈现信息的方法（有数据图、清单、示意图和表格等形式），并以此来推进他的经验主义世界观。正如I. 伯纳德·科恩（I. Bernard Cohen 1997, 58）的解释，这种“归纳式”的知识获取手段“暗示着一种对知识或体系的经验性测试，与科学中那种牛顿式的‘实验证明’同属一类真理标准，或者说是一种对批判式观察的依赖”。这种对“批判式观察”的依赖反过来又导致一种科学表达的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有效地传达观察到的现象中的“事实性”（factual）本质。
杰斐逊的观察手段（以及随之而来的视觉呈现手段）形成于他在威廉和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读书的时候。他在这所学校中师从苏格兰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威廉·斯莫尔（William Small）。在其自传中，杰斐逊将斯莫尔称为自己最重要的导师。“在与他的交谈中，”杰斐逊回忆道（1830, 2），“我第一次瞥见了科学的广阔，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事物体系的广阔。”杰斐逊还提到斯莫尔后来回到了欧洲，但没有提到斯莫尔后来的职业生涯。事实上，斯莫尔后来成为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老师，而普莱费尔如今已被视为近代数据视觉化的主要先驱。[14]普莱费尔运用绘制不易的数据图和图像（这些数据图和图像是同类工具中最早的）来推进他关于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政治论证。在《以整个北美为对象的出口与进口》（Exports & Imports to and from all North-America）一文中，他有力地呈现了美国革命对英国的贸易平衡造成的冲击（图4）。与杰斐逊不同，普莱费尔并不能肯定革命（无论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会导致任何积极的后果。正如他在《商业与政治地图》第三版的前言中的解释：“欧洲正在发生一场剧变，而……我们无从猜测它最可能导致何种结局”（Wainer and Spence 2005, iii-iv）。他担忧新世纪可能会由“战乱和竞争”来定义，不过他在一个问题上与杰斐逊是一致的：他的数据图和表格所采用的视觉格式将确保后世的人们理解并且记住他的底层数据（iv）。“只要仔细考察这些数据图中的任何一张，”他在导论中声称，“就能得到足够清晰的印象。这种印象可以长时间保持不变，并且存留下来的观念也会是简洁和完整的”（xiv）。
《弗吉尼亚州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是杰斐逊对布丰伯爵（the Comte du Buffon）关于新世界更为低等的理论（或他所谓的“堕落”[degeneration]理论）的长篇回应。在这部作品中，杰斐逊展示了与普莱费尔同样的愿望，即呈现一种可以保持“简洁和完整”的观念。这部《笔记》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此类科学表达形式中最著名的范例。例如，其中包括了比较欧洲和美洲动物体型的表格，列出了美洲原生的蔬菜种类，还有一份篇幅甚长的弗吉尼亚鸟类名录（图5）。如布鲁斯·戴恩（Bruce Dain 2002, 28）所指出，这些内容“被认为是单纯事实”，无须仰仗分析或解释，而杰斐逊对这些内容的视觉呈现意在“证明布丰关于新世界的环境更为低等的观念是荒谬的，代表着一种偏见、一种过度理论化的想象，大大偏离了事实。”与普莱费尔一样，在杰斐逊看来，他对证据的视觉呈现让证据更贴近他的归纳式方法论，并为自己作为第一手观察者所看到的东西的事实基础提供了支撑（或者说为他对这一事实基础的信念提供了支撑）。
通过《笔记》一书中的视觉修辞，杰斐逊希望确定他所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但这种修辞的含义不限于此：他还尝试通过它来强化这本书的公民读者在反应上的一致性。在其关于分类法自然史中的政治维度的先驱之作中，克里斯托弗·卢比（Christopher Looby 1987, 265）已经指出：在《笔记》一书中，“图像式的和二维的”呈现模式的主导地位（卢比将之描述为“总体上静态而同步的知识呈现”）是有意为之，“意在促成”这本书的读者产生一种“观念上和情感上的统一性”。这个国家的民主统治有赖于公民自己做出恰当的政治决定，因此让公民们学习养成一套统一的行为和信念就至关重要（或者说杰斐逊如此认为）。因此，在其图像呈现模式中，如那张比较欧洲和美洲的四足动物的表格（图5）所示，杰斐逊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通过他的视觉展示来实现的政治控制形式。
当杰斐逊在那本被他称为《农场记录》（Farm-book [来源：杰斐逊手稿]）的皮面小册子中描画出行列和标线的时候，他心中并未想到公众读者。他在书中记录的是作为他的奴隶的那些男男女女和儿童们的名字、出生日期（如果知道的话）、家庭关系、当前处所和来源国家（图6）。类似《笔记》中的数据图和表格，杰斐逊用示意图来呈现蒙蒂塞洛居民们的这些信息，从而实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压制与管控，即将人简化为对象，将故事压缩成名字。与那个因其在杰斐逊档案中的缺席而得到讲述的詹姆斯·赫明斯故事形成对照，《农场记录》中的短短一行——“杰米. 1765”——则让我们想起那种可以通过视觉展现来实施的暴力。事实上，《农场记录》中对赫明斯的提及本身就造就了一个颇有警示意味的故事：它提醒我们审视那些内嵌于我们这些美国档案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库结构和展示模式底层的预设和偏见。
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 2011）在最近的文章《图像呈现的人文方法》中提醒道：人文学者必须拒绝图像视觉化中的“智识特洛伊木马”，因为“关于信息构成的预设……会隐藏在一套从经验科学的技术中整体搬运来的修辞之下，而这种修辞以一种熟悉感作为伪装，掩盖了这些技术中的认识论偏见。”赫明斯在杰斐逊的《农场记录》中被视觉化了，而这个例子不仅提醒我们要提防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偏见”（一种将可观察的现象拔高为事实的理论），也让我们注意到杰斐逊对自身的科学偏见和个人偏见缺乏理解。他将赫明斯作为一条“信息”记录在他的《农场记录》中，这表明他认为赫明斯可能仅仅成为经验知识的一个对象，而且通过可见的、可视觉化的事实，他就能控制这个对象，也可以理解他。
以这种方式，《农场记录》让我们对当前那种十分常见的、关于数据视觉化的实证主义修辞产生了疑问。这种修辞来源于杰斐逊和他的时代。批评家们最常关注的是杰斐逊在其《笔记》中表达的种族分类学观点，将之视为杰斐逊的经验主义科学的局限。这并非巧合。杰斐逊曾有这样的评价：“黑种人和红种人……迄今从未被我们视为自然历史的主体。”当然，正如蒂莫西·斯威特（Timothy Sweet 2009, 100）所指出，这样的评价表明杰斐逊未能“批判性地反思他自己的数据收集和推论过程，（以及）反思他的研究所运用的范式的更广泛意涵”（杰斐逊[1781-82] 1984, 270）。如同福柯的做法，斯威特引用这些句子，作为“启蒙科学范式中的（经验主义）断裂”之一例，而正是这种范式推动了近代人类科学的出现（110）。因此，当德鲁克（2011）在其关于视觉化的文章中提出“人文视角的知识概念有赖于情景中的一个在场观察者与处于审视和阐释之下的对象或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也许便能更精确地确认：杰斐逊那种毫无反思的种族科学所暴露出来的断裂正是我们必须设法弥合的那一种，一如德鲁克的警告。
杰斐逊关于可见之物的认识论——即他置于可观察之物、可视觉化之物和真实之物之间的那种三方关系——还包含了一种种族观念。当他试图确认那些可以让他将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区分为“不同”种族群体的时候（1984, 270），这种观念便浮现出来。这一种族观念被当做一种将可见的“身体迹象”和“猜想中的内在隐藏特征”连接起来的技术性“映射工具”。从这种观念出发，全喜卿（Wendy H. K. Chun 2012, 40）断言：种族“因此让通常的视觉化和启示模式变成了疑问，同时让新的能动模式和因果模式成为可能。”她的分析基于当代电影中的例子，但她关于对作为技术的种族加以考察可能带来“新的能动模式和因果模式”（56）的观点同样适用于视觉化，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的构想。全喜卿最后得出结论：
作为技术的种族既是施加一种控制网络，也是一种有生命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现实里，与技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会具有价值。重要的是，它取消了关于种族的本体论问题，即那种致力于将意识形态和真实割裂开来的、关于种族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争论，而代之以伦理问题：种族会建立起什么样的联系？如珍妮弗·冈萨雷斯（Jennifer Gonzalez）所主张：种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于关系、遭遇和辨认的问题；它让某些行为成为可能，并禁止另一些行为。作为技术的种族的形成同样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关于种族的观念和经验曾被用于种族主义的目的，但抗击种族主义的最佳方式也许并不是否认种族的存在，而是让种族来做一些另外的事。（56-57）
我在本文中所展示的詹姆斯·赫明斯的视觉化揭示了奴隶制中的“控制网络”（grid of control）。这种网络首先宣布了他的社会性死亡，然后又让他遭遇身体死亡。与此同时，这些图像也凸显了种植园生活中“有生命的社会现实，”这丰富地体现在社群、亲缘和相互支持之中。以一种抹杀这些关系的档案（以及意识形态）为语境，我尝试利用种族这种技术（布鲁斯·戴恩[Bruce Dain][2002, 9]将之描述为“为可见之物命名”）来反对这种技术本身。在利用视觉手段对档案加以变形之后，我揭示出某些被《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本身所拒斥的辨识可能性。我还努力呈现了辨识（以及认知）的不可能性——这些不可能性对我们在今天理解奴隶制档案来说至关重要。
四
可见之外：詹姆斯·赫明斯的厨房工作与文化工作尽管杰斐逊档案中关于赫明斯的许多东西仍处于不可见状态，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传统的文学批评手段来探察他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杰斐逊用他的专用墨水写下了赫明斯的解放协议，用他的进口纸张将之封装，用他的复印机复制一份，然后再将这份协议置入自己的个人档案加以保存。这份协议表明，杰斐逊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对他那种并不完善的、将赫明斯的一生归结为一行数据的逻辑有所体认（如果不是纠正的话）。这份正式但不具法律效力的文件（杰斐逊档案中提及赫明斯全名的两份文件中的第二份）记载了赫明斯最终获得解放所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文件内容如下：
我曾为詹姆斯·赫明斯学习烹饪之艺而花费（expence，原文如此）不菲。为了帮助他，也为了尽量少地向他要求回报，我兹于此承诺并声明：接下来的冬天我将前往蒙蒂塞洛居住；如果此处提及之詹姆斯在接下来的冬天愿意随我前往，并留在该地，直到他将我为培训一名好厨师而安排给他的人员培训完毕，达成这一预设的条件，他便会获得自由，而届时我将履行他获得自由所需要的一切手续。（2009, 27:199）
杰斐逊的这份提议显然表明了作为主人的他无可置疑的权威，以及身为奴隶的赫明斯在这种权威之下的服从——赫明斯对此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杰斐逊语气审慎，态度友善，将自己表现为一种支持自由的慈悲力量。然而，他对赫明斯的解放会导致的现实后果不无焦虑，这表明他对“烹饪之艺”的高度重视超过了他对给予赫明斯以应得的自由的兴趣。同时，杰斐逊坚持要求赫明斯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将另一个人培训为“一名好厨师”，这又成为他对赫明斯的技艺之了解的文本证据。面临着失去赫明斯这名主厨的前景，杰斐逊不得不第一次承认他强迫赫明斯从事的厨房劳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价值）。
与那种杰斐逊在自己的《农场记录》中所记录的、被低估的劳动形成对比，赫明斯的劳动在此被描述为一种“艺术”（事实上是一种技艺[techne]），正是杰斐逊本人最为推崇的经验性应用知识的精确形式。杰斐逊不仅使用复印机，还自行设计复印机，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他格外崇拜“机械艺术”（mechanic arts）（这个词在当时被用来描述技术知识），视之为与自己的经验主义世界观紧密相关（Marx 1997, 3）。然而，在杰斐逊的想象中，只要赫明斯培训出一名替代他的主厨，他在蒙蒂塞洛的缺席就不会造成影响。杰斐逊由此暴露了他的观察之眼的另一个局限：他对赫明斯的劳动中那些不易觉察的方面缺乏了解。在那份协议中，杰斐逊并没有承认赫明斯的认知工作，例如对某些可以呈现独特美洲风味的具体食材的挑选。杰斐逊也没有承认赫明斯的情感工作所具有的力量，即他准备和展示食物的独特方法在杰斐逊本人的共和主义价值观和理想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当然，动产奴隶制的种种限制从根本上排除了赫明斯的厨房劳动与今天的劳动之间的任何对等性，然而，对以下这一点的思索当对我们不无启发：赫明斯的技艺（techne）里那些超出视野的维度如何可能转而凸显当前的数字工作中那些隐藏的方面。
于是，也许我们可以回到今天以数字形式与我们遭遇的杰斐逊档案上来。身为学者，我们并没有看见将手稿转为机器可识别的文本所涉及的劳动，也不会去思考那些对编码标准和数据库设计的发展有所贡献的讨论（这种讨论既是技术性的，也是理论性的）——正是这些标准和设计让我们得以执行自己的搜索请求。我们的训练中不包括对元数据和受控词表（controlled vocabularies）提出问题，而这正是档案学家和他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提的问题。这样的数字劳动不仅仍然是不可见的，也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文学者所承认。[15]
有人认为，由于杰斐逊的国父地位、他在国会图书馆的成立中的作用，以及他本人所展现出来的德里达式的档案狂热，他可以被视为“美国档案的缩影”（Elmer 1998, 23n）。在这份清单中，我们还必须加上杰斐逊在将关于奴隶制的沉默注入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责任。然而，正是因为詹姆斯·赫明斯的沉默，真实的美国档案才得以在今天进入我们的视野。这部档案覆盖了不可能性，有赖于学者、档案学家、技术专家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头脑中具备了这样的档案观念，我们才能进而理解规模更大的美国文化档案——不是将它理解为中立的知识库存，而是一种用来暴露我们的知识局限的工具。可以说，将让我们开始看见的，正是这些局限。
责任编辑 | 陆晓芳
作者简介
克莱因
劳伦·克莱因（Lauren Klein），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文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美国文学、媒体研究与数字人文。
译者简介
宋迎春
宋迎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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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 Klein, “The Image of Absence: Archival Silence, Data Visualization, and James Hemming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85, no. 4, pp. 661-688. Copyright, 2013, Duk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Re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www.dukeupress.edu. 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圆厅”数据库（Rotunda imprint）的编辑暨技术主管戴维·休厄尔（David Sewell）。他让我有机会利用《托马斯·杰斐逊文件数字版》的XML文件；同样要感谢莎拉·布莱克伍德（Sarah Blackwood）、娜塔莉亚·塞西尔（Natalia Cecire）、尼哈德·法鲁克（Nihad Farooq）、凯拉·舒勒（Kyla Schuller）、卡伦·魏因加藤（Karen Weingarten）和格雷戈里·津曼（Gregory Zinman），他们为本文的前期版本慷慨地提供了意见。
[1] 我对复印机（the copying press）操作方法的描述主要参考了泰特斯的文章（Titus 2006）。
[2] 杰斐逊不仅是技术的积极使用者，也是技术的早期引入者。他在1783年就设法获得了“一台这种复印机”，那时他刚刚知道这种机器的存在。1804年，他又成为第一批复写机的购买者。这种复写机体现了新一代复印技术（2009，15:585）。若要详细了解杰斐逊与这种特定技术之间的联系，可参见贝迪尼的著作（Bedini 2004）的著作。
[3] 贝迪尼（Bedini, 1984, 3）曾评论过杰斐逊自大学时代起就表现出来的“保存记录的热情”。弗朗西斯·科利亚诺（Francis Cogliano 2008, 10-11）则更明确地指出：出于对“作为历史写作之基础的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的认识，杰斐逊“仔细编辑并保存自己的海量个人文件”；并且，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他在“塑造自己的生平和所处时代的历史”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刻意的努力。
[4] 若要更详细地了解这一档案库的范围及其完成时间表，可参见珀利恩的文章（Pellien 2009）。
[5] 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主义领域的研究同样回应了其档案的根本性不完善这一挑战。例如，阿明（Amin 1995, 118）曾尝试对下层的声音和那些把它们记入档案的司法话语“之间的距离进行度量”。另一个例子则是高希（Ghosh 2002）。早在哈特曼之前，高希已经以叙事为工具，对构成奴隶档案的那些数字、人名和辅助记录进行了详尽分析。
[6] 主张探索和游戏的其他主要人物包括斯蒂芬·拉姆塞（Stephen Ramsay 2010, 2011）——我将在后文中谈到他——还有杰弗里·罗克韦尔和斯特凡·辛克莱（Geoffrey Rockwell & Stéfan Sinclair 2013）。
[7] 关于远读的经典表述，参见莫雷蒂（Moretti 2007）。关于宏观分析的最新表达，参见约克斯（Jockers 2013）。
[8] 要了解关于Protovis的更多信息，参见mbostock.github.io/protovis/。关于其后代产品D3.js的情况，参见d3js.org/。
[9] 网络图表那种经常让人难以理解的结构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既有来自数据视觉化领域的，也有来自媒体研究领域的。要了解一种基于前一角度对当前网络视觉化技术提出的、颇有启发性的批评，可参见科尔契温斯基（Krzywinski）等人的文章（2012）。关于这个所谓的“毛团”（hairball）问题，一种更偏向媒体批评的视角则来自加洛韦（Galloway 2012）。
[10] 在其关于内战前饮食文化的著作中，杰西卡·哈里斯（Jessica Harris 2011, 102）将种植园中的厨房描述为那个时期的“权力中心之一”。她对此有如下解释：在厨房中，“厨师或是独自工作，或是与女主人合作，负责为主人一家提供饮食，往往也要负责监管整个种植园的伙食。在某些地位较高的种植园中，每天晚上可能有超过20位客人用餐。”
[11]首先使用“变形”（deformance）这个词的是麦根和塞缪尔斯（McGann and Samuels 2001）。
[12] 当前，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核心地带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即对那种被娜塔莉亚·塞西尔（Natalia Cecire）定性为“本质上不具推论性的理论模式”的坚持。当置于奴隶制档案这一语境之中时，这种坚持就会被放大。除了塞西尔本人对这种紧张状态的尖锐批评，还可以参考她推荐的一系列文章。
[13] XML是一种“标记语言”，即一套允许个体以计算机可识别（或可“解析”）的方式来标注文件的公约标准。许多档案文件都以XML编码，以使写信人、收信人和写信日期等关键信息可以被轻易提取，然后得到处理和/或展示。在这个案例中，我接收到的《杰斐逊文件》是XML格式的，却被要求用斯坦福大学的具名实体识别器（NER）来提取信件内容以便使用。（我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记录了与每一封信件相关的附加信息。）由于NER返回的结果是XML格式的，我又需要另写一个脚本来提取其中的信息。之后我再将这部分信息合并到包含信件最初元数据的文件中。关于斯坦福大学NER的更多信息以及相关的CoreNLP工具包，参见nlp.stanford.edu/software/。
[14] 要进一步了解威廉·普莱费尔的生平，可参考魏纳和斯彭斯（Wainer and Spence 2005）的文章。要进一步了解数据视觉化的历史，参见塔夫特（Tufte 2001）的文章。
[15] 关于对数字劳动的更详尽考察，以及这种劳动在人权、伦理、历史以及其他主题方面的意义，参见肖尔茨（Scholz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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