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严程 | 文艺研究需要“数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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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我们必须进行基本文献数字化工作，这样的工作使得当代学人得以从“各抱一经”转为“各抱一机”，获得不分时间地点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在文献数字化（literature digitization）过程中，古籍因其稀有和借阅不便，特别受到数字化工作者的关照；而二十世纪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是天然具有数字形态的网络原生文献，反而在数字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位与不足，值得特别关注。王贺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3一文中，总结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来的成果与发展，其中特别提到作为“新领域、新议题”的数字文献学，提出“与传统文献相比，现代文献本身有何特点”等问题。事实上，现代文献因其特殊性，更需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数字”，可以回答更为宏观、同时亦更具体的问题。如果以产生文本的频度和效率来观察文艺创作的历史，显然越近的时代因其风尚、载体和保存等原因，频度和效率越高，留存的文献数量更巨大也更复杂多样。对于古代的阶段性文学面貌，研究者还能通过通读《全唐诗》《全宋文》这样的总集来实现，但对于近百年来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恐怕很难依靠博闻强识去观其大较。因为现代文献的发生时间切近，资料数量巨大且相对丰富完整，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常常可以通过关联文献追溯到确切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连小报上的一则启事都可能成为线索。这时，数字技术能为文献学研究提供的支持，想必是传统文献学所无法想象的。因此，文艺研究对象特别是现当代文献亟待“数字”化，藉以衔接古籍数字文献与当代原生电子文献，打通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文献研究。当然，能够用好数字文献方法的学者绝不是以此取代勤勉读书，而是能够以此在宏观上拓宽视野、发现问题，在微观上提高精准度、获得线索。数字文献学打破了物理媒介和时空条件的限制，这正是“数字”能为文艺研究带来的初步且重大的改变之一。
尽管“图像”的历史由来已久，但20世纪以来对文艺研究的新认识，却不断刷新它的地位。从新批评到文化研究，从“视觉转向”到“数字人文”，视觉信息与文艺理论的关系越来越近，使得今天的视觉传达（Visual Communication）既是艺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人文学术的研究手段和呈现方式。一个经典的案例来自清华大学向帆团队的家族谱系可视化研究。将家谱视为研究时的辅助材料，考察所研究案主在家族中的位置，以及其先世或后代的亲缘、血缘关系等，这是人文学界非常熟悉的研究方法。然而，过去研究者较少将家谱视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大多是用作佐证与辅助材料，向帆团队却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大量复杂散乱的家谱文献材料通过数据处理转换为一眼千年的谱系图4，这样的图文互文为接受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与信息量。
而在信息管理和文学研究领域，如北京大学王军团队基于史料的宋元学案可视化工作，以及社科院赵薇面向文本内部的小说人物社会网络研究5，皆可视作人文研究的可视化实验，并且已经在各自学科内部获得认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以上各例仅作为个案存在，并不能为大多数学者所应用和实践，那么研究过程的数字化交互则是当下每一位研究者都可能面临的问题。即使是一位从未听说过知识图谱、也不曾使用过文本比对、甚至拒绝查询与检索的研究者，想必在最近的疫情期间也不得不使用知网等信息平台搜寻和筛选研究资料。而知网等线上文献工具也不再仅仅满足于提供文本，从最基础的引文网络、参考印证图谱到更丰富的大数据研究平台，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已然不再停留于笔头和纸面。可以想见，在这种数字化交互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信息的接受与阐释都将不同以往，而以他们为接收者和输出者的未来学术方向，也必然随之改变。因此，数据可视化作为一种方法、技术或手段，有益于拓宽文艺研究的视野，也值得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在“数字人文”被命名之前，人文学者已经在人文和计算相结合的领域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最早的起点发生在阐释学和语言学领域。1949年，意大利神学博士罗伯托·布萨（Roberto Busa）开始借助计算机处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的神学著作，依靠穿孔卡片编纂规模庞大的语词索引。6这一创举历经30年的编纂终于告成，又先后以磁带、光盘、线上数据库等多种形式出版。作为神学和文学研究的传统，类似规模的语词索引编纂工作常常需要耗费一位、数位乃至于数十位学者毕生的精力，布萨却从此开创了语言自动处理的先河，极大缩减了索引编纂的工作量。而在今天，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的工作甚至可以在以月计算的项目周期中完成。布萨的索引编撰工作极大启发了此后的计算人文研究，如计算风格学等当下学界熟知的计算人文研究方法的发端都从中受益。新世纪以来，“数字人文”的提法代替“计算人文”逐渐为学界所接受。这一时期，莫莱蒂（Franco Moretti）提出的“远读”7理论常常为数字人文学者所征引，用以解释研究者在与字句、文本和具体现象拉开距离之后，于更大比例尺中所观察到的趋势与概貌。这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优势不谋而合——在处理巨量文本信息时，合适的技术手段显然比经验阅读更高效、更客观。莫莱蒂对《哈姆雷特》人物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分析实践，也与另一个“数字人文”的重要研究方法相联系，即借助数字方法发掘和呈现的“社会网络”研究。我们知道，通过追踪文本内外的人物关系谱系，有可能发现被遮蔽的关系、联结关键人物及事件。这一谱系的编织如果受限于问题提出者掌握的材料，则很可能堕入自我建构的循环。当然，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必须依赖计算机辅助，莫莱蒂最初也曾手工绘制《哈姆雷特》人物网络，并据此发现了其中的“死亡三角”关系。但新的数字环境显然可以为这类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可能性。在文化研究和艺术史等更为前沿的领域，数字技术带来的革新不仅在于研究工具与理论的创新，甚至已然带来研究对象和范畴的改变。例如，新兴的概念史研究与自然语言处理、艺术史等领域相结合，可以生发出对“数字艺术概念史”8的考察。而在传统的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内部，甚至更重实物的博物馆学、考古学等具体领域，基于跨领域、跨专业合作的数字人文研究也悄然改变着学术生态，同时又会带来学科归属、合作机制、人才培育方面的思考与讨论。从“计算”到“大数据”再到“数字”，这一变化不仅关乎技术，也关乎时代底色。据此，有学者将“数字”与“印刷”相类比，认为“数字媒体环境的到来必然会引起印刷文学及其研究的改变，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学科体制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改变”。9综上可见，“数字”之于文艺研究即便不是必需，显然也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且多有裨益。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回应钱钟书对“卡片学问”的担忧呢？事实上，钱氏在《围城》中以为恶谑的“卡片”掌故，其原型很可能来自钱氏父执吕思勉的治史卡片。10显然，吕思勉的工作绝非“引得学问”，相反正是前辈学人精勤治学的典范。在任何一个时代，学者若仅仅以检索拼凑为能，而不知考镜源流，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说有什么是当下研究中的“必需”，相比于运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许更重要的是依赖人文积累提出问题的眼光。数字技术可以辅助人文学者拥有新的视野，提出过去不曾有过的问题，将数字技术引入文艺研究不但具有可能和必要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亦当着力推动文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使之成为未来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时，不可忽视的特色与亮点。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编号：18ZDA238]的阶段性成果）
1 钱钟书：《谈交友》，《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9页。
2 郑永晓在《传承与超越:数字文献学的未来发展刍议——兼论日本文献数字化对我国之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4期）中较早提出了数字文献学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可理解为以数字化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和挖掘的新的文献学研究，但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定义尚存在争议。
3 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2019年第9期。
4 向帆、朱舜山：《中国家谱树的绘制实验报告——基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视觉化实践》，《装饰》，2018年第10期。
5 赵薇：《“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6 详见林穗芳：《罗布托·布萨和世界最早用计算机辅助编辑的巨著〈托马斯著作索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7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VersoBooks, 2013.
8 邱伟云：《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现代艺术概念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方向：兼论数字概念史方法》，中国近现代艺术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2019年12月5-6日。
9 姜文涛：《数字人文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兴起——以北美文学研究学科史为中心的文献学考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10 王培军：《卡片学问》，《文汇报》，2013年10月24日。数字使人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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