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与批评】赵薇 | 网络分析与人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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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意为表现相反义素 S 1 、S 2 与其对立项 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矩阵后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发展为一种关于“行动—价值”的人物分析
事实上，诸如此类既复杂又高度抽象的理论推衍，还仅仅是可视化和功能分析在文艺理论领域的早期操练。在前数字时代的环境中，由于学科间法则难以互通，再加上结构主义者对“实证”的排斥，这些理论是难以得到精准的量化确证的。那么，在书籍史、语言模式、文学体裁和风格等相关研究已开始采用大规模量化证据的今天，我们能否延续功能分析的思路，结合数据科学、网络分析及文学社会学，对文艺作品，特别是叙事文学中的情节和人物（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量化手段最难以插足的领域），进行令人信服的确证性或发现式研究？数字人文恰恰为这一研究方向赋予了新的合法性。
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与人物空间
莫莱蒂的研究方法显然源于对网络理论的借鉴。比如说，从“位置决定功能”、“子系统共享重要属性”的观念出发，他从《哈姆雷特》的人物关系图（图2）中“看出”了所谓悲剧的本质：“真正致命的，是角色在网络中的位置，被拴在国王和王子交战的两极之间。在那个加粗线的区域之外没有人死。全部的悲剧就在这里。”5而“中介中心性”6和“聚类”（clustering）等概念，则为他解开困惑多年的“霍拉旭之谜”：原来，霍拉旭（Horatio）这样一个几乎无感情、无动机、无目标的剧中人物之所以具有谜之魅力，乃是因为他的“位置”关乎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在网络中，霍拉旭身居要津，勾连起了“悲剧的宫廷”和无声的市民社会，莫莱蒂认为，得以从宫廷的悲剧中幸存的霍拉旭是市民社会的代表，这暗示了王权统治的衰落，以及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政体的兴起，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扁平人物”的设置不仅暗示了整个作品的主题，还可看作是文艺复兴时期某种政治哲学的形式表征。莫莱蒂紧紧抓住霍拉旭这个“次要”却关键的角色，借助网络理论，对作为情节-风格连续体的戏剧人物做出了诗学新解，不仅引起了文学读者的兴趣，也让更多观望者看到了“远读”的希望所在。
“次要人物”与人物形象的二分法
基本上，我使用（或误用）这一理论的方式与我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中使用地图学，以及在《图表、地图、树》中使用图表的方式相同：作为一种安排文学数据的方式，它预设了一个秩序原则——但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架构。8
19世纪小说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人物、情节、环境（空间）”，网络分析则将这三者以视觉形式整合一体，并以一种寻求数据背后的“形式秩序”的“远读”方式，再度触及“文学如何表现现实”的古老问题。具体说来，除了对网络形态的关注，网络分析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对重要节点的研究。这便是为什么关于霍拉旭的情节-文体风格解释会成为问题的突破口。那么，从网络体系的角度看，人物到底是什么？有的小说中动辄有数以百计的人物涌现，他们有的面目模糊，有的令人过目难忘，他们的存在对于整个叙述结构有何意义？其实早在莫莱蒂之前，便有人意识到，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理论。此人便是莫莱蒂当年的年轻同事，斯坦福大学英文系的阿里克斯·沃洛克（Alex Woloch）。在沃洛克出版于2003年的第一部专著《一个和多个：长篇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和主人公空间》（The One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 in the Novel）中，沃洛克用近四百页的篇幅，讨论了19世纪小说中人们忽视已久的“次要人物”。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和极少数“中心人物”共存于一个符号系统中，为此沃洛克专门提出了“人物空间”和“人物体系”的概念，指出人物研究的要旨乃在于通过唯物论的空间分析，将主人公“中心化”的叙述过程离析出去：
《傲慢与偏见》中至少有45个人物出现，另有40个人物被间接提及。对特征的结构分析应旨在解释所有这些人物，显示它们是如何在相同的不对称（asymmetry）配置中定位的。奥斯汀严密控制的叙事世界确实将她所有的角色固定在一个统一的角色系统中，受这种紧张关系的支配。这种紧张关系始于全书开头的两句话，贯穿于一个单一的中心主角和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次要的角色们之间。9
从小说的第一章五个姐妹一并出场，到柯林斯先生求婚和两次出游，伊丽莎白是如何从众姐妹以及众多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主人公”的？在这样一个“众星拱月”般极不平等的结构过程中，中心人物的塑造其实是和“次要人物”被抽象、扭曲为某种单一特征的过程相互统一的。因而，“人物空间”既指人物外部的社会空间，也指其内部的个性空间。这个概念因此具有了辩证性，与人物塑造不可分割。《傲慢与偏见》中，所有“次要人物”都被讽刺、被否定，以至最终“消失”，目的是服务于主人公伊丽莎白的性格发展。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18世纪末伦敦郊外乡间小世界的“社会现实”，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理想的“道德品质”提供了成长空间，这体现了人物空间深刻的社会性。在中心化过程中，“中心人物”的内部空间亦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次要人物”则从人们的关注中渐渐淡出，退缩到体系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人物结构的变化，沃洛克深入探讨了形式再生产与民主、平等的社会形态和资产阶级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分析，被莫莱蒂成功地发展为“情节-人物-风格”的文本理论。只不过，莫莱蒂后来进一步将焦点转移到沃洛克所谓的“次要人物”身上，尝试以此反驳E·M·福斯特等人提出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round/ flat character）二分法。在莫莱蒂看来，沃洛克的“中心人物/次要人物”恰好可以对应于福斯特提出的“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因而便想要通过否定“中心人物/次要人物”的截然对立，来扭转对“圆形人物/扁平人物”的简单二分。但事实上，沃洛克以对奥斯汀、狄更斯、巴尔扎克小说的文本细读，全面探讨了此前受人忽视的“次要人物”的功能，并以其超时代的敏锐提出了“人物分布”（character distributions）这样的概念，已经可以视作超越“中心人物/次要人物”二分法的初步努力。而莫莱蒂则提出霍拉旭这样普遍存在的反例，实际上是以类似于“中心度”这一类潜在的测量概念进一步反驳了这种对立。10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承认哈姆雷特是文本的“中心人物”，那么该如何解释霍拉旭凭借其占位而获得的另一种中心性，一种并不属于主人公的、叙事上的重要功能？事实上，在量化、可视化的文学研究还远没有今天这般发达的年代，沃洛克虽然无法直接提出“中心度”概念，也不可能以“度中心性”11和“中介中心性”等多重统计指标来区分“主人公”与“关键人物”，但他已经有了将人物按不同叙述功能的“重要性”重新分布的想法，这种设想在莫莱蒂及此后的研究者那里，以网络分析的方式得到了实现。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中，莫莱蒂明确指出： 网络在角色之间建立了一个中心层次。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我们通常思考人物的二元性提出了质疑：主人公与次要人物，或“圆”与“平”：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二元性，事实上，人物的分层再概念化（the hierarch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haracters）是网络理论开辟的另一个有前途的研究领域。 为了使自己的上述反驳成立，在此文中莫莱蒂使用的中心度分布测量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如下：由于莎剧中每个人物与其他人物的连接度与具有这种度数的人数之间的函数呈“幂律分布”，而非“正态分布”，亦即大多数人在网络中只和一到两个人有联系，而只有少数几个人的连接度达到了10以上（图3），这就说明，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典型人物”或“普遍形象”，因而也就没有“主人公”和“次要人物”的二分。
在此，莫莱蒂以拓扑分析的方法对网络度数分布进行了最简单的呈现，实际上是将沃洛克“人物分布”的想法真正实现了出来，这一研究思路无疑提示了数字人文进入文学“内部研究”领域的可能路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研究者所启用的统计表征方法不够全面、不能完全“对症”时，便有可能带来“文学对接”上的问题。以莫莱蒂的论证为例，姑且不说图3是否符合网络理论中度分布图的通常做法，仅从图中信息来看，也会发现此种分布状态恰恰证明了二分趋势的合理性，因为按照沃洛克的理论，所谓中心人物便是占有了最多的关系，得到最多关注的人物，而剩下的大量“次要人物”被以各种方式“扁平化”了，只占有极少的连通度。事实上，图中存在的“大偏尾”，反倒有助于证实“中心人物”与“次要人物”间的不平等分布。至于莫莱蒂所说的“典型人物”是否存在，它和中心度有什么具体关系，那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涉及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定义“典型”，在此，单单凭借一种中心度的曲线分布形态，是很难简单立论的。
结构还是视角？
在讨论（中心人物）这个形象时，文学理论通常会转向“意识”和“内在性”的概念——甚至连沃洛克的结构研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当一组研究人员将网络理论应用到惊奇漫画系列中时，他们在界定主人公时却并没有提到“内部特征”；主人公不过是“到所有其他顶点的距离之和最小的一个角色”；换句话说，是网络的中心。在他们的例子中，是一个叫作美国队长的角色；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哈姆雷特。13
也许莫莱蒂在人物研究中的倾向也并非偶然。《网络理论，情节分析》发表前夕，哥伦比亚大学大英语系和计算机系的几位研究者曾经将视角作为元数据变量引入19世纪英国小说角色平均度的研究，并发现了显著而复杂的相关迹象。有趣的是，这项研究针对的正是此前雷蒙·威廉斯、弗朗克·莫莱蒂的环境和地理（位置）决定论：“我们认为，19世纪小说中社会网络的重要元素不是网络的位置，而是从什么角度来想象或叙述它们。叙事的声音，胜过环境”。14值得一提的是，该实验建立在60部19世纪英语长篇小说语料库基础上（千万字水平），较之莫莱蒂仅仅以几个剧本为样本，倒更像名副其实的“远读”。看来，视角或聚焦方式作为影响人物塑造最独特的潜在因素，不应被忽略，而这正是人们仅凭网络图像无法轻易“看到”，或者选择性的“视而不见”的。彼时的莫莱蒂宁可把网络分析看成一门神学，却不愿看出其计算本质，这也难怪，因为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计算和算法就像是“弗洛伊德的梦”，过滤掉一切隐秘的意识形态冲动。然而，抛开算法谈网络理论和可视化，将注定难以深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莫莱蒂在研究报告的最后一页里告诉我们，当这一研究结束时，他也意识到了“远读”研究的极限，这篇报告便是他真正的转折点。接下来，实验室的另一位创建人马修·乔克思（Mathew Jockers）为他们的莎士比亚研究设计了新算法，关于戏剧人物网络的研究将由另一位实验者来接手。我们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中可以得知，她最终走向了数字人文的通途。
多样的技术路径与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编号：18ZDA238]的阶段性成果）
1 空间计算诗学：将地理学、建筑学及空间理论与GIS、文本挖掘和可视化等技术相结合，或辅以田野调查的手段，来分析小说中的历史场所和空间叙事，或对文学家的实际际遇做考证性研究，是数字人文十分兴旺的一个方向，近年来的“空间人文与场所计算”、“现地研究”等研究形态都可视为其代表。
2 正是本着“符号学至上”的原则，Mathieu Jacomy与伙伴开发了流行图形分析软件Gephi，他对Jacques Bertin发表于1967年的《图形符号学》（Semiology of Graphics）推崇备至。
3 仅就中文数字人文研究的情况而言，近年来陈松、王军、王涛、向帆、金观涛、刘青峰、祝平次、刘昭麟、郑文惠、邱伟云、严程、许超、刘京臣、赵薇、李惠、刘飞燕等学者都曾尝试使用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人文研究，并发表了代表性成果。
4 文章先后发表于New Left Review 68（2011）、Literary Lab Pamphlet 2（2011）和Distant Reading（Verso, 2013）。
5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p.217.
6 尽管莫莱蒂没有在文章中明确使用“中介中心性”的概念，但是它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在网络中，中介中心度（between nesscentrality）又称居间度，用于评估一个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路径上的分布程度，亦即一个点“介于”其他节点之间的能力和程度。所以拥有高居间度的人通常具有中介中心性。这种节点一般能够控制其他节点之间消息的传递，构成了两个群组之间的重要传播“桥梁”。按文学社会学的理解，这种人物通常能够凭借其位置获取相当大的调控权，他们不一定是一部小说的主角或“主人公”，却十分活跃，在社交行动中扮演类似“交际花”的角色，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是名副其实的“中间人”，因而在叙事功能层面就相当关键。关于几种中心性在叙事网络中的意义，参见拙文：《社会网络分析与“〈大波〉三部曲”的人物功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7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 p.215.
8 Franco Moretti, “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Literary Lab Pamphlet 2, 2011.
9 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Protagonistin the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68.字体加粗部分为原文作者所做的强调。
10 莫莱蒂在文中并未明确使用“中心度”这一概念，但表达了类似的含义。中心度（centrality）可被视为衡量节点特征的最重要的统计指标。这一个体结构指标标示着网络中最重要节点的存在，评价一个人或组织的影响力，衡量其地位的关键性或特权性，以及社会声望等常会采用这一指标。中心性的形式可以分为程度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或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以及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等等，这其中理应得到小说研究者高度关注的是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
11 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又称程度中心性，是最基本、最常见的用于衡量谁是社团中心人物的结构指标。度中心性可以理解为一个节点的关系数量的加和，即一个人连出的边越多，他的度中心性则越高，对于整个网络来说他也就越重要。程度中心性最直观地体现了一个节点“受关注”的程度，即拥有最多的直接连结关系的人，故事中的他/她会与最多的人建立起“关系”。在先行研究中，度中心性通常意味着谁更有可能是故事的“主人公”。
12 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13 Franco Moretti, Distant Reading,pp.218-219.
14 David K. Elson, Nicholas Dames& Kathleen R. McKeown, “Extracting Social Networks from Literary Fi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146, Uppsala,Sweden, 11-16 July 2010.
15 分词：又称切词，为了做到以最小的语义单位来进行检索，数字文本就必须提供可以辨认这种单位的办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处理中文文本时独有的“分词”问题。
16 参见上述David Elson, Nicholas Dames等人的研究，以及廖儁凡基于对话网络的古典小说研究。廖儁凡：《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的社会网路关系：以〈儒林外史〉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2010年。数字使人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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