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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原总理坦承,中美或已到冷战1.5时代,但还没到冷战2.0

人大重阳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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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9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作主旨发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要承办,澳大利亚原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并分享了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本期,人大重阳君与您分享陆克文先生的演讲实录。

7月9日澳大利亚原总理陆克文作主旨发言
陆克文:非常感谢,很高兴能够参与今天的论坛,而且也很荣幸能够在王毅国务委员和基辛格博士之后发言,我上次说了,我现在在管理智库,所以很努力地希望能够承担起学者的身份,刚才王毅国委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美关系经历的历程,中美关系的大船可以说当前在船体上存在很多的缺口和问题,但我感觉已经有人在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准备救生艇了。我们都认识到,确实中美关系来到了关键的时期,库尔特·坎贝尔和其他的发言人之前都在美国政府中承担过角色,他们都会贡献美方的视角。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我尝试带给大家一些其他观察,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观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希望能够探讨中美正确的方向,我非常理解中文概念的“正确道路的方向”,这当然取决于大家对于“正确”的定义是什么样的。中国和西方对于“正确”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作为澳大利亚人,有我们传统的文化。首先,我认为不仅仅要找到中美关系正确的未来,同时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的未来,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我们需要可持续的中美关系。什么是可持续的呢?意味着四点:
第一,可持续就是在中国国内政治上是“可持续”的。
第二,在美国国内政治上也是“可持续”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
第三,对于第三方与中美打交道的国家来说,中美关系是要“可持续”的。
第四,中美关系不能够失控,不应该有更多的冲突升级,不能有战争。
作为智库,我们要看到以上四个方面的重合,能找到重合点还是很难的,在中美关系当中要找到新的“中庸之道”,这是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努力的。
现在的中美关系可以说处于这三十年中或者说是过去五十年以来的低点。当前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中美关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由于中国的崛起,中美双方权力的平衡在改变。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政策的改变。我比较关注中国,我这一生的工作都是高度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看到,2013年中国的党代会之后,中国在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中国变得更加的主动,包括在政治、人权、经济、战略方面,中国可能不再是以前韬光养晦的做法,中国有了更多的主张。
第三个结构性变化的因素,我们叫做“特朗普现象”。美国因为特朗普上台,我们看到有贸易战、国防方面的政策、技术的脱钩,而且也看到人权方面的争论和问题。结构上的问题虽然是跟特朗普息息相关的,但拜登上台也不可能发生180度的转变。
我的观察是:
第一,这是一个系统化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永久化的竞争。美国愿意和中国一起合作,去应对全球的挑战,比如现在的疫情和全球治理协同化的问题。
第二,对于之前的战略框架,可能不再适应未来可持续的中美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以前的框架不适用了,并不是说要有一个所谓的“联合公报”,而是基于以前的联合公报,我们打造新的框架,适应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要意识到现在的错误,更好地纠正这个错误,更好地引导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且要有更多战略上的接触。
举例来讲,中国决定推出香港国安法,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主权的问题,1997年香港从英国回归到了中国但美国并不这么看,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可以看到,西方一些国家也不是这么看的,很多人都会就这个问题有更多的反对声音出现。所以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结构性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必须要基于之前的联合公报之上打造新的框架。当然还有台湾问题,我们应该有新的战略框架、新的指引,去促进中美关系未来可持续发展。
最后一点,什么样的指导方针在未来是可行的?
第一,我们现在有战略的竞争,不应该有太多被框死的框架。我不太同意这一点,如果没有规则和指引方针、框架,那么中美关系会非常不稳定,而且是不可持续的两国关系的发展。
第二,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竞争现实,而且要去同意这样的战略竞争应该可以更好地管理起来,我们要有一个管理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双方的战略沟通和对话。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冷战2.0时代,但近期也看到一些外交方面的文章,也许我们已经到了冷战1.5时代了,如果不小心也许我们会进入冷战2.0时代。但我们还可以汲取一些苏联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双方内部沟通交流方面,应该非常清晰的互相理解和了解底线、红线在哪里?红线并不是说外交方面的公告或者外交上的努力,而是真正地去理解双方的核心利益,无论是军事领域还是在未来的经济领域,底线在哪里?
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要有双边的机制,来确保这些红线不被逾越,这是可以被很好地管理起来的。我们需要一起去找到这些红线在哪里?否则的话就非常危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互相理解对方的红线,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方面。同时,这也不是完全说中美关系是平等化的,我们要找到未来的战略基石,所以必须要找到红线。对其他问题的框架,要更好地管理战略竞争,我觉得我的思想没有改变太多,五年前在肯尼迪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写过文章,这是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
第一,我们要知道红线,共同的利益点在哪里,核心的利益必须要清晰;第二,很多困难的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也是可以合作的,比如现在的贸易战;第三,有些其他的领域,需要有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必须正常化,就算是现在的情况下,就像疫情、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有全球的治理,在这些方面都可以以高效的方式通过多边的体制来进行合作和协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
当然,这个框架应该是互相都能够接受的,它需要在美国和中国双方都做出一些调整,需要一些高层次的设计,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尼克松之间沟通时,也都非常赞同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框架。此前王毅部长也说到了这些框架上的建议,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作为第三方国家这么说可能非常容易,我希望大家最终没有战争,战争对中美双方没有好处,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来讲,国内有很多挑战,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有疫情和很多国内的问题,有很多抗疫的事件,所以挑战非常复杂。中美关系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中国一些政治上的问题和挑战。我也非常赞同继续推进和发现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必须把重点找出来,否则就没法推进中美关系。
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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