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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正试图将当前的巴以冲突与中国的崛起关联在一起。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 "拜登访以、普京访华，全球新分歧显现"（New Global Divisions on View as Biden Goes to Israel and Putin to China）的文章中，直接将拜登对以色列的访问与普京访华进行了对比。

一些美国媒体和学者近来也明确表示，巴以冲突“为中俄两国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提供了新机遇”。

在中国看来，更值得对比的是，在巴以冲突爆发之时，美国国会任命的一个两党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同时威慑和打败中俄的准备，而目前美国对2027-2035年及以后的潜在生存挑战 "准备不足"。

巴以冲突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然而，目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是一个主要因素。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美欧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注意力转移，能力已经弱化。

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主要是由美欧大国构建的，由于这一秩序本质上包含着潜在的地缘政治冲突，所以它其实是在美欧大国主导下的权力和利益的一种再分配，虽然它给后来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美国主导的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越来越失衡。在中东，其主要表现就是各种力量，包括地区大国，以及青年、宗教、民族力量的变化，使美国无法运用原有的方式来维护其主导下的秩序。

从1991年10月的马德里会议到1993年《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再到特朗普政府试图推翻民主党的中东政策，重新调和巴以关系的失败，整个过程不仅凸显了原有秩序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由于美国的管控、调解能力的相对下降，不断加大利益的不平衡，进而引爆冲突。

美国一直试图利用其霸权力量来巩固其主导地位，但越是这样做，就越是会破坏了其试图维持的秩序，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及其“大中东计划”的失败就是明显例证。

美国和欧洲大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极化，导致现任政府的政策决断力、凝聚力下降。美国和欧洲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能力调解巴以冲突，即使现任政府有这样的愿望。此外，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本来就与这一地区的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深受牵制。

这就是为什么拜登访以并未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和平成果。

当前秩序下的地区冲突是战后延续的地缘政治冲突的产物，俄乌冲突也是突出例子。

在美国和欧洲集中精力对付俄罗斯之际，哈马斯的攻势提醒人们，中东仍是地缘政治冲突的温床。

旧的冲突将以不同的新方式重现。

历史已进入二战后秩序转变的转折期，其过程必然充满动荡。旧秩序千疮百孔，新秩序未有预期。

这一巨变远非一个中国的崛起所能解释，更不是中国挑战了现有秩序造成。

回顾中美关系近40年的演进，每次中美关系走入低潮，每次当中国成为美国要遏制的主要目标，中东战火就会重燃。1989年之后是这样，2001年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看上去二者好像有什么关联。

错！

旧伤复发，是因为原有秩序根本就不能提供根治这些旧伤的药方。当美国的管控能力下降，开错方的可能性大增，这样的复发就会越来越频繁。

中国的崛起不是挑战现有的秩序，而是为改革、调整现有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能。只是美国是从霸权角度、零和思维来看待，不可能认识到这一推动变革的机遇。

美国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利益的主要挑战者，显示出华盛顿对待更广泛、更长远的全球发展的眼光是短视的，且充斥着豪横与无知。

难道压制、遏制中国，甚至击败中国就能维护住现有的秩序吗？

通过传统战略手段打击挑战者，竭力维护现有秩序是一种选择；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促进全球和地区大国之间、南北方国家之间，以及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推动秩序变革，则是另一种选择。

关键问题是：美国和西方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它们是否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并为这种权力的交接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看，中东战火重燃，也是对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秩序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