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张占斌，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从大历史的视野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滞后而遭受屈辱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大国现代化崛起之路经验启示的系统总结。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准确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好若干重大关系，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2023年12月中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3月，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4年有十项重点工作，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并强调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由此看出，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是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

一

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视野看技术变迁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讨论新质生产力，需要有历史眼光和国际眼光，即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国际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从大历史的视野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滞后而遭受屈辱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大国现代化崛起之路经验启示的系统总结。其中对技术变迁重要性的深刻揭示，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长久思考。

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是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称的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但是近代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世界。从器物和制度等原因寻根问底，我们终究无法回避“生产力”这一根本因素——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没有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导致中国在工业革命等关键时期落后于西方大国。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提出：为什么科学革命和产业变革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与此类似，德国学者韦伯研究发现，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他质疑：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韦伯疑问”。解释“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的现有理论中，有文化决定论，有国家竞争假说，有专利保护说，有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等等。对此，经济学家林毅夫还有一种解释：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现靠的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和劳动经验日积月累的总结，并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承科学技术，由于中国大一统的时间比较长，加之人口众多，因此科学技术的发现也就比小国林立的欧洲多。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出现了科学院，设立了实验室，他们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发现科学技术，如此，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年所能做的尝试错误数量，可能是几千个工人和农民一辈子尝试错误数量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因素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有意去支持实验，即使人口很少，也可以通过密集的实验来提高发明技术的可能性，这样欧洲技术变迁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而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没有培育出推动科技变迁的强大的人力资本，因此就被抛在后面了。

那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考科学技术知识，其考核的标准是四书五经里所灌输的价值标准和理论体系。在科举制度实行初期，考试的科目也曾包括数学，但皇帝很快发现数学对于维持自己的统治没有什么帮助，就把数学考试取消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但《天工开物》的序言提出：“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聪明而又有抱负的人是不应该读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对于科举没有任何帮助。应当说，科举考试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治国安邦的理论和观念在其中得以形成，这也是推动中国社会长期大一统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但是，一个在特定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显得优越的制度，在其他条件下就可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到了科学实验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科举制度便开始妨碍新发明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了。在历史性关键时期，中国的创新型人才储备不足，现有力量无法完成这个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变迁，因此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没有在中国发生。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并通过实验室等多方面的科学实验来提升认识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无一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提升，技术创新是推动这些国家崛起和繁荣的核心动力。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使得这些国家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注重工业革命的引领，鼓励并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如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工业革命中通过蒸汽机、电力和内燃机等创新和发明，推动工业生产快速发展；注重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加快实现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确保技术创新者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进一步激发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建立跨国合作网络等方式，共享创新资源；注重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特别是创新型人才培养。西方大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和支持、企业主体地位、全球创新资源利用、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前的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起主导作用，特别是科技创新极为重要。从全球范围来看，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强于我国。我国应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美国在高技术方面、战略性产业方面、未来产业方面都居于全球领先地位。2019—2021年，美国相继发布《美国将主导未来产业》《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未来产业法案（2020）》《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文件，提出未来将重点发展半导体芯片、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四大领域。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想办法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推出了一些重大战略规划、战略举措。如德国自2006年以来，先后出台《高技术战略》《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新高技术战略》《高技术战略2025》等战略规划，支持高新技术的创新与迭代升级。

总的来讲，“新质生产力”的国际发展趋势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以高新技术为内在驱动力。大型科技集团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入了空前密集活跃期,前沿技术呈现集中突破态势。多个技术群相互支撑，全面涌现的链式发展局面正在形成。高新技术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国际人才大战已经全面展开。二是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成为重要发展方向，核心技术交叉融合和技术迭代变迁加快成为重要发展趋势。三是以未来产业承接发展潜力并形成新赛道的风口。未来产业基于前沿重大科技创新驱动而形成，更加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并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基因、生命健康、深海空天、未来网络等重点领域。

二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科技创新突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讨论战略意义之前，我们有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前行呼唤新质生产力创造新动能和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余年的奋斗历史进程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那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康庄大道。党的二十大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战略部署，激励全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奋勇前行。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多优势和历史经验，比如说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创造了强大物质基础的优势，还有巨大的市场优势，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向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前行，确实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仍然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包含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房地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主导产业的带动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当前，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进步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个领域仍然有着强劲的动力。而房地产业由于转型需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有些风险需要消化，它的带动能力相较以往变弱。只有新的动能，才能更好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前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前行面临的困难和难题，也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前发展找到更加强大的新动能和新的制度保障。

第二，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两个大局的分析判断。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深刻理解，是对国内外两层大背景下的战略考量和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前行需要新的强大的动力引擎，这个新的强大的动力引擎就是新质生产力，因此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并用新的技术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国际层面看，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引发的全球产业变革，是各国科技引领发展的新机遇，也对全球走符合绿色环保的可持续道路提出了新要求。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要把握好重大历史契机，深刻反省近代以来技术落后挨打的教训，在这一变革中突破美国以贸易保护、技术霸凌等手段给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带来的阻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因此，亟须通过创新寻找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更好地引领全球合作，也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从国内层面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激励着我们前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现了很多趋势性的变化和特征，即经济要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产业要从过去总体上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发展动力要由过去的要素、投资驱动转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也要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好起来向多数人共享共富转变。要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应当转而寻找一种具有高科技、高性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

有了以上两个基本判断后，再进一步探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其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寻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的战略部署。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和趋势性特征，迫切需要实现要素配置、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型。传统的以低生产要素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在逐步丧失，需要依靠新的经济引擎、新的推动力量来解决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改革攻坚克难叠加问题。依靠传统的发展生产力路径已困难重重，因此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要求真抓实干，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引擎，这个新的力量、新的引擎在根本上也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

其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呼唤。新时代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了新的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是个重大转变，也是重大机遇和挑战。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处理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的相互关系，真正解决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了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务品质，减少了对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碳排放，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景，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甚至定制化的服务。这实际上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劲的力量和办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进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讲到这里，我们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替代就业问题，需要及早关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二是要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要有规则、规制和发展方向的引领，要引导它向善，为人类作贡献。 

其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提升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从世界大国的发展和崛起的经验来看，新技术的产生和产业化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许多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引发了全球产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竞争合作重点也是国际新技术的合作竞争。当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努力地推进科技创新，力图抢占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阻碍高新技术外移到中国，从高技术等领域实行诸多阻隔政策。我们必须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力争尽早走在创新型国家前列，努力寻求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好方式、好办法，把发展的安全和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努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其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昭示，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关键创新资源，发挥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势，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全方位的，首要要求是建成经济强国，这就必须要有强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世界强国之所以能处在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只有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产生重大突破，才能支撑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持续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其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怎样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推动人类全球化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大国是有历史责任的。首先应该从经济上推动世界各国合作与共赢，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树立发展的标杆和样板。标杆和样板是需要有实力的，特别是需要经济实力，也就是说要在国际舞台上有强大的经济号召力、影响力、凝聚力、牵引力。这就要求中国“身板”要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扎实，才能带动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只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只有赢得比资本主义发展更高的生产力优势，才能更好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尊严，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进而为推动世界和平、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我们的贡献。  

三

新质生产力“新”在哪里？新型生产关系“新”在哪里？

常常听到有人问起，新质生产力究竟“新”在何处？新型生产关系究竟“新”在何处？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内涵？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如何处理好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从总体角度来看，它是新的理论，也是新的实践。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体来说，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人才在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风口形成的新产业、新动能、新活力、新优势，其核心是通过各种新要素的组合来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新的组合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效应”，进而推动生产力发展。“它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的“新”，指的是新体制、新机制、新体系、新方式、新生态、新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核心的概念。“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既提到了新质生产力，也提到了新型生产关系，这两个“新”都特别重要。可以这样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个新”而是“两个新”，一个是新质生产力，另一个是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有新型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配套，这“两个新”要配合好。这也就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命题，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上有更大的创新和更大的作为，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来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这涉及深化经济体制（比如财税体制、分配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改革等等）、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人才体制等方面改革，要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各种堵点、痛点和卡点，调动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和空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提出，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全局性部署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为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吹响了号角。

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动力是新的技术，各种技术的应用会推动国家的成长和进步。这就要求要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基础是新要素的组合，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发生了变化，即劳动者是以很好的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新型劳动者，他们面对许多新的、和过去大不一样的劳动资料，如大的平台、智能化的工具等；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对象，如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主要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践需要我们创新体制机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来加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当前，虽然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但传统产业仍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在部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不能忽略传统产业的发展。我们要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激活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迈上新的台阶；并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在生产流程、交易渠道、制造流程等各个方面，使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和活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平衡好各种产业的关系。

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的重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一直有着很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邓小平强调，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创新和发展。我们要准确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就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握好五个重大关系。

一是把握好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追求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共识，当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那么靠什么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我们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有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更多的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就能更好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生新的产业、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同时也能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赋能，真正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推动力和支撑力。我们要理清楚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用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二是处理好政府顶层设计和市场实践探索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级政府要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搞好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清晰勾画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线图、未来蓝图，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凝聚资源。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应该走在前做示范，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辐射带动全国发展。但政府不能越界，不能包办代替。各级政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根据地方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方面情况有所为、有所不为，先立后破、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分类指导，要在取得真正的实效上下功夫。要尊重市场经济原则，尊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弘扬企业家精神，让市场主体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关系。“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因为这些产业代表着技术发展的前进方向，是战略制高点。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要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必须积极为之，用军事语言讲就是“争夺制陆权、制空权、制海权”，但也不能因此忽视甚至放弃传统产业。从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要给予特别关注，不能把一些钢铁、石化、有色金属、建筑、建材、煤炭等传统产业简单地等同于夕阳产业、落后产业，要想办法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改造传统产业，使其转型升级。因为这些产业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制造业的80%都是传统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对解决就业、创造税收、维护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一方面新兴产业要不断发展壮大，在新赛道上奋力奔跑；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也需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进行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相向而行。

四是处理好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要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不断通过改革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也是为了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成果竞相涌现。“深化发展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科技创新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比如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方面的配合，只有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机制并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够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才能把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将人才红利发挥好。新型劳动者和创新人才的作用相当重要，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科技创新成果要尽快产业化，市场化也要求具备配套的体制机制。

五是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一方面要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铸造自己的真功夫，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争取走在世界前列，真正突破“卡脖子”技术。现在全球化速度和全球技术变革加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技术赶超的重要机遇。自立自强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我们要通过开放来“强身健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奥林匹克运动场”上力争取得最好的成绩。总而言之，新型举国体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全面发展，就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坚定推进制度性开放，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余　论

新质生产力是富有时代气息的重要概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范畴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理论等的创新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新时代生产方式，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研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深刻把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视域、方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理论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马克思将“生产方式”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新质生产力理论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

新质生产力理论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方向。针对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核心动能不足、宏观经济治理面临两难困境，新质生产力理念提出了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数实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治理效能等政策措施，为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政策指导。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形成以新科技、新产业、新动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新增量，为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当前世界格局动荡变革，智能科技革命正在酝酿，世界各国都在未来产业等相关领域同台竞争，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成功脱颖而出，如何在垄断中成功“突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利于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掌握主动权，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总之，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最持久的力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图景。新质生产力理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境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为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剖析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责任编辑：徐淑云〕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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