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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把它写出来，一，完全没有对我自己家庭以及父母亲的否定，他们是人，又不是神仙；二，正如六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也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天，我不接纳它，一天我不能和它和谐共存。

倘若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甚至没有我所经历的一切人、事，或所受到的教育、读过的书等，我今天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

恐惧用服饰裹起我们的身体，爱让我们赤裸的站出来。恐惧粘住和抓紧我们拥有的一切，爱使我们给出去我们拥有的一切。恐惧纠缠，爱放手。恐惧激怒，爱抚慰。恐惧攻击，爱改变。

——摘自尼尔 · 唐纳德《与神对话》

精神上的“断、舍、离” 

(二) 人为什么会抑郁？(4-5)

（4）

为了能让父母开心一点，我小心谨慎的努力做一个乖孩子，想尽千方百计集各种取悦于能事。他们的欢喜似乎成了我开心的必要条件，我因此会竭尽全力地去“买得”大家开心，无条件甚至无原则妥协迁就，这些都给未来种下无穷的后患。

其中后患之一便是“自责”。

由于恐惧失去父母或“父母的爱”，除了凡事极尽取悦之能事以外，我们还会无缘无故的愧疚、后悔和过度自责。

我常常觉得父母吵架都是我造成的，任何人不开心都是我的错，甚至妈妈刚要打姐姐的时候，我马上就会说：都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慢慢的，这便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我对他人的情绪问题负有责任，我有义务为取悦别人做任何事。只有大家都开心了，我才能开心和放松。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建议我适当“发泄”一下自己的负面情绪，不要把一切都“憋成抑郁”，比如他偶尔也嚷嚷几声之类的。实际上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跟工作人员嚷嚷呢！

我在想，自己是否真正能“嚷嚷”得起来，即使真的嚷嚷了几声，说不定我也能暂时释放一下负面情绪，可能会对负面情绪过度的积累对身心造成的伤害有好处。不过，嚷嚷过后，我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自责或后悔，“唯恐伤害了谁”或“焦虑已经伤害了谁”可能对我造成更多的心理负担。

所以，更多的时候抑郁症患者选择不“发泄”，一些根本无法“发泄”或“排遣”负面情绪，就迅速掩藏甚至埋葬了一切情绪“问题”。他们从表面上看，反而多数都是最阳光、最积极向上，甚至最温和、最冷静、最有能力处理生活中各种困难的“精英人物”，尤其是那些最后选择走上“绝路”的精英们，都让世界震惊和呜呼不已。

我其实非常羡慕有些人能放声哭泣或能“拍桌子瞪眼”的嚷嚷，甚至会羡慕那些“泼妇”能歇斯底里的把自己的愤怒或悲伤，甚至任何不爽的情绪偶尔发泄一下。然而看上去非常“话唠”的我，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正常“诉说”自己的真正需要；当抑郁来临时，是“失去语言”的功能和情绪系统的完全关闭（completely shut down）。

我记得父母吵架时总有一个词会蹦出来“祖宗”，当时我认定这个“祖宗”是一个恐怖分子，要不为什么父母一不开心，它就跑出来呢？这是一个终极性质的警报系统。所以，我小时万一若有任何紧急状况，即愤怒、恐惧、悲哀等无法言状的极限，我便疾呼：“祖宗！祖宗！”。

妈妈说她了解这个信号，当我疾呼“祖宗”时，代表我已经到了某种情绪的极限。今日写来真是啼笑皆非，不过孩子的恐惧至极可略见一斑。

父母能帮助孩子学习认识了解负面情绪，首先视其为人类正常情绪而接纳它；然后疏导它和帮助孩子学习如何排遣负面情绪，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教育理念和最重要的教育行为之一。

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恐惧和没有安全感可以造成截然相反的表现。

姐姐也很恐惧，但是她表现为“叛逆”。叛逆行为之一，嘴硬从不“认错”，姐姐又因为从不认错而常常挨打。她的“硬汉行为”成为我的“懦弱怕事”的鲜明对比。

姐姐经常嘲笑我，认为如果革命时代，我必定是一个没有“革命立场”的叛徒。由于“恐惧失去”，我必须“取悦”每个人，我随时可以无原则的妥协和逆来顺受，其中包括恐惧失去姐姐和她对我的认同。

妈妈若被冠以“强权”的时候，即使她不使用“暴力统治”，那又有什么不同吗？

我被教育不许哭，挨打也不许哭；被教育不许质疑，不许回嘴，不许有态度问题，不许发脾气，不许表达情绪上的不满等。除了不许“回嘴”，当然也不许抱怨，甚至不许解释，更不用“诉说表达” 个人想法。

当然，那个时代的教育，如我们这样的“旧式家庭”有哪些不是复制“弟子规”出来的？我必须承认它还是比当时的“打、砸、抢”的教育强得多。但至于那些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今天还拿“弟子规”说事儿的所谓“国学大师”们，想做什么文章就不可而知了。

逆来顺受的我以迎合取悦“强权”为能事，做什么基本上都符合家长的需要为己任；因此相比之下，我没什么挨打的机会。但是，为了取悦姐姐，有时我会成心犯些“错”，好让妈妈打我。这样我除了可以取悦姐姐，姐姐或许也可以因此少挨些打，或者妈妈打我能令姐姐感觉好受些以外，挨打也是我排遣和舒缓自己内心恐惧的一种方式，疼痛使我肉体有“深刻的感受”，情绪上也会因此舒缓放松，再不让哭，我也可以因为疼痛而悄然无声的流些眼泪吧！

有一次替姐姐受罚跪搓板，跪了一上午，一直等哥哥下班才发现我还在罚跪，而且我已经跪在搓板上睡着了。哥哥问我犯了什么错，我其实真不知道；而妈妈一忙也忘记了，一是忘记了因为什么罚我，二是忘记了我还在受罚。我就这样无缘无故又被解除了惩罚。

今天我把它写出来，一，完全没有对我的家庭和我的父母亲的否定，他们都是普通人，又不是神仙；二，正如六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也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或所谓的社会环境（迫切希望那样的政治环境永远能被历史所记忆并永不复来），甚至没有我所经历的一切人、事，或所受到的教育、读过的书，今天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坦然面对它。

即使我可能很病态，甚至“变态”，但是倘若我今天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没有放弃对一切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生命应该已经具有了某种更高层次的意义，正有待我进一步去寻找和发现。

（5）

继续回到问题的实质：真有这样找打、找惩罚，或者说找心理安慰、找被爱的人吗？

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甚至口诛笔伐的说：这完全是变态。这样的心态是“自虐”。是的，而且从自责上升到自虐，并不遥远，也非常顺利成章。

所有的暴力家庭，无论是冷暴力、言语暴力还是行为暴力，都会使孩子走向两个极端：同样施暴虐人或受虐与自虐，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行为上。

在所有口诛笔伐的鄙夷、鄙视以后，请对照您自己的成长经历，或者对照现在我们自己对待孩子、爱人、家人及他人的心理、言语、行为，有谁是完全没有触及这些边缘的，我真诚的恭喜贺喜您。

然而稍微有些许思考的读者便都不会忘记，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面对“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谁不曾“自虐”过？自我检讨或自我认罪式的“自虐”，几乎是每个“被专政对象”求得生存的唯一手段。

毋容置疑，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家庭和谐的小环境作为成长的基地，孩子会在父母争执不休的日常生活里，逐渐失去安全感；即使父母双方都很相爱而且都爱孩子，哪怕是无条件的爱，也不能弥补孩子在心灵深处那个恐惧的深渊。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无论长大以后多么优秀或外表看起来多么强大，潜意识里都是极其脆弱，甚至不堪一击的；这样的孩子必定在成长的道路上，比正常环境和温暖和谐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要辛苦得多。

他们在精神层面的表象可能各有不同，但身体上的表象一类则是“体弱多病”、“多愁善感”，有一些甚至“敏感多疑”。身体状况和精神情绪二者共因果，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林黛玉。另一类，则为性取向的转化，暂不在此集展开讨论。

我的身体很多次都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基本上都是精神情绪崩溃造成的所谓必然结果。所以这一次的抑郁，我希望自己能够彻底帮助自己，从根本上和它找到一个共识，并希望最终达到和谐共存。除了必要的药物补充我身体上所或缺的那些元素是极为果断的自救以外，心理层面的问题必须要自己去解决。

我个人非常不介意这样一个情绪清理的过程，就好像我自己选择把头都摘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一样，有意识的洗脑在这样的时刻，是最根本上的自救。如果我今天还不能勇敢的面对它，并把它彻底挖掘出来，它就是一具“僵尸”，随时再回来骚扰我，并一直肆无忌惮摧残我的身心，而且说来就来完全没有预先警告。

究其根本，一切造成抑郁的压力背后的各种综合因素，皆由“恐惧”派生出来的。不少抑郁症患者均有类似的童年经历，其中主要包括父母关系恶劣以及成长的大环境恶劣所带来的伴随一生的精神上的恐惧。

吵架几乎是上一个世纪大部分人的唯一沟通方式，因为“阶级斗争”是无所不在的，除了“斗私批修”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当然，比起那些互相揭发，致对方于死地的夫妻，或者在家庭中永远以“冷暴力”，甚至家暴对付一切的家庭，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口不择言”已经不算是最糟糕的了。

至今我们最常听到的“街吵”或“国骂”，也仍然以“死”做为终极话题，不是这个不想活了，就是那个不想活了；不是这个要死给别人看，就是那个要死给别人看。当人们互相“以死相要挟或相逼迫”时，皆由于内心极度的恐惧。

我小时最怕的就是死，一出门街上的小孩儿就会围攻和恐吓我：“宰了你！”现在的小孩儿可能会一笑了之，这个你也会相信？是的，当时的我就会恐惧得发抖，无比可怕的各种“关于死”的想象，则绝对不能与任何人分享。

(此文待续)

孙宽：原名孙宽余。做过播音主持，经商从教若干年；现在是全职主妇，自由写作者，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16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写在后面的话

感谢您的阅读，图片来自网络。感谢您对《宽余时光》和孙宽的厚爱和支持。更感谢继上篇文章之后，许多读者送来的问候。孙宽会继续在慢时光里享受生命的精彩，您的守候和等待永远是最温暖的爱。请不必担心，她一切安好，也预祝您生活愉快，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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