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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家长没有被恐吓过？孩子淘气一点，被怀疑有“儿童多动症”；孩子安静一点，又被怀疑有“自闭症”；孩子刚要表达自己的情绪，马上就是“狂躁症”......  而孩子最有可能被“惊吓”出来的，有可能是“抑郁症”，而且还常被忽视。

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惧”中，从小到大，我们一方面不断受“惊吓”，我们一方面不断的“恐吓”他人，概莫能外。

世界上的钱不够多，时间不够多，爱情不够多，食物、水和同情不够多......总之好东西统统不够多。人类特有的种“不够”意识创造和反复创造了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个世界。

——摘自尼尔 · 唐纳德《与神对话》

精神上的“断、舍、离” 

(二) 人为什么会抑郁？(6)

（6）

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不少抑郁症患者均有类似的童年经历，其中主要包括父母关系恶劣以及成长的大环境恶劣所带来的伴随一生的精神上的恐惧和恐惧后遗症。

为什么大人们吵架的时候一定要说到死呢？为什么这个鲜活的世界到处都有让人无法逃出对“死”的恐惧呢？

我不确定我小时候的头疼和偏头疼与恐惧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大约从五六岁开始就经常头痛，如果持续头疼时间过长会引起恶心甚至呕吐。白天无精打采，晚上睡眠不良，梦中惊醒或干脆随时醒来睡意全无。这些是因为长期孤独寂寞造成的心理障碍进一步导致病理反应，还是先天的病理反应，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闭门锁国”的日子，终于盼到了六岁能上学时告一段落，结果上小学一年级，不到几个月我就被迫休学了。

我记得妈妈带着我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持续性头痛无法查明真正原因或者给这个“病”命名，暂定“神经衰弱”，后来被确诊为“神经官能症”，但是今天来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抑郁症”。

因此，请家长不要认为“抑郁症”只是成年人的专利，它随时都可以袭击任何年龄段的人群。

儿童抑郁症更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特别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不少成年抑郁症患者都早在儿童时期已经露出端倪，除去遗传因素，家庭和学校以及他们生活的小环境是造成他们抑郁的主要原因。

导致休学的这次头疼，事情的原由若顺藤摸瓜还是有些线索的。

上学后，我非常想和同学们一起玩儿，但是大家玩儿的东西比如跳格子等，我都非常不擅长，所以只能观望。我非常清晰的记得某日放学后，我好不容易混上能和其他几个小孩一起去木工房外面，捡大人做木工活剩下的边角木头。

第一次能有其他小孩儿愿意带我一起活动，我特别兴奋，紧紧的跟在别人后面。我捡到了一块小方木头，然后又去了一些其他地方，还捡了一些干树枝。在回家的路上，就要到家门口了，我被当时连队里的一个长得“凶神恶煞”模样的小头目截住勒令检查；而其他的孩子则被放行回家了。

就这块小木头，我被连队里的小头目认定是受父母指使“偷盗木料”，偷盗木材，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罪恶滔天，罪名重大。父亲赶快从院子里出来赔礼道歉，谁不害怕事情闹大呢？父亲赶快让我把小木头送回去；这位“抓阶级斗争典型”的小头目怎肯善罢甘休，绝不能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又呵斥我让我回木工房外面把那块倒霉的小木块再拿回来。

就这样来来回回我被呵斥勒令的往返于木工房和家门附近数次，我又饿又累又怕，渐渐的进入了一种非常木讷的状态。

哥哥在院子里实在看不过去我被这样呵来哈去，上前去和小头目理论了几句，立刻被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父亲和哥哥当场被勒令做阶级斗争现场大会的典型，马上敲钟集合揪去被批斗。不仅如此，为了抓阶级斗争，并杀一儆百，当晚父亲和哥哥就被停职反省，被要求写检查，检查一日不通过，一日不可被恢复劳动。

我至今都非常憎恨自己，憎恨自己为什么记忆竟如此清晰？特别是能记得所有的细节：我完全被吓傻了，吓得即不会哭，也不会说话。那晚召开批斗大会的钟声，使我恐惧至极：那种急促的悦耳的敲钟声，加上大人们争吵时的高音频，任何时候都还能让我浑身发抖，任何时候都还会令我心惊肉跳。

当晚，等哥哥和爸爸开批斗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发高烧；从那时起我就落下一个病根，任何令我精神紧张的状况，我就发高烧。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病人都有类似的身体反应，有些是发高烧，有些是胃疼、头疼等身体疼痛。

过度惊吓可以使儿童精神崩溃，而导致免疫系统失去平衡，甚至失去控制；另一种解释是免疫系统的一种保护，它以身体的病痛做为一种保护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

而且“惊吓”不必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即使平时家长平时使用的惯用语如：“你不听话，妈妈不要你了！”，“你再闹，我把你送回垃圾桶去！”（多数孩子都是垃圾桶捡回来的）这些都具有相当危害性的恐吓语言，危害等同于那要命的“钟声”。

同时，又有多少家长没有被恐吓过？孩子淘气一点，被怀疑有“儿童多动症”；孩子安静一点，又被怀疑有“自闭症”；孩子刚要表达自己的情绪，马上就是“狂躁症”......  而孩子最有可能被“惊吓”出来的，有可能是“抑郁症”，而且还常被忽视。

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恐惧”中，从小到大，我们一方面不断受“惊吓”，我们一方面不断的“恐吓”他人，概莫能外。

回到我自己的故事。我这一病便病到不能上学一些日子，烧退以后，我的主要症状是少言寡语，闷闷不乐，表面上看就是没有表情的游离状态，但实际上那晚的惊恐状态始终困扰着我。加之，父亲和哥哥因此停职不能去劳动，也就没有“工分”，家里就没有收入；妈妈脊椎骨已经被劳改得变形，股骨头骨刺不能走路，还分配去修水利刨土方，轻活儿轮不上，妈妈只能在家并没有收入已经一两年了。

以上的种种使我进入深度的自责，我无法原谅自己给家里人带来的这种“罪孽”和“伤害”。

事件过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成了“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我脑海里不断反复重播的是那晚的“视频”，挥之不去的是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我实在再也没有理由快乐起来，有时候小猫在我身边“喵喵”的叫我给它喂食，我都听不见，我的人连同思维都进入了一个黑洞，自己能意识到的一切都十分沉重：沉重的身体，沉重的负罪感，沉重的自责。

我不懂得如何释怀，如何解脱，甚至如何表达这一切。我停留在反反复复一次又一次责问自己中：我为什么要和那些孩子去捡柴火？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去木工房？我为什么要捡块倒霉的小木头？

这些大人不会去思考或理会的问题，就这样一直这样折磨着我。尽管哥哥说不去上班，他还休息了呢！实际上他真的参加了知青的篮球队；但是，我只能感受到我想象出来的压力，即使它不是整个家庭所受到的压力：我特别注意听大人们的聊天内容，甚至“听声闻味儿”的琢磨大人的各种反应，神经极其敏感甚至惶恐焦虑。

父亲在家反复修改检查，送去又一次一次被退了回来；他的检查被认为反省不深刻，勒令重写。哥哥反正就不写，他觉得反省什么？有什么要反省的：说妹妹捡的小木头不是下脚料？但是它确实是被废弃在木工房外；如果说它还有利用价值，不马上让妹妹送回去了吗？别的孩子都能放行，就我妹妹是受大人指使偷窃？

哥哥无声的反抗使得连队的头目们更气恼，哥哥被定罪为“不接受再教育”，且“认罪态度恶劣”，被继续延长反省时间。而父亲实在是被斗怕了，他和哥哥的想法不一样，觉得认罪就认罪呗！不自虐也一样得受虐；至少自虐可以少一点受虐，早点回去劳动，想办法吃饭生存下来才是根本。

家里大人对此事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不休，更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心惊肉跳，焦虑难安。我想我第一产生“去死”的念头，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这一切的的确确都是因我而起的，我难逃其咎。我只有死了，他们才能放过父亲和哥哥，放弃对我们家无休止的惩罚和迫害。

(此文待续)

孙宽：原名孙宽余。做过播音主持，经商从教若干年；现在是全职主妇，自由写作者，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16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写在后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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