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宽 | 谈论死亡，我们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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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生，焉知死。
——老子
不知死，焉知生。
——孔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6年前，就在我婚礼前不久，我母亲糖尿病并发症急性发作。她已经住院两周，计划出院回家调养，然而就在出院当天突然晕倒，不仅没能出院，反而病情加重，情况危急。我连夜赶回北京直奔医院。
当我见到她时，只见她全身覆盖了各种管子，两只手都在输液，心脏监护器的贴片布满胸口，使她看起来好像被五花大绑着，口鼻处输着氧。这状况比我想象得严重，主要是那种濒临绝境的沮丧，已经完全击垮了她。
她终于微微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完全没有力气招呼我。
我坐下，握住她的手，沉静了几分钟：“妈，您怕死吗？”
86岁的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睁大了眼睛，愣了几秒钟，但她还是很镇定地应了我：“不怕！”
“对！咱不怕，您是有信仰的人！不过，咱怕不得好死！”
“扑哧”一声母亲被我逗笑了，她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阳光。
我知道她还有救，虽然她当时已经失去自理能力，甚至大小便都不能控制，令人沮丧的是生的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仍相信她能缓过来，因为面对死亡，她至少还有幽默感。
叔本华的《悲观论集》中提到过：“人之所以会畏惧死亡，是因为人体是生命意识的表现形式。”如果人的根本欲求是生命，那么在世人眼里，我们的最大敌人便莫过于死亡，因此我们最为恐惧的是死亡也无可厚非。
既然死亡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那么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就不再是死亡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恐惧。
我们只有敢于面对这种恐惧，才能从根本上拯救自己。
平时我和我母亲从不忌讳谈论死亡，所以我才敢在这种时候问这样的问题。既然母亲说自己不怕死，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好好地死”，即尽量想办法让她舒服些。
我把精力都用在说服医院，先给母亲改用口服药，让她的肢体能从“五花大绑”中解放出来。当然所有输液费用照付，这也是医院强迫输液的主要原因，当我质疑他们在母亲能吃饭的情况下，为何要用葡萄糖，而且明明知道母亲是糖尿病？医院说使用胰岛素了！我继续质疑为什么要这样绕圈子浪费时，主任才被迫告诉我因为药都开了。
这是国内的医疗现状，我在乎钱，但我更在乎我母亲的生命质量和她能有个“好死”。
我要求见给我母亲会诊的各科医生，作为病人和病人家属，我们有知情权，关于治疗方案必须以减轻我母亲的痛苦为原则。
其实药物口服完全不影响疗效，为她能下地活动，争取离开医院做好准备。我再做母亲的思想工作，鼓励她少吃多餐增强和保持体力。我给她读书、读报、讲笑话，帮她推拿按摩，梳头洗脸，修剪指甲，还涂上了她最喜欢的粉红色。
即使人之将死，母亲那么要强爱美的人，也一定要漂漂亮亮的。何况还有一线生机呢？
24小时后，她整个人的精气神儿慢慢恢复了。两天后，母亲站了起来。4天后她顺利出院回了家。
虽然她仍未能出席我的婚礼，但她不仅熬过一关，直到90岁的时候，她还年年都飞来新加坡几次，我们也多次去周边国家度假。
这些从死神手上赚回来的时光，都是有质量的美好时光，我们倍加珍惜。
人最终要离开，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命课题。为什么不能谈论它呢？
我们在探求生命的意义时，应该谈论死亡，越客观清晰地认知死亡，我们越会好好珍惜生命，越会好好珍惜我们正在拥有的一切。
也许正因为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会更加肯定生命、尊重生命。因为死亡的必然性，我们会更欣然地接纳生命的本质，更重视和追求生命的质量和价值，竭尽所能地去做我们认为有意义事情。
母亲在怀我时，就已经发现血压高和糖尿病；父亲去世时，她才50岁，从那时开始频繁地心脏病发作。我和姐姐都在幼年时期，我们住在乡下当时缺医少药，她能熬过来应该是天命的恩惠。
从母亲70岁到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基本维持健康良好。然而我仍亲见过她无数次心脏病急性发作和几次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无一不是生死攸关，但最终都有惊无险，绝对和她的乐观释然分不开。
有一次母亲心脏病突发，我给她输氧服药急救后，她的生命迹象仍然在慢慢消失。她处于昏睡状态，她的手渐渐发凉，口唇已经变成暗紫色，心跳也降到40下。急救中心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已经做了，我只有跪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默默地祷告，静静地等待奇迹的发生。
半个小时后，她的眼睛睁开了，死神来过又离开了。她休息了一下对我说：“我想过一会儿，你带我去吃海鲜吧！今天的晚餐是赚回来的。”
母亲和我谈论死亡的方式是奇特的，概括起来就是：百无禁忌。
这和一般的汉族人完全不同，汉族人认为和老人谈论死亡很晦气，当然和孩子谈死亡更晦气。所以，死亡基本上永远都是禁忌话题，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晦气的。
也许我们可以避免谈论死亡，然而，谁能超越死亡而不必去面对呢？
母亲是虔诚的穆斯林，她相信死亡是一种归宿，是“为主的叫到了走人”而已，最主要是肉体能入土为安就好。
因此有一些年，她甚至带着柯凡（穆斯林去世后，所需的40尺白布）到新加坡来，以防万一。
而我也因此和新加坡的穆斯林协会常年保持联系，我绝对尊重她的愿望，必须按照她的宗教仪式来处理她的身后事。
这两年，她已经停飞新加坡了，至于她的身后事，她觉得更有安全感。我父亲的坟迁回北京时，母亲就在父亲旁边，给自己买好了墓地。
我本身是个不追求形式的人，至于我自己，我单身时就立下遗嘱，并签署了遗体捐献的法律文件。
这对于穆斯林家庭来说同样非常忌讳的，比如我母亲认为身体授于父母，不能私自做主，应该入土还原为安。不过我这一生中的任何事，都是私自做主的。为什么我不私自做主到死呢？
其实，我的想法极其简单：若我的身体任何部件尚可利用，尽量帮助需要的人；若没的可用，仍可以给医学院的学生做学习用途。
虽然现在清明节在国内都成了公共假期，可见扫墓游坟（回族人扫墓的另一种说法）在华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不过我已经在海外漂泊了二十几年，确感人生孤单，不愿死后再留下个孤坟。即使我现在有了马克，我仍觉得无需给任何人添麻烦，完全没必要死后还留在这拥挤的地球上。
我认为死亡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从肉体这部分看，它是生命的一个终结。而灵魂那部分，则根据我们的信仰不同，有不同的转换形式。
每一种信仰对死亡的认知都是宝贵的，都有所帮助。或重生、再生、转世、去天国、去灵界等，这些都是对死亡的解读，都是面对死亡时的安慰，这都是必要的准备。
我们越能直面死亡，客观平静地谈论死亡，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会越积极、越乐观。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不仅挑战了自己的恐惧；我们也开始正视自己的渺小和狭隘。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珍爱的是生命。
母亲今年92岁了，我们几乎每天说说话，尽量互相“话疗”。母亲和我其实早已心照不宣，心无芥蒂。她最终接受了我的选择，我也理解了她的不理解。
她和我甚至相约，若哪天她突然离去，我不去送葬，我们就此而别。
穆斯林要在24小时之内，即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出来以前入土为安。我们都相信死后的一切皆人为的形式而已，而记忆中所有美好的一切，不仅会伴我余生，也将随她的灵魂一起自由。相关内容待续
而且，我们还相信，有一天我无常（回民对于去世的说法）的时候，我们会再见。
（相关内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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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宽：原名孙宽余，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做过播音主持，经商从教；曾在香港、新西兰、美国、新加坡等地工作和学习；现旅行和自由写作，定居新加坡。2016新年前创办微信公号《宽余时光》，目前已发文240余篇，部分作品曾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和国内报刊杂志。
孙宽的私人微信号：kuanyushi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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