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王春林的“文学泡沫”
王春林
如果不是看到王春林如此之多砖头一样厚的书，我是绝对想象不出，文学批评居然可以像侃大山一样，如此天马行空、胡吹滥侃，把鸡毛吹上天，把肥皂制作成五彩斑斓的泡沫。尽管王春林的文章不断在报刊上狂轰滥炸，全面开花，但我始终认为，这种短平快的文学批评，最多就是一种“快餐式”的草率写作。只是想不到，这样的写作，居然受到一帮文坛“哥们儿”的狂热追捧，比如笔者曾经多次批评过的陈晓明和孟繁华，就对王春林赞美有加。且看二位是怎样将王春林捧上“神坛”的：
王春林近年来在文学批评领域风生水起，他的勤奋、热情和才华都让人惊异，也有人惊异于春林大器晚成，其实春林出道已久，早年就出手不凡，只是现在他的风头实在太足……他写起文章来也如风卷残云，在他古雅清峻的文字背后，还是透示出一股豪气。
其阅读量之大，反应之快，写作之及时，在当今专业研究者中无疑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些即时性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春林相当好的艺术敏感性，他能从新作中看出每部作品新的质素，给予每部作品以独特的定位。
——陈晓明王春林的批评成就，首先体现在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和批评上。他先后出版的关于长篇小说评论的著作就有：《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以及大量的收入其他文集中的关于长篇小说的论文或评论。因此可以说，王春林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最勤勉、最敏捷的勘探师和研究者。
——孟繁华一番“铺垫”之后，贾平凹终于隆重登场，并以一篇《说春林》，对王春林进行了一场令人错愕的“封神”仪式：
《山海经》有一段话：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王春林如此，不得不向他致礼。
贾平凹以为，只要把王春林加封成当代文学批评的“轩辕黄帝”之后，所有的文学批评家，就自然会对王春林顶礼膜拜、俯首称臣。但事实却与贾平凹的愿望背道而驰，有越来越多文学批评家对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怀疑和警惕。
这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
在王春林眼里，贾平凹的小说《古炉》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
很多学者和作家并不这么看。比如，郭洪雷就说《古炉》是一部“百孔千疮”的小说，其具体病象为：一，人物丛杂，关系混乱；二，时空错乱；三，叙述屡屡穿帮。王晴飞称，它是一部宣扬怪力乱神的“奴性哲学”，宣扬“杂乱而又腐朽论调”的小说。一位老作家在与笔者聊到贾平凹的小说时曾说：“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年龄不算很大，但一写小说，就真的像个老态龙钟、缺乏记忆、总是丢三忘四的老人。你看他的那些长篇小说，常常都是写到后面就忘了前面，经常互相‘打架’。”《古炉》中各种各样的“打架”，恰好证明这位老作家对贾平凹写作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这位老作家最后告诉笔者说：“其实，要避免这种‘打架’现象，是非常容易的，首先是在写作时不要太快，要在对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时间考虑得非常成熟之后，才开始动笔。其次，在小说写完之后，不妨多找几个人看一看，提提意见。”遗憾的是，贾平凹的小说出版时，常常是连病句和错别字都会原封不动地印出来。像《古炉》这样硬伤迭出的小说，严格说来，连合格的出版物都说不上，又怎么能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呢？
事实上，王春林对这样的浮夸，心中也是完全没有底的，但为了受到贾平凹的垂青，他显然是豁出去了。无论如何，他也要在文坛大声喊两嗓子。他说：“我觉得，贾平凹的这部《古炉》，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一部极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此种看法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会被这些人视为无知的虚妄之言，但我却还是要遵从于自己的审美感觉，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做出自己一种真实的判断来。”基于这样一种貌似“真实”实则“梦幻”的“审美感觉”，王春林再也顾不得学术操守，凭着一腔沸腾的热血，感情用事地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冲锋陷阵了。
在王春林看来，《古炉》所有的病象，都属于青春痘一般“细枝末节”的小毛病，其中那些明显的硬伤，仅仅是贾平凹在创作中偶然的疏忽；他甚至将这些明显的错误，归咎到出版社的编辑身上，认为是他们“没有认真细致地校对出来的问题”，而众多学者对这部小说进行的学术批评，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看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贾平凹为什么对王春林厚爱有加，迫不及待地要把王春林加封为文学批评家中的“轩辕黄帝”。
乱贴标签，给小说穿上“文化衫”
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最拿手的一招就是：给作家乱贴标签，给小说穿上“文化衫”。经过这样的“捯饬”，他的平庸的文学批评，就可以老白干充茅台，堂而皇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王春林的《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一书，可说就是一本典型的忽悠之作。在书中，王春林把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统统贴上不同的标签，诸如“儒家文化人格”“道家文化人格”“基督教文化人格”“清官文化人格”等等。这里，我们不妨以此书中“道家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一章为例，看看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是怎样寻找“噱头”的。
王春林说，余华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活着》是一部有着道家文化色彩的作品，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小说的主人公福贵身上。在《活着》中，福贵的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只有他和家中的那头牛还活着。由这头牛，以及福贵对亲人死去的冷漠，王春林将余华的小说与老子和道家捆绑到了一起。他说，福贵就是老牛，老牛就是福贵，这体现出类似于庄周梦蝶一样对社会人生以及自我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道家始祖老子骑青牛出关西去，之后便杳然无踪。后来的一些神话以及道教中，老子一直是骑着青牛的形象，老牛已经成为道家文化象征性形象。
王春林还说，与余华的《活着》几乎同时发表的贾平凹的《废都》，也是一部有着道家文化色彩的小说，它同样设置了老牛的形象，老牛与主人公庄之蝶亦可以看作互补性的合二为一的形象。如此浅薄、皮相的看法，无异于对道家文化的歪曲。
要了解余华的《活着》，我们首先必须知道这部小说是怎么来的。坦率地说，余华这部小说是对一首美国民歌的“移花接木”——歌曲《老黑奴》的作者福斯特的妻子琼家的一个老黑奴去世了，老黑奴生前非常希望福斯特能为他写一首歌。看到不幸死去的老黑奴，福斯特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顿感人生犹如一场虚幻的噩梦。他可敬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都已经相继去世，两个姊妹远嫁他乡，剩下的另一个弟兄摩利逊也已结婚，而且住到了克利夫兰，只有他和妻子、女儿留在家乡。此后，福斯特又遭遇了家庭婚变的悲剧，不得不孤身流落到纽约，且在贫病交迫中，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余华毫不讳言《活着》的创作灵感来自这首《老黑奴》。由此看来，《活着》与王春林所说的道家文化人格可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
同样，贾平凹虽然将《废都》主人公取名“庄之蝶”，并生硬地安插进了一头“哲学牛”，但不能就此断定，这部小说就真的具有什么道家文化色彩，其人物就具有什么道家文化人格。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叫“李文化”或者“王发财”，难道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有文化或发大财吗？事实上，贾平凹的文史功底，远非评论家“善意”吹捧、普通人信以为真的那么广博、深厚。他对道家文化常识的了解、掌握，甚至常常是捉襟见肘的，比如他在新作《暂坐》中，对《道德经》中“燕处超然”的解释，就让人大跌眼镜——他将这里的“燕”字，理解为栖居于房梁上的燕子。殊不知，老子在这里所说的“燕”，是“宴”字的通假字，意为“平静、安定”，与“年年春天来这里”的小燕子没半毛钱关系。
王春林貌似读小说很多，其实大都是浮皮潦草、过眼烟云似的“浅阅读”。对于道家文化以及其他的中国古代文化，王春林几乎就是浮光掠影地知道一点皮毛，但为了显示其文学批评非常具有学术含量，便不惜优孟衣冠，给余华和贾平凹的小说穿上“文化衫”，以此当成自己的“研究成果”。
故作高人，不懂装懂谈“神话”
王春林总是以一副文学高人的样子，动辄在文章中高谈阔论，指点江山。
为了抬高阿来，王春林在《〈格萨尔王〉：现代性视野中的格萨尔王》中，居然匪夷所思地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作家，是根本容不得汉族作家笔下那样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玩赏心理存在的。他列举了《格萨尔王》中一些有这种明显痕迹的段落：“草原中央有美丽湖泊，草原边缘是高耸的雪山和晶莹的冰川。或者说，阿须草原就展开在这些美丽的湖泊与雪山之间。”“这个晚上，月光落在湖上很是动荡，偷袭鸟巢的狐狸都被觉如杀死了，还是有鸟从草棵中惊飞起来，好像要直飞月亮之上。几片折断的鸟羽从帐房顶上的排烟孔中落下来，端端飘落在觉如的脸上。夜凉如水，星汉流转，觉如那出身高贵的母亲禁不住泪水涟涟。”他说，从以上所摘引的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原住民作家面对大自然时那样一种独特的心理表现。
恕我直言，仅仅从阿来作品中的这些文字，我根本就看不出作者究竟是汉族作家，还是藏族作家。如果不是特意注明这是藏族作家阿来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将其理解为俄罗斯作家笔下的草原夜色也未尝不可。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什么是王春林所说的“汉族作家笔下那样一种对于大自然的玩赏心理”？在我看来，别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作家”，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容忍以“玩赏心理”来进行写作的。这样的常识，却被王春林拿出来说事，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在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中，类似这样自以为是、不可思议、近乎笑话的事情，真是举不胜举。还是在这篇文章中，王春林振振有词地说：
孔子在其《论语》中的一句名言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学界多有争议，但通行的一种理解却依然是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这里所谓的鬼神，当然是归属于神话传说之中的。孔子不谈论鬼神，自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神话传说之类事物的拒斥。与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相比较，汉民族的神话传说之所以处于如此这般不发达的状态，与孔子、与儒家文化对于鬼神、对于神话传说的排斥，应该是不无关系的。
这段话，充分暴露出了王春林的文史根底之浅。首先，王春林误以为《论语》是孔子写的，所以才说出了“孔子在其《论语》中……”这样大出洋相的话。其次，“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孔子的弟子们所说的。再次，因为缺乏古代文史知识，王春林根本就不懂得，孔子的“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中国古代，“子”是对别人的尊称，并且多指男子，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懂得这一点，我们就绝不会像王春林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稀里糊涂地大谈中国文化。
王春林在大谈神话时，似乎并没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神话。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渴望了解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精神产物。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中国神话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无一不是人类早期生活的形象反映。要知道，在我国古代，连“神话”这样的字眼都没有，而孔子谈或不谈“怪力乱神”，更与神话的发达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孔子生活的年代，早已不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也就是说，产生原始神话的土壤早已经消失了，这岂能让孔子及儒家文化来“背锅”？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然在正式场合不谈“怪力乱神”，但在私下却是照谈不误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季桓在打井时得到一个土缶，其中有个像羊的东西。他到孔子那里，故意欺骗孔子说，我得到了一只狗。孔子回答说：“据我估计，应该是只羊。因为我听说，林中的怪兽是单脚的夔和山精罔阆，水中的怪物叫龙和罔象，土精叫坟羊。”
中国古代的神话，并非像王春林所妄断的那样，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当代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指出：“世界上的几个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古代都有着丰富的神话，希腊和印度的神话更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神话，原先虽然不能说不丰富，可惜中间经过散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片段，东一处西一处地分散在古人的著作里，毫无系统条理，不能和希腊各民族的神话媲美，是非常遗憾的。”但这样一笔账，无论如何是不能算在孔子头上的。
“算命先生”的“文学发生学”
把简单的问题弄复杂，把明白的道理搞糊涂，这是当下学院派批评的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毛病，也同样一目了然地出现在王春林身上。
王春林有一本“学术专著”，叫做《王蒙论》。《王蒙论》的第一章，用了这样一个学术式的标题——“童年记忆与王蒙的文学发生学”。读过之后，笔者才知道，这里所谓的“文学发生学”，其实就是一种忽悠人的说法。该书整整一个章节，几乎就是对《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有关童年和青春记忆的“文字串烧”。这种毫无学术含量的“文字串烧”，一览无余地暴露出了王春林治学过程中的盲从和“懒惰”。请看书中这样一段文字：
虽然出生在北京，但在王蒙的记忆中，自己在一两岁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回故乡的经历：“我至今有记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我的存在应是从此开始，而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之前，那个叫做王蒙的‘我’在哪里。而如果此前并无王蒙的自我意识与我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我’的意识——其后甚至有了姓名，煞有介事——又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如此一种深邃的“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存在论疑惑与追问，肯定是成年后尤其是深入接触西方哲学之后的王蒙才能够提得出。但王蒙的早慧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
文中所引王蒙先生的这段描述，明显有误，并且是说不通的。根据科学家的分析和证实，人类的记忆，一般来说是从三到六周岁开始，最早也不会早到三周岁以前，而一般人开始有记忆的时间，往往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王蒙早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怎样早慧，也不可能突破人类记忆的极限，提早到一两岁的时候。至于王蒙所说的“我的从小的困惑是在这些记忆之前”，似乎更说不通。难道王蒙在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就对人生有了“困惑之感”？王春林在写作中，常常是见佛就拜，不加分析地盲从和拔高，这样的文风的确令人堪忧。
按理说，“文学发生学”是一门需要深厚的学养，乃至科学知识才能够胜任的学问，而以王春林的学养和治学态度，显然还不能够担当这样的工作。在王春林的“研究”中，所谓的“文学发生学”，实则无异于算命先生的算卦、测字，基本都是信口开河。比如：
不知道何其芳和王锦第当年在给王蒙起名字的时候，是否了解其实早在元代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个同样叫做“王蒙”的大画家大艺术家。如此一种宿命的巧合，是否也可以从先验论的角度为王蒙后来的从事文学创作工作提供一种解释呢？
看到这样的“文学发生学”研究，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该笑，还是该哭。按照王春林这样的逻辑，阿Q姓赵，赵太爷姓赵，赵匡胤也姓赵，“从先验论的角度”，阿Q别说不该在赵太爷家中当长工，就是给他个皇帝当，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却是，阿Q连姓赵的资格都没有。这样的事情，用王春林的“文学发生学”又该怎样解释呢？
必须指出的是，用算命先生算卦、测字的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的奇葩思维和方法，在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中，并非只此一例。王春林说：“阿来这部《格萨尔王》的成功，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于说书人晋美这条故事线索的凭空虚构。从创作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说书人晋美这条线索的出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显然，如果缺少了说书人晋美这条线索，那么，阿来所写出的，就依然只能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格萨尔王。”他甚至说：“阿来对于说书人晋美这条故事线索的创造性构想，其意义正如同光的出现对于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意义一样重要。”
高产文章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王春林的写作之快，下笔之仓促，简直就像是存心要和快速写作的网络写手进行大比拼。他俨然找到了一条高产的终南捷径，这就是，采用工业化生产的模式，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在具体操作上，不外乎以下几种生产模式：
一是大量“注水”。为了追求文章的长度，王春林总是忘不了一个劲地“注水”，比如大量复述所评论作品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最后再进行一次高大上的“提升”。
二是给文章“穿靴戴帽”。比如，在评论王十月的小说《无碑》时，王春林就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太，喋喋不休地讲了一大堆令人不堪卒读的废话：先说开始不知道王十月，后来知道王十月，百度上是怎样介绍王十月的，其出生地在哪里，所写小说的内容是什么，出版过多少书；再说“打工文学”与广东的关系，“打工文学”怎样被“收编”，对“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如何不满；然后是中国社会如何进入了一个根本性的大转折时期，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他们那样的文学；再然后把同时代的作家都说得一文不值，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与王十月的《无碑》不期而遇了……夸人是王春林的“强项”：“作家（指王十月）逼人的艺术天赋，都已经得到了确定无疑的证明”，“从艺术表现的层面上来说，我也不得不承认，王十月实在是具有某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功力”，“余华的《活着》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不是可以轻易抹杀掉的，但一个显然必须正视的现实却是，最起码在我个人看来，余华的《活着》较之于王十月的这一部《无碑》恐怕要略逊一筹”……一部仅仅是自我感觉良好、在文坛和读者中几乎没有引起过什么反响的作品，居然被王春林夸得无以复加。由此可见，王春林写作的心态是多么浮躁，其审美鉴赏能力是多么奇葩和不可思议。附带说一句，在这篇文章中，王春林多次把《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写成“富贵”，只有一次写对了。
第三，王春林通常以“人性”作为固定的建筑材料，构建自己的文章“预制板”。这样的文章，貌似很有思想深度，但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思想深度。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根本就看不出王春林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文学见解，看见的只是滔滔不绝的一片洪水。王春林就像说口头禅一样，动辄就拿“人性”来说事，并且几乎篇篇如此，如：《〈无碑〉：透彻的现实批判与深入的人性挖掘》，《〈好儿女花〉：罪感意识的深度挖掘与表现》，《〈湖南骡子〉：人性的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六人晚餐〉：现实关切、人性冲突与存在悖谬》，《〈平原〉：人性的勘探与叙述传统的创造化转向》，《〈金山〉：人性的透视表现与现代国家民族想象》……这些标题，一律都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固定的模式：所评作品名+人性+深度（深入）+挖掘+反思。按这样的架构搭建好文章模式，接下来，只需往里填充钢筋水泥一样的建筑材料，一篇看似颇有“思想深度（人性）”，又有“深入挖掘”，还有“痛苦（深度）反思和追问”，激情澎湃而又十分高大上的文学批评，转眼就新鲜出炉了。
奥威尔在《为小说辩护》中写道：“值得分析一下小说声誉跌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主要原因。问题出在，小说因为受到大肆吹捧反而丧失了存在。你去问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他‘从来不看小说’，你往往会发现，归根结底，那是因为护封评论家写的那种恶心的陈词滥调。”从贾平凹神话到神化王十月，王春林在当下文坛制造的泡沫，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这些文坛泡沫最后的结局，无一不是在读者和批评家们无声的不屑中悄然地破灭。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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