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革命文化史上，“作家俱乐部”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但时运不济，诞生不久，便消失在“审干运动”风暴中。

延安的红色旅游景点可谓多矣，到处都是窑洞故居，甚至连伟人骑过的小青马的遗骸都被制成标本，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

或问：延安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单一吗？非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集中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化精英，与之相应的文化机构、文物设施可谓琳琅满目。可惜，它们大都淹没在时间的尘埃中……

老照片里的“作家俱乐部”

“作家俱乐部”隶属“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简称，类似今天的“作协”）旗下，成立于1941年10月，消失于1943年春，存在时间仅一年半左右。尽管如此，它的作用却是不可小觑。作为堪与“鲁艺”比肩、作家云集的“文抗”的一个大型艺术沙龙，它见证了当时延安文化思想界的生机与活力，彰显了一种精神魅力。正如萧军1942年7月27日致胡风的信描述那样：“文抗的俱乐部每三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夜会，风味还不坏，很像海船上的大餐间，房子是建筑在半山上，山下是一片田地，约半里路对面山脚下就是延河……”

“文抗”原址杨家沟，紧靠中共中央领导的住地杨家岭，空间较为狭窄。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大批左翼作家文化人离开重庆，投奔延安，这里变得拥挤起来，原有的两排窑洞不敷容纳，遂于同年8月下旬迁到蓝家坪。

作家文人一多，事情就会热闹，弄一个像样的聚会场所，是必有的题中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抗”的作家队伍中，例外地夹杂一名画家，他，就是一年前被“鲁艺”粗暴“下岗”，苦闷之下出走重庆寻找发展空间，“皖南事变”后受周恩来之托，带艾青、罗烽等左翼文人安全抵达延安，后应丁玲、萧军之邀加入“文抗”，任鲁迅研究会美术顾问的张仃。关于“作家俱乐部”的缘起，张仃晚年这样回忆——

一九四一年，经过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改善精神生活的要求，于是就提到日程上来了。那时，延安的文化生活，有京剧、话剧、活报剧等等。可以看到的三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有《列宁在十月》等等……

延安文化沟、文化部门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有时举行文艺报告，开展览会，出墙报等等。特别是到周末，举行热闹的舞会。——这使年轻好动的心，大大地活跃了起来。

于是，蓝家坪“文抗”的同志们，也纷纷议论，要自己办一个俱乐部。当时“文抗”的领导是丁玲同志，她热情支持。记得那时的萧军同志，还自告奋勇，到边区政府等部门去游说募捐。为此，“文抗”的同志们开过几次大会，最后决定，我们筹办的，命名为“作家俱乐部”。当时，义不容辞，我担负了这个“作家俱乐部”的设计布置工作。

——张仃《忆“作家俱乐部”》

这段文字，反映1942年之前延安文艺界自由宽松的氛围和相对多元的文化生态。据萧军《延安日记》记载，“作家俱乐部”的筹建得到中共最高领导的支持，林伯渠、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中共政要纷纷解囊捐助，其中，林伯渠3000元，朱德1000元，毛泽东1000元，张闻天200元，王明100元。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作家俱乐部”于1941年10月18日晚上正式开幕。萧军在日记中记述：

下午六时开始了作家俱乐部开幕典礼，林老（伯渠）、徐老（特立）先到，他们是那样的兴奋，称赞我们每一个窑洞的设置和俱乐部的设置。接着所有的来宾陆续到了。毛泽东因感冒未到，朱德也因开会没能来。整个俱乐部坐满了人。灯光虽暗淡，但气氛是明朗的。他们全兴奋而满意，我们也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人是要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想，使那些人到自己的理想中来生活，这是最伟大的力量。

另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回忆，毛泽东虽因感冒未能到场，但托人捎信说改日一定来；开幕式十分热烈，先是萧军报告俱乐部诞生的经过，捐款人的名单，然后是自助餐，文艺表演，最后在手摇留声机音乐的伴奏下，大家翩翩起舞。（王德芬《我与萧军五十年》）

“作家俱乐部”开幕的日子，特意选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前夕，宗旨一目了然。“文抗”的核心人物丁玲、萧军及“作家俱乐部”主任张仃，都是鲁迅的信徒。他们真诚地相信，人类未来的天堂，将在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诞生，而鲁迅，就是这个天堂的催生者。第二天下午，中央大礼堂举行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张仃以炭笔绘成的鲁迅巨幅头像悬挂在会场主席台中央。10月21日晚上，“文抗”人士在“作家俱乐部”自发集会纪念鲁迅，张仃在会上朗读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萧军畅谈与鲁迅认识交往的经过，众人纷纷发表感想，夜深始散。

“作家俱乐部”正式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延安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世界名画展》《郑景康摄影展》《张仃漫画展》都在这里举办，1942年5月1日的萧红追悼大会在这里举行，各种小型话剧如《第四十一个》《人约黄昏后》《茨冈》都在这里上演。据王德芬自传，在《郑景康摄影展》开幕式上，萧军与“文抗”作家陪同毛泽东参观，走到《三个摩登女性》跟前时，萧军指着照片上丰满健美的黎灼灼问：“这样的摩登女性你喜欢吗？”毛泽东回答说：“喜欢！”还笑着反问萧军：“你呢？”萧军爽快地回答说：“我也喜欢！”引得众人开怀大笑——当时的延安，革命领袖与文化人的关系看上去很是平等自然。

每逢周末晚会，附近的女子大学、青联、青年剧院、马列学院、中央医院的人纷纷都来俱乐部跳舞，毛泽东、朱德、林彪、萧三等中央首长也经常光顾。据艾青夫人韦嫈回忆：“毛主席不会跳舞，但是敢跳。他怎么跳的呢？就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当时就读儿童艺术学园，日后成为著名诗人的灰娃，在自传中这样回忆——

周末俱乐部有晚会，张仃给大家做黑色面具，我们全都戴上。大人们跳交谊舞，聊天，一些人围着艾青、李又然谈论巴黎艺术家的情况，萧军用俄文唱《五月的夜》。我们小孩子在大人中间穿来穿去玩耍，“文抗”的夫人拿出她们从大后方带去的连衣裙、裙子、旗袍给我们穿上。张仃一人演了罗密欧，又演朱丽叶，每个角色只一句台词，一分钟的戏，却惟妙惟肖；我们也为他们演话剧《公文旅行记》、《它的城》。我见到过几次毛泽东到此跳舞，警卫员为他们提着汽油灯，林彪、江青跟在两边。人们私下说他俩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江青穿着雪白的上衣和裤子，与当时所有革命青年不同，显得格外特殊。人们还议论江青草鞋前面两个红绣球，嘲笑她审美的俗。

张仃设计的作家俱乐部门匾

仅存的老照片显示，“作家俱乐部”的设计朴素而摩登，极具艺术品位，诚如设计者所言，“是作为创作来设计与布置的”。据张仃回忆，当时他带领一个目不识丁的榆林老木匠，亲自平整土地，粉刷墙壁，修理门窗，糊窗户纸，然后买木料，做家具，夜以继日，苦干一个多月——

我们先制出一大批有靠背的折叠椅。木料选用延安出产的老榆木，这种木料，纹质很美，全部用木的本色，再用延安的灰毡蒙面，为了结实美观，又镶上土蓝布的边。然后做了两个长沙发，以及小方桌、茶几、屏风、酒柜、台灯、壁灯、吊灯等等。全部是就地取材。——椅垫是用土蓝布与土白布缝的剪纸图案。从延安老乡的地摊上，买来陶瓦罐子，用红土与墨，画上花纹，放桌上作装饰。当时，同志们看了，说是像“出土文物”，十分欣赏！

斯大林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根据这个意思，再加以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给世界带来光明与文化的出典，设计了一个作家俱乐部的标志，是一把钥匙，尖上燃着火焰的图案。——把它装饰在一切家具上，装饰在“作家俱乐部”的门额上。

——张仃《忆“作家俱乐部”》

然而，“作家俱乐部”的设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张仃对笔者口述，设计俱乐部会标时，“文抗”支书刘白羽提出质疑：究竟党是盗火者，还是作家是盗火者？究竟谁有资格做人类心灵的教师？这在会上引起争论。萧军一句强硬的反问，打破了僵局：“作家是人类心灵的教师，这句话有什么错？我们何必那么自轻自贱？”

作为“文抗”鲜活的精神载体，“作家俱乐部”见证了文艺整风运动之前延安文化思想界的自由活跃。然而，在国共党争不断升级、合作破裂的大背景下，面对边区知识分子复杂的成分和启蒙主义思想锋芒，对他们的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不久，文艺整风运动拉开帷幕，审干运动（即“抢救运动”）接踵而至。随着左翼文化人、鲁迅的精神弟子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反革命”，延安的文化氛围骤然一变，“文抗”内部产生裂变，同情王实味的萧军成为众矢之的，俱乐部也失去昔日的欢乐与和谐。自1943年起，“文抗”作家陆续被遣散到各部门，接受政治审查，机构逐渐变成一个空壳。至1943年5月，“文抗”会址取消，只剩下一个通讯处于边区文协。人去室空，位于蓝家坪半山的“作家俱乐部”从此蜘蛛结网，封存于历史中。

四十年后的1982年5月，张仃重访延安，历史与现实在他心中重叠。在蓝家坪他发现，过去的旧房子没有了，眼前全是新的楼房；但山坡上还有土窑洞，窑洞之间的羊肠小道，仍依稀可见，于是情思纷涌——

从前作家俱乐部举行周末晚会的时候，碧夜沉沉，岗岚幢幢，远谷近山，一排排密密的窑洞，点点灯火闪烁其间，如同星群散落，而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作家俱乐部的灯光异常辉煌：悠扬的音乐，在山野间弥漫，人们影影绰绰，从各自的羊肠小道上走下来……”

这段美文，将一个审美追梦者的至情至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可惜，今人只能通过仅存的老照片，来领略“作家俱乐部”的风采了。

辛丑年正月修订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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