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刘绍棠先生突然就去世了，仅仅六十一岁。读到报纸上发的消息，我心里有种沉痛缓缓升起，眼前出现了他的那张笑脸，还有爽朗的、共鸣声强的笑声。实在说，我与绍棠先生并没什么交往，既没与他通过信，也没与他在一起论过文学，但我把他作为尊敬的老师与同志，是因为他的乡土文学和他那割舍不断的乡村情结。

我刚开始接触文学时，就听说有个神童作家刘绍棠，上中学时就出版了小说集，后来用小说稿费在北京买了四合院，当起了专业作家。读他沾满大运河的水腥气和土腥味的小说，我被吸引住了，并把他奉为楷模。我是写乡土诗的，后来写乡土小说及散文，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刘绍棠的影响。遗憾的是，刘绍棠后来的小说，写来写去没有变化，有些人物与故事有重复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种缺憾。但缺憾是缺憾，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未变。

刘绍棠

1991年5月，我们在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在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并合影时，来了一些不是青年的作家，其中就有刘绍棠先生。合影的第一排，有三张轮椅，坐着艾青、张海迪、刘绍棠。那时的绍棠先生，还只有五十五岁，虽说坐了轮椅，但精神很不错。

后来有一年，在一次会上，我碰到《湖北日报》的张宿宗先生。他说：“《湖北日报》‘双休特刊’登载乡土诗人王老黑的文章，写他到北京去看刘绍棠。刘绍棠让他问候湖北的作家，其中还提到你。”回家后，我赶快找报纸，果然看到了这段话：绍棠先生说，问刘富道、刘益善等人好。读罢，我感到兴奋和温馨。

1996年12月中旬，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刘绍棠先生是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那时的绍棠先生，神采奕奕，春风满面，精神状态十分好。在这次会上，因为一件小事，使我与他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那天，我们从京西宾馆礼堂开完大会出来，各回房间。从礼堂到房间要穿过好长并有多处台阶的过道。有人推着轮椅过来了，轮椅上坐着刘绍棠。上台阶时，推轮椅的人无法把它搬上去。我刚好在一旁，就赶快上去帮忙抬轮椅，一位女作家也帮着抬。我们护送着轮椅，每遇台阶，都一起搬抬。在宾馆大厅分手时，我与绍棠先生寒暄几句，握手道别。他说，谢谢你们。绍棠先生并不知道我是谁。

好像才过去不久的事呢，突然地，绍棠先生就去世了。正是壮年，还未入老境呢！我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他提的一个建议，是把北京的几位老作家聚在一起，大家交心、谈心，加强团结。没想到，他就这么匆忙地走了。

刘绍棠先生留下了十二卷本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他将活在他的读者心中。

（《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