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

历史研究的主题、视角与方法，并不仅仅是学术自身推进的结果，往往与时代变迁相关。两千年帝制崩溃前后，中国在与西方的历史竞争中处于全面劣势。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传统-现代”视角是中国史研究主导视角，人们把大量努力，投入到最能体现进化与变革的“分期研究”之上，以服务于进化与变革的时代需要，而且，各种分期模式异彩纷呈。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参考西方历史，采用文化史观，把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段；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为中国古代分期。面对各个阶段，人们也在努力凸现其时代特殊性。诸多重大问题，由此被揭示处理。宫崎市定曾经说过，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这一番话，可谓对20世纪“分期论”“变革论”的一个精彩评价。

在20世纪，变革图强的历史需要，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研究的态度与视角。对皇帝专制与传统官僚政治的否定越彻底、批判越尖锐，就越能凸现变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一位先生曾承认，他在1949年前的著作中谴责秦始皇，含有影射蒋介石独裁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随即将之视为一场“政治灾难”，并把它与“封建专制”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邓小平也承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此后又有一批著作，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为宗旨，来阐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

当然在20世纪，也有像钱穆先生这样的学者，怀着“温情与敬意”。力辩传统中国政治不算专制政治，至少明清以前不算，甚至还是一种“中国式之民主政治”，因为有相权、有科举、有完善的政治制度，等等。本来，在古希腊学者那里，“民主”与“专制”各有利弊，不必定谁优于谁。然而在近现代民主化潮流中，“专制”(despotism)被赋予了浓厚贬义。钱穆力驳“中国专制说”，就以“褒”来对抗“贬”。近年随“中国的崛起”和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强，又有若干学者，提出把两千年帝制称为“专制”，来自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贬低，认为“中国专制说”并没有经过事实验证。

钱穆作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认为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是专制的，而且是应加谴责的，或者认为帝制时代的中国政治不是专制的，而是理性、明智的，都含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及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感情的考虑。正如学者所论，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真善”。这对中国史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术研究的目的，被认为是促进社会进步。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其目的就是“俱欲为治者也”。人们在作出每一个“真伪”判断之时，几乎立竿见影地同时就进入了“善恶”判断。“事实如何”的思考与阐述，跟“应该如何”的思考与阐述，如影随形。

为变革的需要而“贬”，或为“弘扬”的需要而“褒”，提供了两种不同色调的传统政治图景。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真善两分”的思考方式。这不是说史学家只管“真伪”不管“善恶”，而是说“事实如何”与“应该如何”的问题，清晰区分开来比较好。在我们工作过程中，至少要有一个“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褒无贬而仅仅求真。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再考虑别的。“真”与“善”离则双美，合则两伤。

就“专制”问题而言，我认为并不是一个“事实验证”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即政体类型学的问题。传统中国政治如何定性，一百年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其实已足够充分了。问题在于，在人类史上的各种政体中，是否可以划分出一种“专制政体”，其特征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且君主有权支配臣民的人身？进而，把帝制中国划入这种政体类型，是否便利于凸现不同政体的特点？如果中国皇帝这样的巨大集中化权力不算专制，那么人类史上的专制政体就不会有太多了。已有学者提出，“专制”不一定含有贬义，它只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政体类型。虽然孟德斯鸠用“为所欲为”与“恐怖”来定义“专制”，包括“中国专制”。但魁奈对“中国专制”的理解，就不相同，并不是“为所欲为”与“恐怖”。黑格尔强调了中国专制的家长主义性质，马克思的看法与之类似。家长主义(Paternalism)体现了“政府强制性的爱”，“家长主义立法”的出发点，就是“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就“父爱”而言，“专制”就不一定是暴政、暴君的同义词，它也可能是温情脉脉的．一位“为民父母”的君主，有可能仍是专制君主，但不是暴君。此外，钱穆提出的相权问题、士人问题、科举问题，在认识“中国专制”时，也都是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虽然钱穆本人对“专制”的理解相当粗糙贫乏。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认识从来就不仅仅来自学术的内部推进，而且在宏观上受制于时代政治、文化、心理与感情的变迁。可以推测，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意使用“专制”一词描述帝制中国的青年学人，将越来越少。

军机处内景

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可以展望的历史前景。中华文明在近现代之交的百年历史低谷，即将成为过去．就四千年的文明而言，一百年历史并不算长。目前正在“中国特色”的独特政治体制之下，沿着自己的道路成功崛起，走向繁荣强大，并将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对这个体制的独特性与经济增长的重大相关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已提出了各种解释。国外学者也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预言中国将拥有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他们的评述，都凸现了中国国家政治体制在塑造社会面貌、支配社会变迁的巨大能动性。进而在回首历史时，对两千年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的现象影响如何认识，时代的变迁也推动人们新的思考。在谷底中反观中国史，与21世纪反观中国史，就有很多新的感受。20世纪曾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发达的集权官僚体制是有现代性的，但这反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然而到2l世纪初我们看到，改革的成就证明了中国式的集权政治体制，在推动现代化上也展示了强大能力，尽管曾历经曲折与探索。

西方教科书中通行着一种对中国史的基本认识：即大一统的连贯性和周而复始性。甚至以“王朝循环”为出发点，来叙述中国现代史。当然这遭到了新中国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新中国“宣告了‘王朝循环论’的历史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但现代中国国家，与传统中国国家，是否完全没有历史的联系？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这也包括其独特政治制度传统的连续性。伊佩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宣称将“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

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

在今天，关注“连续性”有什么意义呢?历史学的主题，往往根植于时代主题之中。随“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问题逐渐成了新的时代主题。拥有世界1／5人口、巨大幅员和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其在近代的“历史断裂”，多大程度上是一般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多大程度上又将依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前行呢?尽管经历了巨大“断裂”，但数千年的独特政治传统，是否仍不动声色地发挥着同样巨大的历史惯性呢？其发展的结果，将在多大程度上以西方现代国家为归宿，又将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着“中国特色”呢？

所谓“连续性”，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除了疆域和民族发展连续性，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就是它独特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假如把夏、商、周国家看成中国国家的1.0版，把秦以下的帝制看成中国国家的2.0版，那么近现代以来的巨大历史转型，也就是中国国家3.0版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体制的性能将全面提升，焕发出更大活力，但仍将保持“中国特色”，成为同一版本的升级换代。例如，解析两千年的政治等级体制，就能看到它以“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为特点。这个体制塑造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元化的，又是复式的。王朝的品秩位阶在决定社会分层、塑造社会结构、引导社会流动、实施社会激励、分配社会利益、构建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中国社会学家的研究显示，行政级别与行政设置，在决定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上，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系统在塑造社会面貌上的权重特别大，为此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不妨尝试一种“制度史观”。我确信，中国古代的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问题，最终都无法在旁置了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而得到合理解释。

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分期论”。但进入21世纪之后，时代变迁提示人们，不妨把较多思考置于“连续性”之上；而政治体制，就是“连续性”的主体之一。这种提法也许会招致某种基于“本质主义”的批评，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传统中国政治体制，在“本质上”是判然不同的，不得混为一谈。但在这里，更新思维方式也许是必要的。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并不都是一团漆黑、落后腐败；观察现实、未来与历史传统的相关性，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先把弘扬、批判放在一边，而客观地、中性地看待这一问题。罗素有句名言：“但是中国总是一切规律的例外。”果真会如此吗？我们尚不能确知。余英时先生说：“史学虽不能预言，但史学家却无法不时时刻刻以未来为念。多一分对过去的了解，终可以使我们在判断将来的发展方面，多一分根据。”而我们是反过来看这个问题的：多一分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怀，可以使历史研究多一些观察与思考之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关注，是着眼于未来的。但历史的观察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因为史学的主题，往往是与时代主题相关的；观察历史的方法与视角，往往是时代变迁所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