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又到了，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人穿起学士服、硕士服拍照留念，也有一些人，在宿舍里紧盯电脑，等待毕业论文发表的结果。

这当然很重要，如果论文没能发表，很可能领不到毕业证。多年以来，因为一条“在核心期刊发文章才能毕业”的规定，不少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导师绞尽脑汁，东奔西跑。这其中不乏一些“花钱买版面”“雇枪手代写”的行为，被媒体频频曝光，由此催生的学术不端现象，也受到学术界诟病。

如今，这种现象开始为国际上知名期刊注意到，就在前不久的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论坛上，《Cancer Cell》高级编辑、细胞出版社中国及亚太地区发展负责人杨晓红提到，她曾收到一位中国研究生导师的来信，大意是请求期刊不要再让其学生修改论文或是等待通讯评审，因为这篇论文如没能及时发表，这名学生就无法毕业。

“这真的是爱护自己的学生吗？”杨晓红感慨，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伤害，如果发表的都是这样“带着不端代价”的论文，那不如不发。

“发，还是不发？”这个问题逐渐演变成当天科学道德建设论坛的聚焦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论文发表才能毕业，既有利，也有弊。利是一篇真正有创新性的论文，能够在国际同行的评审过程中脱颖而出，相应的，水平一般的，自然也被淘汰掉。一些学校规定论文必须在知名期刊甚至是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目的也是通过引入国际同行的意见对学生的成果作出评价。

弊端也很明显，即对“这种引入国际同行意见”的异化。很多时候这会被异化成了纯粹追求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具体来说，不少学校通过要求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来增加学校优质论文发表的数量，以此在国家学科排名或其他科研指标的较量中，获得更多筹码。

一份来自教育部的数据可以证明：2011～2012年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际高水平论文贡献率达36.8%，对国内高水平论文贡献率达32.3%。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近80%是国内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当天论坛上，中国科协副主席张勤在观众席上问道：“论文发表才能毕业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声音出现了，一位大学老师说：“如果我的研究生到毕业的时候，还没能够在一份不错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位学生的水平还达不到博士毕业的要求。”

但有老师则直言，“学生论文的水平，可以通过论文答辩的形式来‘检测’，而通过引入所谓国际期刊的同行评价，只是给国内答辩老师‘偷懒’找借口罢了”。这位老师会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一位博士的论文在《自然》或《科学》上已经发表，你认为答辩老师还会认真地审阅吗？”

正如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所说，这种现象折射的深层次问题是，国内不少高校的论文答辩流于形式，“博士生、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的不通过率极低，大家想想，这又说明什么呢？”

张勤说，根据现实情况来看，一名博士生学习的时间，通常是3到4年，第一年读书，第二年开始进入课题，做出成果至少要一年时间，接下来要开始写论文，找工作。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等到论文发表了才能答辩，我觉得根本不现实。”

“这逼着学生一读研究生就在想怎么写论文，这种论文就是杜撰的，不是研究成果的自然表达，纯粹是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张勤说。

相比之下，美国一些大学没有这样的规定。美国物理学会秘书长听到张勤的说法后，表示很惊讶，“我们从来不会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论文在SCI期刊上发表了才能去答辩。”

不少与会者反问，我们的学生，何时不再为写论文而写论文？

这样的声音，高教界并不陌生。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当天在接受与会者提问时说，尽管南开大学仍然要求研究生公开发表论文，但目前正在逐步淡化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

在不少人看来，要遏制研究生论文“放水”“造假”，一方面要靠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要靠“育人”，毕竟，这也是大学的职责所在。

然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严纯华看来，另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是，当前的大学师生关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沦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一些导师也习惯了“老板”的称谓。

他认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境界、眼界和品行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就北大而言，也依然存在这样的现象：有些导师责任心不强，不关心学生的日常学习和思想状况，论文指导不够，博士学位论文抽查中还存在不合格的情况；有些导师没有担负起育人职责，把学生当劳力的情况时有发生；学术自律不够，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

在严纯华看来，一旦导师身上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这对学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研究生导师自己必须首先铭记，才能让学生学会，相应的如果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那就成了韩启德主席所说的‘一边喊打老鼠，一边还做老鼠’”。

根据严纯华的统计，被发现具有学术不端行为导师的普遍特征——

一是位高言重，属“官员型”学者，或是“学者型”官员；

二是兼职过多，无暇细顾研究过程和实验细节；

三是学生过多，无力考量每个学生的原始数据；

四是方向过杂，无法把握每个方向的最新进展；

五是师生失和，“一白遮百丑”，重“技”轻“德”；

六是规矩不明，导师责任缺失、科技伦理教育匮乏；

七是急功近利，将研究当成进阶、谋利手段。

一份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在校研究生有近180万人，其中博士生近30万人。如果每一位学生至少发表一篇论文，那就是180万篇，这其中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前沿研究？又有多少是水分十足的假论文？

在严纯华看来，导师这道关务必要把好。而无论是从国内现实状况还是国际同行经验来看，研究生导师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高责高压高危职业”——要承受各种压力，比如生活和家庭的压力，科研经费申请与竞争，科研成果考核与评价，科研岗位及待遇，人事关系及平衡，科研、教学、开发、管理多重角色扮演，等等。

但最大的禁忌和危险，还是在于学术不端。

严纯华通过梳理小保方晴子学术不端事件为例说，学生的论文出了问题，导师也很难脱得了干系。

2014年2月以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的小保方晴子陷入学术造假漩涡，美国UC Davis的Paul Knoepfler教授等公开质疑她在《自然》上的文章造假。当年7月2日，《自然》杂志宣布撤销此论文。

一个月后，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占据了日本所有大报的头版——世界再生医学领域的大师级学者、日本发生生物学的领军人物、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生与再生科学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井芳树于8月5日在位于兵库县神户市的该中心研究大楼内的楼梯扶手处自缢身亡，终年52岁。

相应的，美国科学家Charles A. Vacanti辞去在哈佛大学附属Brigham妇女医院的职务，并宣称“休假一年”。Vacanti是小保方晴子在美国求学时的导师，是该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在另一篇造假论文上也署了名。

在日本本土，悲剧也在继续发酵。早稻田大学认为，小保方晴子在2011年递交的博士论文被发现存在盗用他人成果的问题。因此，对于指导教授常田聪给予停职一个月的处分，同时，大学总长镰田薰也被减去职务补贴20%。

严纯华说，研究生导师肩负的使命和职责，应体现在研究生的招生、入学、选课、选题、研究、写作、毕业、推荐、就业的各个环节，甚至贯穿于研究生离校后的生活、工作整个过程。“要营造‘家’的心态，至少也应该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守营人’的责任”。

比如，告诉学生：为什么要上研究生？以及，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研究生？

中国青年报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