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孙渝 律师

陆游说“身在天山，心老苍州”，其实也不妨反过来说“身在苍州，心老天山”，无论居于体制内外，一但离另一种生活远了，心里也不免怅然。体制内的呼风唤雨，和体制外的落拓不羁，大抵是不易集于一身的。

这世上活着的人，可以有很多种分类，譬如，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恶人和善人。如果深究下去，大概还会有更多的发现，钱钟书先生笔下那些城墙内外的人，算是一类。通常，人活着，角色是可以转换的，富人因潦倒而沦为穷人，穷人因腾达而贵为富人，靓男美女因某些器官的增减而天地颠倒，似乎都不是稀罕事。至于活人和死人，好像只是有往无来，还没听说过哪位咽了气又变回大活人的。我不太相信有关“轮回”的神话，这并非对佛的不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无知。毕竟，人鬼两界打交道的情形，我还不曾见识过，自然也不大情愿去见识。

既是活人，便有不同的活法，只是这活法的殊异，竟把人又划为了体制内外两族，通俗地讲，是按不同规矩活着的两类人。体制内的规矩，概以权力为核心，权力既规划方圆，亦铺排差序格局，每个人的话语伦次，皆受制于权力的大小；体制外的规矩，则以实力论尊卑，文武之人，各有切磋之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上一遭，立见高下——如果文武不济呢，那就得有点人格魅力才行，像刘备那样，该流泪时就流泪，自己未必有沙场上取江山的本事，但凭借“仁义”二字立牌坊，能够笼络死党追随，也算一种境界——作为当下最寻常的两类社会角色，如隔墙而居，虽衡宇相望，却若即若离；他们彼此深怀戒心，却又相互惦记，而且很在乎对方的“啖饭之道”，亦不时以彼为镜，衡量自家的生存状态。且以法律人为例，陆处大岸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那些体制中人，其中包括公立大学法学院的在册教师，他们深受权力制约，有着被组织“安排”的荣幸，却不复有浪迹天涯的自由，自家的前程，部分靠自己，更多得仰仗威重的“官意”；水栖江湖的，是那些没有体制羁绊的自由职业者，以律师居多，他们的所获，全凭自己的劳作，干多干少以及怎么干，只要不僭越规范，可以由着自己的性情和心情，既不受调遣，亦无缘被安排，权力固然也可以左右他们的枯荣，但终究不如体制内的操作来得方便。多少年来，这水陆分明的两极，活在不同的世界，各自守持的，是大为殊异的生存法则，他们对待权力的态度，既是不同身份的暗示，也是划定圈子的标签。即使如此，居于体制内外的人，一如水与岸的关系，在隔阂中存暧昧，于排斥中见浸染，却早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

律师的主流成为体制外的一部分，是经由国办所至合伙所、个人所的体制改革完成的，这种看似不经意的“退出”，实包含了诸多顺应世界潮流的文明取向。曾几何时，因为身份的古怪，中国律师被疑为国家的喉舌，其雄辩滔滔的模样亦被看作司法伪善的点缀——这话大概不假，“四人帮”案的辩护人就是“国家派来的律师”，这种可疑的身份，一度被视为法庭上的“花瓶”。尽管我们知道，那些被指为花瓶的律师，并未丢失辩者的本色，他们愣是在花瓶中插上了一支“带刺的玫瑰”。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并非每一个扮演花瓶的律师，都愿意或敢于在花瓶中插上一支带刺的玫瑰。在世人看来，这种好看的植物，还是长在自由的沃土里更为可信。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屁股决定态度”的时代。因此，律师脱离于体制，无疑更能契合这个职业的特质。

从体制里已然退出的律师，是否摇身变为了自由职业者，这是一个颇存歧义的话题。在官方眼里，律师一但“自由”，便容易趋于消极，或背离“政治”，或怠慢大局，一不小心，还可能成为“敌对势力”利用和操纵的工具。故而，他们不大情愿视律师为自由职业者。扪心自问，如果我等身居庙堂，是不是也很难抑制心中的类似不安？但话得说回来，我们似不该因为担心个体户卖伪劣商品，就为其戴上一顶高尚的帽子；同理，倘虑及律师滥用自由，便要避讳这个职业的基本特性，在称谓上翻出新花样，不也有点杯弓蛇影的意思么。

其实，担心律师自由化抑或不听话，和律师职业与生俱来的自由状态和心态，压根儿就是两码事。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无非对是否执业，以及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下执业拥有自主权罢了，就像我的一个大学同窗，他半年执业，半年游荡于山水之间，这种随心所欲的“任性”，非体制中的法律人可为。惟律师的自由，一但涉及到具体的执业活动，也得讲规矩，并非全凭心性而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律师便是自由职业者，却并不妨碍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这当然不是什么处世之道，而是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烙印。一个人，脱离传统易，出乎时代难。对律师来说，不管头上顶着什么封号，其安身立命的本分，没有理由为之动摇。

律师处江湖之远，却要照应体制内的规矩，这种看似稀奇的事，放在当下，其实一点不古怪。表面看，律师的执业活动，尤其是诉讼，本来就要经常出入庙堂，不懂得那里的规矩，该如何打官司，又如何打赢官司？关于这一点，便是美国律师，大概也无出其右——但这仅仅是就“显规则”而言。问题是，“显规则”并非体制内规矩的全部，甚至不是它的主要部分。我们所看到的是，正义的边界总在摇摆，如果不能参详其中的奥妙，只热衷于乳犊般乱攻一通，恐非良策。我始终觉得，“讲政治”之于律师，或许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么单纯，它不见得是“法律服从于政治”的简单解读，很可能，懂得“政治”并善于运用“政治”的杠杆来撬动法律的正义，也是它的应有之义。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该讲，尽管法律人未必情愿讲。有时候，实现正义的路径也需要迂回，正义或可迟到，但不会缺席，所谓“挟天理有赖乘势，持铁证亦需待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体制内外之人，走的固然不是一条道，但也免不了有携手共进的时候。事实上，不惟江湖中人要臣服于庙堂的规矩，庙堂中人也常要妥协于江湖的声音，屈从于民间情感的道德尺度。近几年来，无论是“许霆案”，还是“邓玉娇案”，我们不止一次看到法官被公案引发的民意所掣肘，江湖的道义，在法官的判词里也能找到影子。从心态上讲，法官和律师一样，似乎都很难摆脱“亦岸亦江湖”的混沌，或许这正是当今法律人的宿命。有时候，我觉得法律人的活法，就像两栖动物，譬如青蛙，既在江湖里游，又在岸上呼吸新鲜空气，亦不时得保持精神的分裂，以适应不同环境的生存法则。江湖与大岸，实乃若即若离的两个世界，其间虽然隔着厚重的堤坝，却无从阻挡空气的交融。当然，这只是就工作层面而言。如果延伸开来，说到体制内外的生活状态，那心境就比较复杂了。陆游说“身在天山，心老苍州”，其实也不妨反过来说“身在苍州，心老天山”，无论居于体制内外，一但离另一种生活远了，心里也不免怅然。体制内的呼风唤雨，和体制外的落拓不羁，大抵是不易集于一身的。既要江山，又要美人，把人间便宜都占尽，在当今世上，恐怕也只有贪官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