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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君轻谈︱变化的角色,不变的职业

2017-07-14 吕昭义 百君律师事务所



撰文  吕昭义 律师


两年多来,数次听人说到“你不像个律师”,不由地想“律师是什么样子”?环顾周围的律师,读了《律师想要的东西》,听了“律师就该像港台剧里的那样”,还是没有真正搞明白律师应该是什么样子。记得二十年前和一个律师同学闲聊,我说“警察勇敢,检察官激情,法官智慧”,他笑言“律师三者兼备”。警官、检察官、法官围绕案件办理的分工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群体特征,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政法干警”;而作为平民的律师的所有客户都是社会平等主体。现在想来,同学之间所谈更多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因岗位形成的“刻板印象”很难准确适用于芸芸众生。从一路走过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经历看,改变的是生活方式,不变的是法律职业。


1989年中央表态后,最高司法机关发布敦促投案自首的公告,源源不断的职务犯罪线索涌进检察院。第二年,有幸以实习生的身份参加了一轮不缺案源的反腐运动:


查办当时重庆第二大案(以数额论)——南岸区工商银行黄某若贪污案期间,在南坪珊瑚村桥头火锅对面偶遇了一场街头斗殴,我和银行协助办案的主任不幸被第二把火药枪击中,他“面积”大流血多看起来惨,而我中弹的位置更危险——颈部。


为市木材公司出纳裴某贪污案,深夜第一次前往江津四面山扑空。次日返回到中日出租车公司,驾驶员执意认为侦查员腰带上的枪支外露是威胁行为,吵得不可开交。那天,我见识了重庆人的“冲”和一种味道极浓的叫“侧耳根”的菜。当晚,根据汇总的情报奔向长寿县,丰田小霸王一直行驶在山中弯道上,车灯直射所及始终是悬崖。长寿又扑空,赶回朝天门七号码头已是凌晨5点,天亮后终于将下船的裴某及同行亲友带回了检察院。1991年7月参加工作后,在四川省第二监狱的图绘室,见到了那个曾经的重庆市少年武术冠军、恋爱期间私自陆续从银行取走5万多元、一审宣判死刑后大喊“妈妈救我”的20岁青年人,打心眼里为他的改判高兴。


在起诉科工作的前几年,为部门挣奖金而寻找线索侦办了龙某琪贪污案(后来不允许全院侦办职侦案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后,悬着的心才落下来。直到现在,都能真切感受到侦查员在起诉和审判环节被要求补查证据时的心情;在采用技术手段拘传的行贿嫌疑人失去耐心后大喊“你们不能像抓特务一样抓我”、“出去以后白道、黑道都要找你”时,尚不懂得害怕,案件取得突破后的喜悦难以形容。侦查工作有趣又磨人。


1993年,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进入刑法。某派出所所长儿子结婚,各路好汉前往朝贺,恩怨在醉酒之后迸发。双方离席不久即从路边餐馆就地取材拖刀互砍,其中一人重伤。直接致伤的人被移诉,现场组织的大哥沈某在《起诉意见书》上标明在逃。追诉漏罪漏犯是公诉的一项积极职能,年轻检察官尤其喜欢深究。约了同事也是唯一的室友,带上一张拘传证、一副手铐坐上公共汽车直奔沈某家。结果家中无人,否则很难“以少胜多”。这也是同乡师弟、公安部一级英模卢振龙牺牲后,我与他素未谋面却要赶到灵堂捐款悼念的原因。


在对证人核实中得知一个细节,被害人浑身是血被抬上救护车直到医院始终挣扎叫喊“老子要打回来”,而鉴定结论重伤的依据——住院病历上“失血性休克”是在外伤描述之后另笔添加的第3项。晚上,一纸传唤通知书把医院外科主任带到了检察院,凭着休克略等于昏迷的常识,我反复询问“被害人当时是否休克”,医生的应答则是专业的“如果我不进行抗休克治疗,他肯定休克”。在得知可能被刑拘后,医生说出了系同院另一科室主任、被害人的胞兄说情添加的隐情。后来,一个朋友为三兄弟群殴了嫂子的情夫至闭合性血气胸案向我咨询后,依葫芦画瓢,揭穿了到急救中心后四处轻松串门寒暄的被害人,也达到了撤案放人的结果。不知道也无法统计有多少人因为活体鉴定的病历造假而蒙冤。


挑夫,在山高路陡的重庆俗称“扁担”,因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为人熟知。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盗窃犯罪嫌疑人就是个巴县“扁担”,他在首次承接皮鞋老板运送业务时抵押了身份证,熟悉过后约定俗成、随叫随到,直到最后一次把送去托运的价值3000多元的皮鞋直接运回了老家。


老板凭着记忆的地址带着警察在集市上抓获了正在销赃的“扁担”。因不符合秘密窃取特征,当时又无侵占罪规定,领导非常开明地允许去重庆市检察院请示并得到了首肯。记忆犹新的是释放环节,公安预审科的承办人宣读了释放通知书后,“扁担”一脸疑惑地表示不懂,在听到“你可以回家了”撒腿就跑被警察厉声喝住后满脸惊恐,得知是要他回监舍拿走铺盖时,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不要了,不要了”跑了出去……不知道他后来好不好。


六年之后,调入新成立的民事行政检察科。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上抗下,基层检察院没有抗诉权。一个租赁合同纠纷的小案件,没有调卷审查,就凭判决书上的“审理查明”与“本院认为”的矛盾提请市检抗诉成功。转型做法官后,常常以此提醒自己,决不能做出足以让检察院抗诉的判决。


1999年6月,有幸成为迎来了十年黄金发展期的直辖市高级法院的一员,边学习边中规中矩地办了几件死缓、无期的案件。次年,承办了一个事实证据没有问题也没有变化的第二次二审的几个衙内轮奸死刑案,案件干扰很大,审委会未能作出多数表决,甚至被要求上报请示。这时,高院收到了党委主要领导在被害人亲属所在部队政治部的反映信上“依法公正审理”的批示,这个体现在内卷审理报告“需要说明的问题”部分的批示对案件最终公正审理至关重要。案件几经周折生效后,仍被另一机关通知去说明情况。在目前的体制下,公正需要领导支持,一如基层法官需要明确的规范细则以便于拒绝说情一样。


政府放开二胎前,围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发生过不少案件。深山里的被告人胡某三因被追缴多年前的超生罚款刺激(乡、村干部春节前到家登记了他家的一头猪、200斤玉米和3块腊肉,警告如不缴纳将被执行),不吃不喝卧床几日后,忽然起身手持锄头奔向野外母亲的坟地,在高寒山区的早春里边跑边脱衣服只剩一条短裤,刨坟时哭喊母亲“不该生我”。在挖掉锄头后,持锄柄返回家中拿出半壶煤油点燃邻居房屋,继而取火依次点燃11户,抛石头击打互助扑火的村民,持锄柄毁损抢救出的财物,在田中将偶遇的胞兄乱棍打死,后被村民当场制服捆绑。


胡某三一审被以杀人、放火两罪并罚判处死刑。胡时而供述杀人动机是被害人“绿鼻子绿眼地瞪他”,时而哭泣无语以对;11户被害人与其交往的事实成立但按常识均不能理解为矛盾;胡在被三个年轻人持扁担呈三角形包围打“痴”后制服;村民对胡的评价“是个好人,但都怕他”。这些疑点促成了不断的讨论,并最终得以对胡某三进行了精神病鉴定。历时一年,胡某三因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而不负刑事责任。合议庭立了三等功后,审判长意味深长说“改了是成绩,没改也没错”。是的,精神病人被执行死刑后能得到纠正应该是极小概率事件。


2009年12月,因重庆卫视“拍案说法”的“三拍”而家喻户晓——“歌乐山白骨案”一审宣判:唐某兴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节目中,IQ只有70的嫌疑人唐某兴被描述得像高级特工一样精确地设计杀死了他一生唯一的同居女人谢某蓉(被人贩卖福建后逃回的拾荒人),并抛尸山中天然坑洞。


在2010年5月因发现疑点发回重审时,这也只是个普通案件,没有显出特别之处。但重审将如何处理,惊动了市委政法委。2011年,问题重新被踢回了二审法院,领导批示:“刑一庭派名庭领导再阅全卷,......判前汇报”。单人单笔犯罪,8本卷宗,11个光盘,包括了持续到重审的补侦材料。


闷热的休息日,9页阅卷草稿,上班后形成案件背景、目前态势、证据分析、处理建议的7页报告。在所有参会人员不能携带手机的小型会议上,作出了案件处理决定。随后,不同层面、逐渐升级的博弈持续发酵,直到2012年,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老人得以回家。不知道他在羁押期间念念不忘的那头猪还在吗?


2015年3月,离职到派出所拿到了第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时,法官职务还没有免掉。律师实习初期参与配合的一起民事案件印象深刻。被告的一审败诉危及了律所顾问单位的利益,资深合伙人在征得同意并带领团队精心准备后代理了被告的上诉审。第一次在狭小的法庭里旁听了这个律师从专业能力到精神风貌展现出“一面倒”的庭审后非常乐观,承办的合伙人却说,在他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知输掉了多少次这样的诉讼,年轻的律师往往会因此蒙圈。事情差点被他说中了,没有任何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判的!”。法院在经历全面研讨、对比、平衡后,做出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的改判。初次接触民事诉讼,感慨虽然法律相通,但民商事诉讼别有洞天。其实,法官在生活中只是个普通消费者,正如总理从电视上看到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后一如百姓愤怒一样。


拿到第二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后取得了律师执业资格,在《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二年任职“回避期”满后,发现了中组部等四部门的《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里又有着三年从业“冻结期”的规定,只有继续沉默了。


为当事人的利益考虑,除非迫不得已,刑事辩护律师往往更愿意低调处理案件。可能受审级限制,以往我关注更多的是证据——俗称“小事实”有问题的案件,纯粹的法律适用争议尤其是罪与非罪相对较少。但做了两年多的律师,对在市场创新研判不足、行业监管缺失的情况下,动辄使用刑法手段参与社会管理的现象感触颇深。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惯性如此之大,任何刑事追究都意味着“上船容易下船难”,即使最后获得自由和清白,伤害都是难以消除的,你很难从一个经历诉讼最终圆满的人脸上看到所期待的发自内心的笑容。理性是一回事,感受是另一回事。


30年前进入政法学院学习,注定了一生从事法律职业。三次报考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未遂后,接受了只能从事最具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工作的现实。早年陈瑞华教授关于“程序的独立价值”理论的传播确实让接受着“诉讼法工具论”教育的人耳目一新,但时至今日,实用主义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如果说曾在体制内为贫苦人做了点事情,体制外就是为有缘的客户服务了。不同的岗位,相同的职业,跟事业无关,与解决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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