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你这么念旧究竟是为什么
《繁花》的热播，引发了人们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上海乃至一整个时代的集体怀旧。电视剧通过布景、道具的还原，在短暂的观影时间里，为观众们建立了一个“回到过去”的乌托邦。
《繁花》中所呈现的上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
这种怀旧情愫，在日常生活中也普遍存在——好像柴火灶比煤气灶烧菜更香，电视剧是小时候的好看，音乐得是老歌才是经典（甚至歌词都唱：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
可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因为经历过的年代、使用过的物件而感动？
从事哲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小伟关注了这个现象，并通过新书《日常的深处》探讨了这些问题。他认为，人们对于过去的浪漫化是有合理性的，因为人要创造一种跟当下不一样的乌托邦的想象，才能够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关照和反思。人其实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往复的过程中，才能够做出改变。这也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在这本书中，王小伟回顾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技术人工物（俗称“东西”）是如何生灭的，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物件是如此金贵，仿佛家庭成员，而现在的物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只剩下干瘪的使用价值。
而对于哲学，王小伟也有着独特的思考，他说，“哲学如果是一堆概念，把听众侃晕，那和饶舌歌手没有差别，拼的主要是语速和愤怒。”在他看来，思考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熟悉的物品，才是回应生命中的具体问题。
回忆中的“过去”，
总是比真正的“过去”好一些
红星新文化：《繁花》播出后，出现过“90年代的上海是否是这样”的争议，很多人会觉得王家卫镜头下的90年代上海被过于美化了。
王小伟：《繁花》我看了几集，虽然很喜欢王家卫拍摄的画面，但我代入不进去，因为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它可能反映的是90年代上海特定的一群富人，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顿饭吃5000块钱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城镇职工的工资其实才几百块钱一个月。一些觉得写实的人，可能是在那样一个小生态里，但它不是大众生活的侧面。我们要去浏览或追忆一个岁月，我们想到更多的是平民化的视角，工薪阶层的代表性会更强一些。
怀旧的影视剧有很多，我们怀念过去，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的动机：对当下不太满意。这个不太满意不一定是恶意的，而是指有缺憾。所以我们想回到过去寻找一种填补，把人生填充起来。这种情况下就免不了要把“过去”浪漫化一下，给它镀一层金黄的颜色。于是我们回忆的“过去”，总是显得要比真正的“过去”好一些。这种浪漫化是有合理性的，因为人要创造一种跟当下不一样的对过去的乌托邦的想象，才能够对当下的生活进行关照和反思，才能够认识到我们有什么不足。
红星新文化：当我们看年代剧的时候，为什么会因我们本就经历过的年代而感动？
王小伟：人是一个时间性的动物，不只有当下。当我们在追忆过去某个故事和旧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点淡淡的感伤。我很喜欢一部年代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它讲的是胡同里的小市民的生活。它展现的物质条件虽然不好，但它里面的人情味、生活的黏稠度要比现在好很多。片子里表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是现在所缺少的，也是我现在觉得缺憾的地方，所以要回到影视剧里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这样的怀念，似乎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回到曾经相对贫乏的过去。但你真的要大家回去，大部分人肯定不愿意，因为经历过现代生活，很难再忍受过去的物质匮乏了。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感动，就是因为在缺憾的同时，也把记忆美化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一家人
红星新文化：2024年刚开始时，许多人会感叹，原来《甄嬛传》已经开播12年了，《十年》是20年前的歌曲了……我们时常会觉得“过去的电视剧、老歌、老电影才好”，这个“众神时代”“黄金时代”的存在，是错觉吗？
王小伟：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以前的电视剧其实非常粗糙。比如《渴望》《射雕英雄传》等等，现在回头看，有些剧情很幼稚。它们放在以前，会很好；但现在我们影视剧拍摄技术、观众的思想性都已经进步了，它可能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认为曾经出现过一个“众神时代”，是因为我们要寻找一种异质性。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当你把目光投射到过去，并将它浪漫化之后，你就能获得一种异质性，可以对当下指指点点，对现在的一切做出适当的批评。人其实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往复的过程中，才能够做出改变。这也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这种对过去的美化，是一种必要的美化。虽然现在我们说“整个世界都是个草台班子”，推崇把一切事物祛魅，但你要是把这个世界完全祛魅之后，你会觉得世界是一群毫无意义的事物构成的，比如说科学事实，是一堆物质和规律构成的，但这个规律为什么是有效的？你是找不到这个最基本的原因。你面对一个巨大的虚无，怎么办呢？你有勇气接受吗？所以你总要把一些事物保持它的光晕，才能有意义地活下去。
东西如果可以随意添置，
它便什么都不是
红星新文化：各个社交平台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怀旧照片、视频，“老物件情怀”到底是什么？
王小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乡土生活正在消失，许多80、9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了乡土情结，但长大了后却回不去那样的环境中了，所以大家会通过购买、使用老物件来怀念丢失的乡土生活。
物不只是一个工具，我们要看到围绕着这个物品形成的人与物的关系。比如说我小时候电视不是一个个人用品，常常一家人围坐着看，甚至整个厂一起看，是一场活动。小时候和我爸常常抢电视看，妈妈在一旁织毛衣，是非常温馨的场面。有了网络后，电视虽然很大，但基本成了摆设。现在是拿iPad、手机看，看视频变成了更加私人的事情。
以前的人们在使用电视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人际关系，从而感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馨感。而如今这些情感都消失了。我们看到老电视机会怀念，其实怀念的是那种简单的、纯粹的互助状态。
电影《你好，李焕英》中，工人们围在一起看电视
红星新文化：家庭中电视机的变化过程很有意思，一开始用小屏幕的黑白电视，后来屏幕越买越大，机器越买越高端，接着许多家里开始不用电视、不买电视了。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变？
王小伟：早期的电视是非常金贵的，一直到1990年代初，许多家庭才拥有了电视机。那时候的电视机，其实是对人的“赋权”。因为当时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办法选择信息的社会，比如说大喇叭里的广播，你无法决定什么时候放、放什么内容。但是电视机是可以自己关掉的，这其实是赋予了人们一种使用技术的权力。
电视机里有很多新东西，国外的译制片以及港台的影视剧等等，突然涌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许多人的视角也因此打开了，我们朝向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所以我们就希望电视的屏幕越大越好，希望能够通过电视把整个世界都尽收眼底。那时候有些在国外留学的人，还会费很大的劲背一台大彩电回来，整个家庭都觉得十分风光。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已经对世界非常了解，信息太多，我们会希望屏幕越小越好。
老旧的电视机和缝纫机 图据图虫创意
红星新文化：在中国传统神话里，人们会认为家里的老物件用久了之后就会成精，变成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就像你书里写的，“在之前的岁月，物件是如此金贵，仿佛是家庭的一个成员，而现在的物品变成了纯粹的商品。”
王小伟：是的，我小时候，家长和老师总是教导说，电视、电脑关闭后需要等5分钟再开，而如今这个5分钟却消失了，所有的技术都处于随时点亮的状态。“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金贵性，连五分钟都不配停歇。”人们不停地在被催促更新物品，比如说手机五年不换，就会告诉你上面一些软件可能不能用了。不只是手机，所有东西仿佛都变成了电子用品，它虽然没有电池，但仿佛也有电池似的，每年都要衰减，很快就要因为“过时”而丢弃。东西可以随意添置，它便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工具，工具的特点是没有任何精神和感情。
其实，当年龄不断增加，熟悉的物件就变成了一件礼器，承载大量的生命信号。一个人的一生，似乎就是他/她用过的、正在使用的和从未使用但业已拥有的东西构成的。
朴树歌曲《New boy》
红星新文化：千禧年时，朴树等许多歌手都歌唱过对windows98等新技术物的向往；而到了现在，我们会刻意使用胶卷相机、唱片机等有年代感的技术工具。你怎么看待这个技术观念的转变？
王小伟：年轻人和老年人是最容易怀旧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刻意使用一些复古的东西，一部分原因是想把自己从大众中标识出来，和别人不一样。
此外，那些老物件通常不是全部自动化的，需要身体的投入和操劳。比如老相机，需要费心和麻烦地去洗胶卷，而这一过程也成为了作品创作的一部分。因为使用不方便，所以你就需要进一步和这个物品产生关系，它会打倒你的傲慢——不要以为你有点钱，就可以把所有作品都购买过来，不要以为简单按一下钮就可以拍到最好的照片。它的“不方便”告诉使用者，你应该谦卑、操劳、费心，等到你真诚和耐心了之后，才能够创作出好的作品。
热烈的、浓郁的社群感，
是“隔锅饭”的增香剂
红星新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天天叫外卖的两口子是容易散伙的”。但许多年轻人其实是没有时间做饭，你怎么看待这种悖论呢？
王小伟：“做饭”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说人所感觉到的幸福，通常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中酝酿出来的，通过操劳和身体的投入不断地产生意义感。比如说可以在阳台上种一点花，或其他有意义的事情，来组织你和伴侣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外卖”这样的消费事物，生活不能只有买卖关系，它需要人与人之间彼此能量的交换。
为什么说隔锅饭香，是因为早期的筒子楼将厨房放在阳台上，一户做菜，家家闻香，吃什么、怎么吃，都是公开的，小孩也经常吃百家饭。那种热烈的、浓郁的社群感是最好的饭菜增香剂。
韩剧《请回答，1988》里，邻居之间经常互换饭菜吃
红星新文化：正如你所说，如今用品更迭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对物质的欲望是从哪里来？
王小伟：我们现在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能力变化特别大，如今到处都是物质，小红书、淘宝、抖音等等，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物质生活。
其实一些一线城市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尝试回归到极简生活，他们希望城市不再是一个消费空间，而是玩耍空间。这一批人的家庭条件其实都是很好的，他们的物质已经非常充沛、已经过够了这种生活了。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中国人口众多，还有许多人之前一直过着物质匮乏的生活，当能够在网上看到许多商品时候，他们不停地购买，其实是在消费升级。对待物的态度，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红星新文化：你认为在如今的社会背景下，怎样的人与物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王小伟：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叫“针供养”，妇女把断了的针插在豆腐上给供奉起来，说钢针一辈子勤劳，做个坚硬的刺头刺穿了很多东西，等它被用坏了，就要把它插在最柔软的地方，让它好好享福去。中国人也是，比如不吃耕牛。东方人对天下万物抱有很深的感恩情怀，比方说中国强调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心灵没有把物仅仅当作一个简单的工具，把人和物割裂在两个存在领域，而是视人和物从根本上联系着，彼此亏欠着。
红星新文化：你最近的研究是什么？
王小伟：我最近在做道德物化研究，就是在技术里嵌入道德，通过技术的使用来影响人的道德决策。
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去做彩超，去做彩超的目的是如果发生畸形儿，就会选择堕胎。但是当你通过动态彩超，看到孩子在里面动，看到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时候，这时候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在看到之前，你会觉得它和肠、胃一样只是身体里的一个器官，但现在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生命，你觉得好像无权剥夺它的出生。许多家庭也因为如此，就把这个畸形儿生出来了，这其实是违背做彩超的初衷的。这说明技术说服你了。
而我的研究就是把道德嵌在物里面，通过物的使用让大家不自觉地去做好事，让物来影响你的决策。
王小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杰出青年学者，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科技史与科学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一直从事科技伦理、技术哲学研究工作。
撰文丨 毛渝川 编辑丨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