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简  介

摘要：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这意味着我国即将进入后扶贫时代。在后扶贫时代，我国的贫困治理对象、贫困治理重点、贫困治理范式、贫困治理路径都将发生转变，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思路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依据和动力，注重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积累。为此，必须构建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体系，积极应对“流动贫困”现象发生；建立重点面向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制度，赋予贫困群体“可行能力”资本；基于大数据技术治理手段设计培训方案，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精准扶贫效能；积极实施“意愿校正”的减贫策略，根除贫困群体消极的“贫困接纳”文化。

关键词：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相对贫困；人力资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及模式构建的研究”（项目编号：BJA190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1

正  文

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反贫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无论是贫困人口数还是贫困发生率都显著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表明，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经从1978年的7.8亿人下降到2012年的9 899万人，再下降到2019年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2019年0.6%。2020年我国如期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然而，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就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了，2020年后，我国贫困现象将依然长期存在，只是贫困的类型、贫困的表现方式等与以往有所不同罢了。贫困问题关系着我国未来乡村振兴“三步走”目标的实现。因此，进入2020年的后扶贫时代，更需要经济、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协同“精准扶贫”。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后扶贫时代如何基于乡村振兴推进职业教育贫困治理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一、后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表征

研究后扶贫时代我国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精准之策，必须首先厘清“后扶贫时代”的内涵及其外显的和内隐的特征。

（一）后扶贫时代的内涵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之路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我国七十年的反贫实践之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减贫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初）；二是农村率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三是实施扶贫开发政策，农村贫困程度进一步减轻（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绝对贫困解决在望（党的十八大以来）。[1]但是，笔者认为，迄今为止的反贫行动都主要是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这就是说，未来的扶贫工作必将涉及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触及我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问题。自2003年以来，反映我国贫富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长期处在0.462（2015年是近十几年来该系数最低的一年）到0.491之间。这些问题需要在“后扶贫时代”用更长的时间、更大的行动力量、更加精准的反贫战略和策略去逐步解决。

所谓“后扶贫时代”，简而言之就是指在2020年我国消灭绝对贫困以后，全社会进一步组织实施反贫工作的社会发展阶段。后扶贫时代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扶贫时代既是对我国过去长期反贫行动实践的承继，更是对过去扶贫实践的必要补充和升华；二是后扶贫时代将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社会发展状态而制定反贫行动纲领。也就是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我国未来反贫工作的出发点，也是重要的目标追求。所以，我们可以将后扶贫时代“反贫困”概念定义为：通过一系列外部干预手段，填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差距，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状态。[3]这一反贫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任务和目标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一致的。

（二）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表征

后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将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后扶贫时代中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将大范围根除，精准脱贫将由集中性减贫治理迈向精细化、具体化；“后扶贫时代”精准脱贫重心转向如何实现可持续脱贫发展的“新命题”，探求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耦合。[4]笔者认为，后扶贫时代，我国的贫困治理将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1.贫困治理对象：由主要瞄准农村贫困向同时治理流动性贫困转变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主要是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牺牲农村、农民为代价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使得城乡差距日益增大，贫困问题也自然就会更多发生在农村。因此，我国七十年的反贫也主要是针对农村贫困问题而言的。然而，2020年后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将基本终结，将会进入一个以迁移流动性贫困为重要特点的新阶段。

①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

 首先，虽然2020年后我国极端贫困问题基本不复存在，但是农村贫困现象将依然长期存在。最直接、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尽管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其收入比从2009年的3.33∶1下降到了2019年的2.64∶1，但依然较大（图1）。而基尼系数与贫困发生率具有正相关性，Ｒavallion和Chen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为3.5，且在统计上极为显著，即在控制了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基尼系数每增加1%，贫困发生率上升3.5%。[5]

其次，流动贫困现象日益严重。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村，人们也主要是在农村的语境下讨论农民的贫困问题。然而，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镇在接纳农村流动人口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来自农村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持续大量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缺乏配套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转移性贫困”或“流动贫困”人口。在农村人口转移过程中，一些难以融入城市或“市民化”受阻的人口，陷入了新的城市“贫困陷阱”。因此，在未来，必须也必将改变目前扶贫工作只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或城乡贫困治理二元化的格局，转而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扶贫的新机制。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既有利于同时促进城乡贫困的高效治理，也能为乡村振兴以及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和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2.贫困治理重点：由消灭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

首先，我国贫困区域依然存在。到2017年底，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县还有11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村还有16 000多个，各省一共认定了334个深度贫困县和3万个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为11%[6]；2020年后，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仍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其次，返贫压力不可小觑。有关研究表明，基于县域发展能力指数及其标准差分类划定县域贫困压力分区，识别出的贫困压力Ⅶ级区、Ⅵ级区和Ⅴ级区，为2020年后仍需要国家政策倾斜的帮扶县，其数量分别为31个、213个和472个，合计716个。这些县在2020年后仍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人口，同时也将面临不同程度的返贫压力。[7]

再次，贫困标准线是动态的。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目标，这是基于我国现行的人均2 300元的贫困标准而言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贫困标准必然也会水涨船高；而且，测量贫困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与完善。因此，未来相对贫困现象将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并将长期存在。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也是如此。有关研究表明，截至2016年年底，约有4 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8]所以，展望未来，反相对贫困的目标和任务必将逐步进入我国政府反贫困行动议程之中。

最后，贫困具有不确定性特点。从理论上讲，只要人类社会的分化不消失，贫困就将长期存在。特别是贫困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贫困会由于复杂的、综合的原因而被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反贫行动也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3.贫困治理范式：由集中性运动式治理向常规性可持续治理转变

我国扶贫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运动式”的扶贫策略集中治理农村的贫困问题，这种贫困治理方式适应了以往农村贫困人群连片高发的特点。然而，进入后扶贫时代，贫困人群将呈现出分散分布、长期存在、相对贫困为主的特点；不仅如此，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将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结合，通过乡村产业振兴，经由教育发展等路径，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或降低贫困的发生。因此，在未来必须建立稳定、持续、常态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也就是说，要把贫困治理作为一项专门化、专业化和日常化的工作来做，从而实现可持续扶贫的目标。

4.贫困治理路径：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支持向“三维资本”投资治理转变

追溯我国贫困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的扶贫工作先后经历了物质扶贫、技术扶贫、综合扶贫等几个阶段。从扶贫过程和结果来看，单纯的或者以物质扶贫为主的反贫难以从根本上消灭贫困现象。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后扶贫时代必须重视以人力资本构建为核心的“三维资本”的建设。即必须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统筹起来，建立“三维资本”协同反贫机制。为此，必须研究“三维资本”的合理结构，探讨“三维资本”建设和积累的路径，架构“三维资本”扶贫的行动框架，探索三者的作用机制。

二、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框架

明晰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特点，基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我国职业教育在未来的贫困治理中，应以乡村振兴任务和目标为依据和动力，主动研究贫困群体的成因及需求特点，积极建设以贫困群体自我“意愿校正”为核心的反贫文化，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实现可持续脱贫的贫困治理目标。

（一）坚持乡村振兴为动力，将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结合

早在2000年9月，189个国家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签署了旨在改善生活、挽救生命、谋求生存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只是一个阶段性反贫成果目标，而在该峰会上通过的《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又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全人类为彻底摆脱贫困与饥馑，促进全球公平发展、包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9]就我国而言，由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再主要是解决贫困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而是要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2018年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就指出，2020年后，要立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扶贫工作需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

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扶贫目标或是乡村振兴目标都高度一致，都是指向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要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所以，面对新的贫困格局，我们难以依循以往的常规路径和措施进行贫困治理，必须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实施策略，制定新的贫困治理行动纲领，以增强城乡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高水平的贫困治理目标。职业教育是实现乡村振兴中长期目标、可持续贫困治理的重要基础和有效的依赖路径，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路径，可以促进贫困群体人力资本提升，具备脱贫的“可行能力”，因此是实现贫困治理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人们必须看到，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存在一种时间和程度上的递进，摆脱贫困是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前提，乡村振兴也是促进农村贫困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和主导方向。然而，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贫困治理，都是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目标的追求，而这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职业教育应然之功能和可为之处。实现乡村振兴和贫困治理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便是要基于职业教育培训路径，实现贫困群体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提升和物质资本投资效益的提高。因此，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培训推进贫困治理的目标和动力，而职业教育培训是乡村振兴和贫困治理必然的选择和依赖的路径。

（二）强化统筹治理的理念，以构建面向新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为基础

我国正在出现一些新的贫困群体，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隐匿的贫困群体也逐步显性化。这些新的贫困群体包括：一是流动贫困群体。这是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部分转移进城的农村人口，因难以实现市民化，或难以就业，或难以适应和认同城市文明而被边缘化，最终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是贫困现象从农村到城市空间上的转移。目前，这部分新的城市贫民存在着社会保护和治理的真空。二是留守贫困群体。正是农村劳动力，尤其是乡村精英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和转移，出现了新的留守群体的贫困问题。三是失地农民群体。这部分失地农民虽然获得了部分“失地”代价的经济补偿，但是其中的部分人员或“坐吃山空”沦落为新的贫困群体，或因为就业能力差，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而逐渐成为城乡接合部的新的脆弱群体。四是残障贫困群体。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2月，我国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有335万多，由于劳动能力受限，现有很多产业扶贫政策和就业扶持政策他们未能充分享受。[10]

由此看出，在未来职业教育贫困治理过程中，既要关注由于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出现的流动性转移贫困群体，又要重视长期潜隐的、固化的、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要有效、稳定地解决这些贫困群体问题，就必须基于城乡融合和统筹治理的理念与思路，建立发达的城乡一体化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实施个性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为所有有可能和需要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城乡贫困群体提供适宜的职业教育培训，以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形成自我脱贫能力。

（三）凸显赋权提能的宗旨，将不同贫困群体能力提升作为职业教育培训的重点

在后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呈现出的趋势性特征清楚地表明，一方面未来的贫困治理将以反相对贫困为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如何促进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性提升；另一方面，在未来，产业扶贫将是贫困治理的主基调，而产业扶贫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能力低下将成为贫困群体融入产业扶贫过程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受到最大冲击的也正是那些自我发展能力低的贫困人群。产业结构的高移，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得缺乏技术支持的贫困人群的就业难上加难，因而容易导致返贫现象的发生；这一切还导致了“应变就业（contingent work）”的崛起，很多劳动者被迫随时待命，以合约方式来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与有传统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相比，应变就业者每个月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好几倍，每个小时的收入少11%，年收入少50%。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8]对于那些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刚过贫困线的贫困群体，更容易由于受到疾病以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返贫。2020年在全球暴发的疫情更是提醒人们，疫情随着常态化，势必成为影响贫困治理的长期因素，由此可能会造成返贫现象的增加。所有这些，都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是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关键所在。

针对未来新的贫困现象发生的特点和机制,必须探寻更加有效的反贫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减贫机制。建立这一机制的关键就是通过适当的路径对贫困个体赋权提能，提升抵御致贫风险的能力。为此，必须实现我国反贫战略重心的转移,即把反贫的关口前移,把更多的资金投入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方面,并清除户籍歧视的制度安排,提高贫困个体自身获取收入、预防和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在其陷入贫困不能自拔之后再进行扶持和救助。[11]就职业教育层面而言，就是要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也就是使其享受原本应有的，但曾经被剥夺和失去的社会权力，特别是要给予他们充分的、适宜的职业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其就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适应现代社会能力、市民化能力，不断增强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自我脱贫的信心和积极性。

（四）尊重贫困群体差异性，为贫困群体提供适宜的职业教育培训方案是关键

自我发展能力缺失几乎是所有贫困群体共同的致贫特征，但是，就不同的贫困个体而言，其致贫原因也具有差异性。他们对于改变贫困状态的愿望、动力存在差异性，他们对赋权提能的需求存在层次性。因此，针对贫困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必须基于他们的个体特质、需求差异性以及发展环境的多样性（如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特色不同），制定科学的、精准的、具有个性化的职业教育培训方案，这是基本原则，也是关键。就具体的培训方案制订而言，必须做到“精准化”，体现“个性化”。就是要根据贫困群体需求的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菜单，既体现差异性需要，又体现个体发展适宜性的要求。如，根据不同学力基础、就业选择等的不同，分别为这些贫困个体提供补偿培训（文化基础补偿、法律知识补偿、创业素养补偿等），或提升培训（管理知识、技能、创业能力培训等）。

（五）推进反贫文化建设，将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与精神文化反贫相结合

毋庸置疑，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路径对贫困群体“赋权提能”，由此提高其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是正确而又重要的选择。然而，人力资本是人格化了的特殊资本，人力资本与具有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的结合将会产生不同的扶贫成效。研究和实践都表明，职业教育培训在贫困治理中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意愿，并进而提高其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愿贫”“争贫”现象屡见不鲜，而“不愿学”“求他学”使职业教育培训处境尴尬，所有这些怪象之所以发生，就在于贫困群体对贫困产生了接纳，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群。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指出：这种接纳倾向是产生贫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现实因素。没什么比缺乏努力摆脱贫困的渴望，更能巩固这种贫困的均衡了。贫困的均衡及其产生的更有力的接纳，解释了最贫穷的部分地区特别顽固的、持久的贫困现象。[12]因此，职业教育贫困治理要能达成实效，就必须开展反贫文化培训，由此协助贫困者建立一种自我觉察的能力，激活其生命的韧性与动力，推动积极的自我改变，即扶贫先扶志。[13]

三、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贫困治理的策略选择

如果说在我国既往的贫困治理中，绝对贫困的消灭是包括职业教育培训在内多管齐下、共同努力的结果，职业教育培训主要是发挥了基础作用，那么，在后扶贫时代，职业教育培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大大提升。这是由后扶贫时代贫困的特性、贫困治理的特征以及职业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功能所决定的。无论是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还是贫困群体的自我赋权提能，抑或是反贫文化的建设，无一例外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当然，职业教育培训要在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升效能，就必须采取正确的贫困治理策略，做到精准发力。

（一）构建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体系，积极应对“流动贫困”现象发生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再到“城乡融合”，既是我国乡村振兴和“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的任务和目标追求，也将成为我国未来乡村发展的现实状态。毫无疑问，乡村振兴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也必然会促进乡村社会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高水平建设。然而，我们还必须清楚地看到，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新的流动贫困现象正在发生，新的城市“贫民窟”或者贫困阶层正在形成，并且正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流动贫困”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于就业技能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以及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心理、生活不适应，对城市文化不认同等造成。在未来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这种流动贫困群体还会不断扩大。要改变其贫困状态或者预防这种新的流动贫困现象的发生，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等路径和措施，促进其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三维资本”的积累。为此，必须构建一个同时面向城镇和农村的、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培训支持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体系的“融合性”，这是关键。新的体系必须既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又重视对城镇流动贫困群体减贫和防贫作用的发挥。二是体系的“现代性”，这是核心。城乡融合本身就蕴含有社会进步与发达之意，其对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要求是必须体现“现代性”。这种体系的发达性或者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不仅能满足城乡贫困群体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还能促进贫困群体稳定脱贫，并能为贫困群体提供向上层社会流动与发展的机会；还包括能够满足包括贫困群体在内的城乡社区民众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三是体系的“县域性”，这是体系的根基。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应以“县域”为地理界限，主要为县域范围内的城乡贫困群体提供需要的培训支持。为满足需要，县域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可以基于县级职教中心（或社区学院）等发挥减贫、脱贫、防贫的引领作用，依靠乡镇社区教育中心（成人教育中心）的基础作用、主体作用，开展旨在促进贫困群体自我觉醒和能力、技能提升的职业教育培训。

（二）建立重点面向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赋予贫困群体“可行能力”资本

贫困与贫困群体能力的缺失、精神贫困密切相关。然而，无论是能力贫困或者精神贫困，都与制度配置不足、设计缺陷有高度的相关性。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不合理的制度或政策导致个体失去社会机会所致，社会机会主要指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14]在后扶贫时代，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作为贫困群体重要部分的弱势群体的贫困，既与自身的“先天不足”、恶劣的外部客观环境不利于其发展有关，更与社会减贫制度存有的缺陷相关，但是，在未来，社会制度性能力贫困将是导致贫困的主因。反贫实践经验以及学者的研究都证实：贫困源于没有机会，源于体制机制的不合理。因此，当贫困成为体制机制设计缺憾的牺牲品时，贫困人口能力提升和摆脱贫困境地的机会就变得更少。[11]

因此，面对后扶贫时代的弱势群体，在制定扶贫策略时，应最大程度地避免“制度性能力贫困”的出现。就职业教育培训视角来看，一方面，应对我国以往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既往有没有基于弱势群体需要的、具有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和支持政策，是否需要对不合理的忽视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进行“纠错”。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新时代弱势群体减贫、脱贫、防贫和可持续脱贫的需要，积极地进行相关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如从国家层面看，制定《特殊群体能力提升职业教育培训促进法》《留守农民职业技能提升促进法》《城乡弱势群体职业教育培训保障法》等。各地政府也可以根据本地弱势群体的情况，制定具有地域性的、阶段性的职业教育培训贫困治理促进条例，由此从法律层面来保障或促进弱势群体“可行能力”的获得，或发展能力得以补偿。

（三）基于大数据技术治理手段设计培训方案，提升职业教育培训精准扶贫效能

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回溯、总结几十年的反贫行动过程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传统的扶贫方式存在诸多缺陷或不足，因而使我国反贫效能受到明显制约。但笔者认为，这更多地与我国长期的反贫实践中没有做到“精准反贫”有关。主要表现为以往的贫困治理不能精准识别与评价贫困群体；采取的措施不够精准，如不能精准设计培训方案，不能基于不同类型、不同需要的贫困群体提供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课程；不能动态跟踪掌握贫困群体或者脱贫人口的信息，致使难以预测和预防贫困和返贫现象的发生。当今，大数据技术的产生，为职业教育贫困治理过程中镶嵌入技术治理创造了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以往精准扶贫“不精准”的问题，从而大大提升职业教育培训贫困治理的成效。

技术治理与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运用有关，它为职业教育贫困治理中结合技术治理提供了契机、搭建了平台。在贫困治理中，技术治理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大数据助推贫困识别的精准化，促进贫困分析的精准化，实现扶贫监管的动态化：贫困人口需求的动态跟进；控制贫困对象在贫困库中的动态进出；外部环境的动态掌控；数据技术的动态更新等。[15]职业教育培训中引入技术治理，其主要作用是一方面能够基于技术平台“精准”地获取贫困群体的相关信息。这种基于大数据等实现的技术治理，更能应对后扶贫时代贫困群体分散化和零星化分布、贫困群体培训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等的特点，能够解决传统扶贫方式难以精确掌握贫困群体信息，从而提出精准培训方案的难题。另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运用，为贫困群体基于互联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经济、便利的学习平台。

（四）积极实施“意愿校正”的减贫策略，根除贫困群体消极的“贫困接纳”文化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并不单单指物质稀缺，或多或少还夹杂着卑微、羞耻、底层、边缘、落后等隐喻意。[13]特别是那些环境适应障碍内化者，对经济社会变迁适应失败后，形成脱离主流经济社会体系的消极的自我保护状态，并由此生成贫困文化，导致贫困代际转移并固化。这种“贫困接纳”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长期浸润着贫困群体的心灵，成为反贫的习惯性阻力。所以，在反贫实践中，如果不能够首先破解这种精神贫困文化，将物质扶贫、技术扶贫与精神扶贫有机结合，那么收效甚微，返贫现象频现将会成为常态。特别是在这种“贫困接纳”文化没有破解的情况下，依然主要采用国家扶贫的范式，过分强调政府主导作用，那么就会强化扶贫工作中资源主体、执行主体、参与主体与受益主体的角色倒置与目标错位现象。[16]所以，在后扶贫时代必须注重反贫文化建设，逐步根除“贫困接纳”文化，最终打破“贫困均衡”，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扶贫。

职业教育培训是破除贫困群体对“贫困接纳”的利器。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指出：“所有熟悉穷国的人都知道，经常会存在数量庞大的人群，往往是年轻的男女，由于接受了教育，因此不再接受他们注定贫穷的命运。终于，教育摧毁了接纳。”[12]当然，职业教育在反贫文化形成中要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分析贫困文化成因，激发贫困群体“意愿校正”的积极心态。要深入探究不同贫困现象形成的文化背景，研究什么样的消极价值观使得那些贫困群体“安贫”“愿贫”“争贫”，甚至“乐在贫中”。搞清楚贫困群体形成的背后文化以及价值观，有利于在职业教育培训实施过程中精准发力，并由此激发贫困群体“意愿校正”的积极性，唤醒他们脱贫致富的愿望，使他们能够对贫困的形成进行积极的自我“内归因”：只要自己努力，积极参加培训，学得技术，就一定能跳出“贫困泥淖”，走上致富之路、幸福之路。

其次，注重价值导向，形成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内在自觉”。在对贫困群体进行技能培训和能力培养、提高他们自我发展能力的同时，必须主动渗透非能力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生存危机教育。换言之，就是要使那些身体健全的贫困群体产生羞耻感的同时，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和紧张感，如此可以促使他们逐步形成摆脱贫困的内在自觉。一旦贫困者的“内在自觉”得以唤醒，则将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持久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大大提高，就会使他们进入“好学”“乐学”的境界。

再次，协同发力，构建贫困群体积极的人格特质。较之于社会大多数非贫困人群，贫困群体长期以来更多地处于自尊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缺失的状态。因此，在对贫困群体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时，要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之看到“立竿见影”之效，使之产生自信心以及社会存在感和满足感，从而帮助其逐步建构起积极的人格，形成参与、融入社会的主体自觉。个中原因就在于，反贫困是一场借助于外部力量干预并重塑贫困风险承担者生活方式，使之融入主流经济社会体系的实践历程。[17]为此，职业院校和相关培训机构在对贫困群体实施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使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结合，使受训者活学活用，产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要实行问题导向式的培训，使他们能解心理之惑、技术之难、发展之困；再者，要与企业协同培训，重点解决受训贫困群体就业之难和职业发展不易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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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8~55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