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回顾系列之三 | 河北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

《刑事法判解》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陈兴良教授任主编，车浩教授任执行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刊物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务问题，诚邀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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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掩面哭泣的张焕枝）

从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枪决到2016年12月2日改判聂树斌无罪，过去了7890天，此前已有无数人被卷进案件的漩涡里。

聂树斌去世后的这20多年，对张焕枝来说是一大把循环往复、生死疲劳的申诉岁月。

（张焕枝 图源/新华社）

儿子出事后，张焕枝的睡眠一直不好，多少年都是这样。四个小时是最长纪录。2016年案子改判，回到家后最初一个礼拜，整夜醒着。

现在好了点，晚上九点睡觉，一觉能睡到晚上十二点。接着，睁眼到天明。她说，早就习惯了。

失眠时，她就想过去的这二十多年。

想每一次去河北高院。从2007年到2014年，她每个月都要去一趟。村里没有公交，她得早上6点多出门，骑20分钟自行车到公交站，再坐公交车过去。中午，一块二买两个烧饼就是一顿饭。

想去北京反映问题住小旅馆的日子。六个人一间，共用一个洗脸盆、暖水瓶。冬天冷，夏天热。

这样也没能推动案子进展半步。从2005年聂案“真凶”出现到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院复查，其间，案件一度停滞。

为了鼓励自己，她每隔两三个月去染一次头发，满头黑发，尽量不让人看出老态。当时她跟记者说，要表现得有一种力量支撑着她。

“这些年最痛苦的不是路上的奔波，是没有人理你。”张焕枝说。

雨更大了。张焕枝望向窗外，陷入回忆。她极力寻找这二十一年，留在她记忆里最深刻的三个时刻。

第一个是2007年4月1日，她从李树亭手里接过聂树斌一、二审判决书时。此前，儿子已经被枪毙十二年，她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四处奔波，到处碰壁。这给了她希望。

第二个是2016年6月8日，在山东高院，法官朱云三向她宣读了再审决定书。她记得，签收时，眼里含着泪，双手筛糠。

最后一个，在沈阳，第一次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胡云腾见面时。胡云腾对她说，你们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公平公正。

“一出门，泪就掉在马路上。”张焕枝哭过无数回，这一次，却总是慢镜头回放——豆大的泪珠先掉在衣服上，才滴到马路上。

后来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她等来了改判，也在2017年的3月28日，等到了总计268万元的国家赔偿。

张焕枝知道，这件事翻篇了，或者说，改判时就已经翻篇了。但儿子却永远回不来了。

住上新房后的一天，张焕枝跟老伴说，“儿子的钱盖的房子就等于是儿子盖的”。她和老伴商量好了，国家赔偿的这笔钱，用起来沉重，日常花销不能动，有大病大痛再用，就当是儿子养老。

“这个坎总要自己过去。别人帮不了。这些年，该做的做了，该忘的忘掉它。”

（来源：新京报2017年10月31日 ）

聂学生是村民口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家里四个弟兄，他排老四。年轻时不惹事不抬杠，没和人急过脸，总是一个人在默默做活儿。他当了五年兵，1969年复员后，被分配到石家庄联碱厂烧锅炉，一个月挣37.5元。张焕枝看聂学生人朴实，直来直去不绕弯，两人结婚只有一辆自行车当彩礼。日子一点点过，聂学生去十四五里地外的厂子里上班，张焕枝留在村里种几亩地，日子过得清苦，却有滋味。

两人有了一儿一女，在村里老人的记忆里，聂家儿子聂树斌长相像年轻时的聂学生，性子也像，不擅说话。张焕枝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还没来得及为他们婚事打算，聂树斌就因涉一起强奸杀人案被逮捕。

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判处死刑。聂学生是去监狱给儿子送衣服时，被小卖部的人告知聂树斌已经被枪毙。从市里返回，聂学生边哭边磕磕绊绊地骑着自行车回家。往后聂家的日子都是“熬”。

聂学生觉着自己没用，一是救不了儿子，二是因为儿子的离世，一年后，他吃了一罐安眠药，被抢救过来后得了偏瘫，丧失劳动能力。

张焕枝能理解老伴儿那时的感受。聂学生工作的厂子里有接班指标，厂里老员工不干了，儿子或女儿可以接替进厂工作。儿子出事那一年，一茬又一茬18-24岁的小青年们进了工厂。新人分配给老师傅带着实习，聂学生看着一堆的小青年，没有一个是儿子的面目。“时间长了一点点把内心的支撑消磨没了。”

抢救后，聂学生无法自理，喂饭一口口喂到嗓子眼儿都会吐出来，张焕枝扶着他在院子里一点点挪动练习走路。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丧子、背着不清白的名声、又失去劳动能力，聂学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真活得没意思。”

（聂学生 图源/视觉中国）

改判之后，聂学生见人会笑眯了眼睛，哪怕腿脚不利索也会踱着步子到村里广场坐坐。原先是闷头不说话只听人闲唠，案子平反后，他底气足了起来。见到邻居说：“原先觉着自己是个废人，现在腰杆子能挺起来了。”

显然，聂案改判之后对聂学生的精神改变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他本可以不必如此——他原本可以看着儿子娶妻生子，可以含饴弄孙，可以随时到广场上随时跟村民聊闲天。一个错误的判决，毁掉了一个父亲生命中应该拥有的东西。

2018年8月25日，73岁的聂学生因高血压引起心脏病突然离世。这距离儿子聂树斌含冤而死过去了23年，距离儿子改判无罪不到2年，距离获得国家赔偿刚刚过去1年。在走之前，聂学生曾对老伴儿张焕枝说过，“再也没有什么遗憾”。

聂学生曾对张焕枝说，“现在吃的穿的都有，我再没什么遗憾了，就是我走的时候，你记着把树斌的判决书给我带一份。我拿着到地底下了好向人解释，咱儿这一辈都清清白白。”火化那天，张焕枝把2016年12月最高院判决聂树斌无罪的判决书拿了出来，一式三份，她把其中一份儿塞进了聂学生的袖筒里，一起烧了。

（来源：新京报2018年9月5日）

聂树斌被枪决10年后，逆转发生了——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落网的王书金供述的4起强奸杀人案中，包括聂案中的受害者康某。同年的3月15日，时任《河南商报》总顾问的马云龙，将走访核实后获得的案件情况写成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在报纸头版，成为首个报道聂案的媒体人。同时将原稿发给全国100多家都市报，并声明：欢迎转载，不要稿酬。在网络传播并不迅猛的当年，马云龙意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给这桩冤案造成强大的传播效果。与之相比，他不在乎自己是否损失了一个独家。

在《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刊发当天，马云龙第一次来到聂家，带着50份报纸。送去的报纸，坚定了张焕枝为儿子申诉的信心。这也正是马云龙亲自送报的初衷。像织网一样，他一步步设计着将这个大新闻串联下去的每一处环节。

报道刊发前，料到事情的发展必须要通过法律申诉程序，马云龙便开始着手准备给聂家请律师。他找来了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树亭担任聂家代理律师，又想方设法寻找到王书金的一对儿女，以他们的名义委托朱爱民成为王书金的代理律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云龙被周围朋友和媒体提醒最多的问题就是：参与聂案，这不是你记者该做的事，违法了客观中立，你现在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他一开始宽慰自己，这是“介入性报道”，不能眼睁睁看着人无辜死去还没有一个说法，等到后来离开报社，索性就放开手脚，继续去做了。

因为他坚信新闻真正的价值——反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及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这位聂树斌案的首位报道者，在长达1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秉承正直与公义，持续推动着聂案的平反，并最终迎来了聂树斌被判无罪的那一刻。

2016年，马云龙被《人物》杂志评选为年度公共人物。

（来源：人物2017年1月23日 、每日人物2016年12月2日）

2005年，郑成月从警第10年。河南荥阳警方排查流动人口时，有人举报了王书金。归案后，王书金交待了杀害4个人的经过，郑成月惊奇地发现，其中竟包括石家庄康某被杀案。

对所有证据核查后，他坚信，聂树斌被错杀了。

起初，郑成月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无果后才开始向媒体披露。2005年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出炉。郑成月没想到，这个举动，影响了他的余生。

当年8月6日，先是一个叫田兰的人举报郑成月，说他是“特大犯罪分子，依仗职权办皮包公司虚开巨额增值税发票，并制造数起冤案”。此后，有关他的举报与恐吓从未停止。为此，有关部门专门派了调查组，对郑成月进行6个月调查，却没发现问题。2009年，郑成月得到通知，不再担任副局长，理由是“给年轻人让路”，并收了办公室。官方也没正式宣布他被免职，警察资格也未取消，甚至连退休手续都没办，一直赋闲。

与聂树斌正式产生交集的10来年，郑成月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差。2015年岳母生病没钱医治，妻子向邯郸市马头生态工业城的“金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款30万元用于治病。

由于她未能按时还款，公司将其起诉。郑成月说，负责审理此案的磁县人民法院伪造签字送达判决书，并在2016年冻结他全部工资至今。按照法律规定，扣押被执行人工资时，应当预留生活费。

为维持生计，这位没工作的警察，只好去北京几家律师事务所帮忙，但这种临时性工作，很难保证他的正常生活，有时只能靠借钱维持。

由于这次贷款，郑成月的爱人也失去了银行信贷部经理职务。

如果不是聂树斌，郑成月可能继续安心当着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职位或许更高。可由于对聂案的执拗，他失去了所有。

（郑成月 图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在案件平反近两年后，郑成月身患9种疾病，病情危重，生活困窘。2018年11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发《病人郑成月：往后余生更孤独》一文，引起广泛关注。同年11月10日，公益平台发起《帮助重疾好人郑成月》众筹项目，众筹目标45万元，至当日18点前，募捐已达到471748.75元，7544人次参与捐赠。

（来源：今日时评2018年11月11日）

（编辑 / 崔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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