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史的未来：简评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7月15日发布的创刊号｜馆藏更新01

写在前面

科学史图书馆已设置菜单栏和不太智能的自动回复，欢迎调戏。这篇文章看着顺眼了许多，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在线排版工具 https://lyric.im/wechat-format，实在太感人了，在这里把作者 Lyric 的博客推荐给大家。果然互联网上最好的东西都是大家自发创造免费拿出来的。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获萨顿奖章的Jim Bennett，他之前在我们系的Whipple Museum也当过很多年的curator. 在图书馆里搜索Bennett可以找到他包括 ‘Knowing and doin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at were instruments for?’ 这篇在内的不少代表作。但是今天要谈到的是这周的另一个新闻，在形成新范式的意义上可以说比萨顿奖章颁给谁更值得讨论。奖章奖励的是已经有卓越成就的学者，但是还有些东西我们尚不知道它未来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会带来几个萨顿奖章，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本来科学史图书馆的第一次更新想更林奈，已经把他的私人藏书五百多本都录入到Zotero图书馆里了。但是周三意外发现一直关注的期刊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终于出了第一期，于是决定第一时间通读一遍，把这个消息传达出来。所以你现在读到的这篇文章很有可能不仅是中文世界，而且是全世界第一篇这期创刊号的书评哦，哈哈。我一直关注知识史的发展，因为这是今天正在形成的范式，就和上个世纪的“文化史”“心态史”“身体史”等等一样，这是一场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注定要参与其中的对话，现在没有人能预知它会走向哪里。 从这几年来的辩论中你可以发现学者们几年过去想法可能就有变化，例如 Peter Burke 这样的大家在2015-6年出书时对知识史的理解和他现在（吸纳一系列同行讨论后）的理解相比就有不少不同，这充分说明了学界面临的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越是没有定论的问题越值得研究。下面我会首先勾勒一下知识史的史学史、现状、机构和资源，然后通过这个学科的几个重点问题来梳理一下这次JHoK中的讨论比前几年有所推进的地方，总之不光是个资源导论，而且是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批判。

更新位置

1.7.4 History of Knowledge 

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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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史学科的兴起

我们为什么突然开始谈论“知识”？Peter Burke 在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2016) 的导言里重点讨论过，这里我们跟着他一起从20世纪谈起。这背后一方面是20世纪社会学的影响，从曼海姆到布迪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20世纪几次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产生、学术圈的形成，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这个时候谈论“知识”的切入点。另一方面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信息理论，信息概念对思想界的颠覆是巨大的，可参见《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当1993年 Peter Drucker 预言知识史会成为未来的重要领域时，他的重心并不是福柯主义谈论的被逐渐建构成一种话语、一种政治的知识，而是物品、资金、信息这样流动中的实体。“话语”和“信息”是两个不同的看待知识的视角，我们可以借用非物质与物质、不可数与可数、两端（两个交换主体）与中间等等一系列范畴去讨论它们，这里不细作辨析。我这里附上了 Burke 在书后列的一个年表，Studies of Knowledge a Select Chronology, 可以通过这个书目了解一下知识史学科的来龙去脉。这个书目还有补充的空间，但是已经列入的书都是精品。

而在今天，我们的知识史范畴和长20世纪又有不同。这里我想用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建立的网站 https://historyofknowledge.net/ 来说明：下图的右侧是网站所有 blog post 的主题汇总，blog post 是偶然性很大的东西，我选用这个 list 不是因为它多权威，而是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史内部多元和异质的组成。可以看到这里面大概包含四种成分：

一是传统科学史和学术史涉及的主题，如 experts and expertise, scientific knowledge, visual epistemologies, archives, history of the book 等，

二是非专家学者的知识，如 artisanal knowledge, bureaucratic knowledge（这也是 JHoK 今年秋季特刊的主题）, 

三是在空间和群体之间移动的知识，如 colonialism, migr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circulation, knowing us and them 等，

四是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非知识”边界上的对象，如 knowledge formation, knowledge/practice/experience, ignorance, rumours and gossips 等。

这四点大概可以概括今天知识史研究的已有方向。

21世纪的知识史和两个学科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是科学史，一个是几乎同期开始兴起的人文学史。我在上周推送的图书馆总目录以及入门指南里都提到了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去年的特刊 “科学史还是知识史”，馆藏 1.7.4 BWG vol.42-2 2019，里面就包含了不少对科学史与知识史关系的重要讨论。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21世纪知识史的兴起看作一种科学史克服自身局限的努力，我将其概括为三点：

1.时间性。科学史的时间轴是以现代性的兴起为中心的，科学史无法回避线性时间上的进步主义，而知识史试图淡化这种时间观念的存在，将重点放在具体语境里的认知、传播过程中。2.地域性。科学是一个发生在西方的特殊事件，而知识是全球每个文化都具有的，知识史经常和去殖民化相联系，试图发现不依赖于西方科学的发展、传播轨迹的，一个非西方文化形成知识的历史。3.价值判断。正如拉图尔所说科学意味着不对称性，科学的检验方法是判断占星术、政治流言、传统药方是否正确的标准，而后者反过来不能用于判断前者。知识史试图悬置这样一种“正确性”的判断，考察不同种类知识之间的互相塑造和互相阐释。

我在 0 General Overviews 一栏里列入了一些知识史领域的机构，如芝大的 Stevanovich Institute on the Formation of Knowledge, 柏林的知识史中心、苏黎世的知识史中心等。重要的期刊 JoHK, KNOW 等下面也有收录。关注这些机构可以了解知识史领域的动态，尤其是不同国别传统下的差异。

从单数到复数，从学科到范式

在这期创刊号中，Östling and Heidenbald 做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如果说在过去十年中，知识史慢慢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正在进入知识史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更为成熟的一个阶段。如上文所示，在过去的知识史实践中，如何定义这个学科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Daston 就有一句名言：现在的知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珍宝阁，什么都往里装。 她批判的对象是 Muslow 在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2018) 中写的知识史概论，那篇概论讲了一大堆例子，基本我们可以 brainstorm 到的可称为知识的东西你都能找到。这其实就是现在的知识史研究太浅的一个表现。现在谈到“知识史”的很多论文还停留在“乔布斯不仅做苹果，也生产了知识”，“Apple Store不仅卖苹果，也传播了知识”，“我们对苹果产品的知识是被商品经济塑造的”这种水平的论点上，这说明很多人还没有深刻地去想“知识史意味着什么”。即使是Peter Burke的《古登堡到维基百科》这种，也只处在一个大致划定学科研究对象和历史进程的通史阶段——而且还是一个不全面的通史。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皇皇巨著科学通史一样，你不能否认它们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正如Peter Burke的渊博学识同样绝无仅有，但这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还只是起点，这种书和《利维坦与空气泵》这样划定学科问题域的书不是一码事。

现在我们会遭遇 Daston 说的这种问题，本质上是因为大家还说不清楚什么是知识。但是从这期创刊号可以看出来，虽然不同领域学者对知识的理解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但有一些问题正在慢慢明确，有一些立场正在辩论中被筛选留下来。去年秋天的BWG特刊“知识史还是科学史？”我一直很推荐，那一期算是比较多样的一期，收录的文章从case studies到方法论上的讨论以及对学界现状的吐槽都有。相比于那一期，这次出版的JoHK文章更聚焦于核心的方法论问题，文章也短小精悍，最长一篇不超过7页，所以更能看到一些代表性立场之间的争论。

让我们从著名人文史学者任博德 (Rens Bod) 的文章开始。任博德一直是我很欣赏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做的事情都超级有意思，但是可惜这里要批判一下他的论点。任博德在本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 ‘How to Open Pandora’s Box’ 中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他希望把知识史定义为模式、原则和规律性的历史：’Thus, a further specification of a tractable notion of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is that it can be taken as the history of patterns found and principles propose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culture.’ 凭我的记忆，这也是他在《人文学的历史》中讲述过的观点。

在这个定义中，任博德的关注点是科学史和人文史，这两个领域他选取的actors都是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这导致他这个定义显然无法囊括所有工匠的、官僚的、家庭妇女的知识。改进一种药品的配方一定需要药剂师总结什么模式吗？在法庭上找出案件的凶手会生产关于人类社会原则的知识吗？这个问题事实上也是 Elshakry 本期创刊号中的文章 ‘Beyond a Singular History of Knowledge’ 中所批判的：所谓的从收集的事实中得到的系统化的模式、原则，永远是一种命题化的知识 (propositional knowledge)，也就是西方一直以来的 singular history of knowledge. 这种知识概念忽视实践的活动而只关注其在命题层面的投射，造成的结果就是承认一小部分的知识生产过程而忽视更多。这也意味着任博德设想的编史方式，即模式-原则的循环运动（意识到模式的存在——意识到用来解释模式的原则——前两者的循环运动），即使将人文学科的发展囊括其中，本质上仍没有超出库恩的范式。相反，任博德在人文学科的历史中试图识别的是传统科学史的范式转换和知识德性 (epistemic virtues, e.g. observation, objectivity, quantification, verification and comparision) ，并且仍然继承了一部分进步主义的遗产，例如超自然的模式/理性的模式这种二分法。

任博德凸显出的问题不是一个学者的问题，而是知识史领域仍然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知识史和认识论史的问题上，后殖民主义、 性别理论、阶级理论等等立场所对抗的东西都是一致的，都是同一种西方科学所定义的，传统科学史所书写的知识；这是复数的知识对单数的知识的颠覆。但是怎样才算是真正书写复数知识的历史？知识史还没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至少现在看来，从学术史、书籍史和人文史发展而来的这种Wissenschaftsgeschichte 通史还没能完成这个任务，从古登堡到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这仍然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而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将所有“非正统的” (alternative) 认识方式都视为同质的，然后纳入同一个关于迷信-科学，非理性-理性的叙事，例如同时用“大宇宙-小宇宙学说”概括欧洲文艺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中国的理-气论和玛雅宗教。这样的理解曾经流行于一些怀揣普遍主义理想的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中（我大概会把 Descola 2013 视为其中之一），而在同样怀有“全球史”理想的知识史运动里，它也如影随形——当任博德论证古巴比伦、中国和印度的语文学史都可以用 ‘the history of patterns found and principles propose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and culture’ 来书写时，他估计以为自己书写了复数知识的历史，但实际上他没有。下面这句话不针对任何学者或作品，只是一个总体现状：任何一个真正进入过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学者，都可以辨别出当下诸种全球知识史叙事中的“多样性”到底是真正在探索不同文明、不同群体独特的认知方式的差异，还是只是作者为了 make his point 硬塞的 diversity bullshit，反正后者只需要从其他文明里看到一两点符合自己预想的东西就够了。

知识史如何能超越这些 diversity bullshit，真正去书写复数的认识论和复数的知识？在这期创刊号里，我们能看到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知识史要从“非知识”的东西出发，理解一般意义上的“非知识”才能理解什么是知识。创刊号邀请 Peter Burke （基本已经被尊为知识史范式的创始人了，虽然正如前面所说，对他两本书的批判还是可以有一大堆）写了一个 Response, 相比于几年前非常 inclusive 的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一书，这篇 Response 特别提出了现在知识史思考的重点是应当是知识流通过程中的阻碍（可在图书馆查找 Margócsy, A long history of breakdowns）、传播中的误解和改换，以及“无知” (ignorance or Nicht-Wissen, 注意看 Burke 这里的脚注文献) 的重要意义——无知可以是主动的否认，如否认全球变暖，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也就是 Smithson 所说的 meta-ignorance, 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JoHK 最近也把2021年特刊的主题设为 Histories of Ignorance, 由 Burke 主编。我认为理解“无知”是我们真正开始书写复数知识史的起点。 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不同阶级中知道和无知的东西是非常不同的，区别一种认识论与另一种认识论的关键就是看什么东西他们知道别人不知道，以及什么东西别人不知道他们知道。正如Daston所说，讨论知识是什么之前，我们首先要讨论什么值得知道——就好比西方人觉得证明一个几何学定理很牛逼，拿给乾隆看乾隆就觉得这个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证明呢？如果仅仅讨论复数的“知”的共性（例如共同的万物有灵论），或者仅仅将各种人类活动都简单囊括到“知”的范畴里，而不去比较、碰撞它们之间“知”与“无知”的差异，那么知识史就失去了它的突破点所在。

在 Burke 等人的基础上，我希望再把这个论题推进一步：知识史真正的复数性是知识德性 (epistemic virtues) 的复数性。 我对这个概念的哲学背景还不是很熟悉，仅从历史学的讨论而言，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在学界讨论的 epistemic virtues 如客观性、观察等等，实际上都是西方认识论的德性。相比而言，有一些东西一直被视为知识德性的反面，如 Ian Hacking 列举的 intuition, imagination, prejudice, doubt, madness, myth 等等。但是知识德性的复数性就要求我们重新考虑它们的德性所在：我们可以在最广义上承认，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 epistemic goal, 它们不仅是对命题知识的追求，也可以是对真理、真相（如侦探追求的真相）、有用性、合理性的追求，在自然探索、语文学、历史学、实用技术等领域都存在，只不过具体的目标是不同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思考很多问题，例如在什么样的文化中，或者什么样的学科中，直觉 (intuition) 是一种知识德性？这里的直觉可以是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也可以是 Killing Eve 中 Eve 对 Villanelle 的直觉，这种直觉是不科学的，不取决于观察或客观证据，更取决于她自己的心理偏执甚至疯狂，但却能带来正确的知识。我们理解知识的复数性，不应局限于在各种文化和群体中寻找西方科学的知识德性的对应物（比如在中医里寻找能用“客观”形容的科学观察和记录）然后围绕这些对应物来叙述这个群体的科学史，这只是一种挪用。我们应当努力去理解的是一个群体特殊的 epistemic virtue 如何导向了他们特殊的 epistemic goal, 如何使得他们获得了其他群体“无知”的知识，哪怕这种 epistemic virtue 是懒散、私密、偏执或歇斯底里的。

当然，承认知识德性的复数性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要有一个起码的标准来规定什么是知识？陷入语境主义自然有其危险，正如 Daston 所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历史人物认为是知识的东西全都算做知识。为了不使知识史成为一个大而无当的领域，也有学者提出把知识的标准设置成一个最低限度的西方科学标准，也就是理性、证据、论证等等。这方面 Sarasin 在本期创刊号中的论点就很有代表性：’ I propose that although “knowledge” is a powerful catch-everything term, we should accept that our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is minted at least by a basic, “garden variety” form of rationality, evidence, and arguments—and that we have to distinguish it, empirically and only for heuristic purposes, from belief systems.’ 在大多数当代学者努力把神秘学 (esotericism) 纳入知识史的时候，他反倒提出神秘学不应该算做知识。Sarasin 的这种担忧很常见：完全混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是危险的。事实上20世纪初夹在兰克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科学价值观之间的科学史家一样有这个担忧。我们目前显然还没有更好的答案，可以看到 Burke 对 Sarasin 这个论点也只是表达了质疑，还没有更好的回应。但有一个方向我认为是肯定的：在定义知识史的过程中，我们的标准不是历史上命题知识的正确与否，也不是认知方法的正确与否，而是认知活动与其他种类活动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把知识作为一种行动来看，追求 epistemic goal 和追求 political goal, economic goal 或者 aesthetic goal 的行动有很多交叉，但是它们背后的伦理或者说 justification 又是不同的，我认为是这些行动的伦理划定了知识史的范畴。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到达了这一期创刊号中最有价值的观察之一：知识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范式。在去年秋天BWG的特刊“知识史还是科学史？”中，知识史还是被作为学科来讨论的，不少学者都表达了对知识史学科化、专业化的担忧。其中 Frumer 的文章 ‘What Is and Isn’t in a Name’ 就很有意思，她从个人作为一个研究东亚科学史的学者在整个科学史学术体制中的经验出发谈到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管你标榜自己是一个多么 inclusive 的学科，只要你还是一个学科，你就必然在体制上有圈内人和边缘人、圈外人的区分——她提到的一件事是做东亚科学史的学者在科学史年会上是非常孤独的，虽然大家嘴上都在说去殖民化，但是你如果研究18世纪实验科学这种经典问题，你讲的东西大家都会听，而如果你是做东亚的，只有做东亚的同行会听你讲，panel 人少到可怜。’It is thus disciplinary practices, not a particular name, that keeps outsiders out.’ 如果知识史成为一个学科，它同样可能制造壁垒而非桥梁。但是在这期创刊号中，我们看到大家慢慢在转变思维，把知识史作为一个范式而不是学科来讨论：我们的问题不是确定哪些命题是知识、不是知识，而是确定哪些活动中体现了知识的伦理、知识的流通和知识的变革。这里就用 Peter Burke 的一段话来结尾：

Future historians of knowledge wi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two paths. The first path, common in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or so, is the path of autonomy—a field turning into a sub-discipline and then into a fully-fledged discipline with its own centers, journals, chairs, and departments. This has been the path taken by historians of science. The second path, which I must say I think more appropriate for historians of knowledge, is to follow historians of culture and so infiltrate other kinds of history: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so on. Like culture, knowledge does not include everything, yet it can be found everywhere. In common with my co-contributors,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s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to general history, histoire tot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