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无从选择」：城乡两面世界切换中的孩子
何冉，新公民计划返乡追踪项目负责人
口述｜何冉
对话｜葵予
写作｜葵予
供图｜何冉
摄像｜闫肖静 刘帅
编辑｜葵予 七茗 何冉 廖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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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值20万？」
「你们不好好读书是吗？不好好读书，给你们规划一下你们未来的人生是怎么样子的。你们男的就要去工厂打工，你们的父母一样也是打工。然后他们用一辈子攒来的钱给你们盖房娶媳妇。现在农村的媳妇，一个最少都是20万彩礼，你老爹老妈就是打工好长时间，才有可能给你们在老家攒一套房子，然后再给你准备20万彩礼，你父母这一辈子就结束了，义务尽到了。那女孩子你们也都不想读书，初中毕业，然后到工厂去上班，然后拿着20万彩礼就嫁了；这个就是你们的未来。你们结婚之后，很有可能重复你父辈的命运一直下去。」
2020年，李寻（化名）就读的北京打工子女学校学生人数锐减，初中部被关停。她回到了陕西某农村的初中继续学业。2020年的春节，她回北京和父母一起过年，我们约着见面。李寻和我讲，这是她「老家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问她：「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你怎么想？」
她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才值20万？20万那是绝对娶不着我的。」
我问：「那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她想了很久才说：「我不知道；我感觉20万现在也没有很多，还买不到一套房子。未来不知道是怎么样，老师那样跟我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可怕。」
我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李寻的哥哥读了大学，现在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万可能就是哥哥一年的收入；父母平时给李寻的零花钱也不少。出生在北京的这个陕西籍小姑娘，见过各式各样的人，也知道未来生活多样一点的可能性。更甚者，可能20万和感情或婚姻划对等号，这是她还没接触到的另一面世界。两面世界的突然切换间，她尚未来得及思考：这件事对吗，应该是这样的吗？
李寻是千千万万中国进城务工者子女之一。为了理解我们为之奔走和服务的这一群体的真实状况，2018年机构（新公民计划）发起了流动儿童「小升初返乡追踪项目」，由我负责。2018年4月，我开始到微澜图书馆所在的打工子女学校，给李寻所在的毕业班上课，并开始对全班同学进行追踪记录。到小升初时，全班43位孩子，25位返回户籍地，其中大部分是独自回去，成为留守儿童，15位留在北京，还有3位去了河北。这是大城市打工子女最典型的三种「选择」。
追踪刚开始，我很想知道孩子们及其家庭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当时他们要面临什么东西，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我们希望问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可做了很多次家访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做出决定的理由都很简单。
孩子们的「老家」大多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这些高考大省，回「老家」的孩子，「都是要走独木桥的人」；而「留在北京的，基本上是放弃考（普通）高中了」。一个孩子告诉我，在餐厅工作的妈妈骑电动车带自己时，看见清洁工人悬在暴晒高空中，用力擦拭写字楼外墙的玻璃窗，就指着高处说：「你看没，多危险、多晒、多累，而且老了还干不了，就年轻活；你不上学，以后就干这个。」
和我聊的很多打工父母，都会直接这样和孩子说，你不好好学，以后就跟着我卖菜、跟着我送外卖。学习可以是为了「发现世界，了解自己」，为了「让爸爸妈妈不用这么辛苦，让更多和爸爸妈妈一样的人不用这么辛苦」；而对于这些父母而言，这背后首先是对孩子非常朴素的期待——能坐办公室，不用像自己一样做苦力劳动，可以有一些选择。
返乡追踪孩子所在初中的「龙虎榜」
——什么是「可以有一些选择」呢？
——更清楚的是，与之相反的「无从选择」是什么。
农村物化女性的婚姻竞争，已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我经常听到有人说，那家的姑娘特别年轻漂亮，她家要房子、要车、要多少彩礼，很多人都说行，「她长得好看就给她」。如果女孩没那么漂亮，家里也要彩礼，很多人就会说，「她就长这样，她值这么多钱吗？」做返乡追踪几年来，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们主张独立女性，或独立男性，主张要独立行走，离开原生家庭社群的捆绑。但随着社会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理应的独立，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落地。所谓城市白领买一套房，尚且要掏空六个人的荷包；我追踪的这些孩子们和父母们，又是何其难。
我看新闻时，都会经常觉得自己是割裂的；我会觉得我在追踪时接触到的这一群人，他们与我身边人以及我关注的网络所讨论的「独立女性」或「女权」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追踪的这些孩子们境遇也许比他们的父母好一些，至少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不是九年义务教育，而是九年教育——农村孩子无论在北京流动，还是回到县城留守，都要面对户籍与学籍问题；他们的小学与初中多是要自费的。在他们的同龄人中，这已是很低的「起跑线」。
这令我意识到，当我和身边人探讨性别议题时，倘若缺乏对具体个人生存生活的共情观照、对乡镇与工农现状的深刻理解，我们的倡导是多么容易浮于空泛。
就是这些观察，令我时常很矛盾。我还曾遇到很多孩子的长辈和我讲，他们攒了好多年的钱，为了回家盖一套房子，一栋小小两层的楼房。这房子也就过年时住个把月，这还是长的；短一点的可能就个把星期。花了好多钱去盖房子，但是没怎么住；等到将来能回去住时，那房子可能已经破了。
我说你就不盖，为什么要把活钱变死钱？他们说，如果你不盖房子的话，老家就会有人说，你这个人在外面是不是混得不好，这么多年回去连套房子都不盖？人家全都是小二层洋楼，就你一个家破房子都要倒了。他们说，「那个时候你盖的不是房子，而是堵住别人的嘴、向人家证明你混得还可以的一个东西，盖在那里，就是字儿」；就好像人家能定义他们的价值。
其实我就是看着他们、陪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而会觉得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我心里一边是理解他们的决定，一边也会想：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或选择呢？
何冉（最右）和追踪孩子走在乡间道路上
可能我自己对优秀或合格的父母是比较高要求的。我时常会想，像我上面接触到的这些父母，与其为孩子将来买房结婚一直拼搏赚钱，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给与更多陪伴和教育投入不失为更好的选择。这样，孩子就更可能有独立的想法，父母也有可能更早放手。
可我们也不能说，现在这些孩子和父母难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们做出的决定就不对、不理性、不负责、不能被称为「选择」。
当然，可供这些孩子和父母选择的各种角度，其实是依托于这种不够承认与尊重独立人格的环境而形成的；在这种环境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认知，并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物做了价值排序。所以，我们倡导教育公平，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觉得，如果我所处的环境不公平，我就去争取公平；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在选择要不要争取，而是手里没有「争取」这个选项。
做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特别是和身边人不一样的选择，对我们都是更难的。像我陪伴的孩子与父母，一样是平凡的人，或许没有读过很多书、没有考虑得很周全、常常「随大流」；这些是需要我们共同反思与面对的现实，而不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质疑另一些人「不完整」的理由。
返乡追踪孩子初中补习班的读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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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只是『还行』吗？」
当我们真正参与到孩子和家人的生活中时，我们已成为这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很难再以全然中立的旁观者心态去看待这一切。可选择这参与的角度边界，从来不易。
返乡追踪立项时，我和同事说，不希望孩子们仅仅因我的干预而有什么影响；毕竟我们没有两份人生可以走两段路。很多人会说，我一定要去改变什么人、改变什么事件、改变什么现状，我现在非常佩服有勇气说这样话的人，我是真的觉得好难。不过，和孩子交流牵扯久了，我不由自主地还是会多做些事情。
之前和我录制故事FM节目的孩子孙俊峰（化名），很喜欢画画，但以前从未学过。一位听众得知他的故事后，志愿教了他半年的绘画课程，一周上一两次课；孙俊峰画得很多、进步很快，每一幅画都渐渐有了可圈可点之处。
家访时，我问孙俊峰爸爸，您觉得他画得怎么样？他爸爸说，还行，画得挺像的。他对画没有好不好的概念，画得更像才是好。当时，孙俊峰回了一句令我印象特别深的话：「只是还行吗？」
孙俊峰在北京时，曾是十几个人里考过倒数一二名的人，有时作业都写不完；他很少主动回应和表达，何况是用这么自然轻松的语气来反问；那一天的回应，是他平时不会说的。藉由绘画，他找到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也慢慢因此有了一些自信心；所以当时我确实还是很有点小开心的。
孙俊峰和老师在画室
由于成绩原因，孙俊峰曾被原籍地初中退学，录制故事FM节目时，他正在北京的打工子女学校读初二；可随着北京打工子女学校被拆除，孙俊峰又不得不再次回去读初三，这次去的是私立学校。临走时，我和他爸爸说，希望他也能为发展孩子的绘画特长做些什么。他爸爸说，学画画好像好难出头，因为「学画画他也当不了画家」。
「若能找到当地接收美术特长生的普通高中，他将来就更有可能读大学的设计类专业，进入广告设计等行业工作；」我耐心地引导他爸爸，「您看，现在很多工作服上面不都有设计的logo吗？还有抖音或微信上面的设计、路边的广告牌，好多都是跟画画相关，他学的话还有很多工作和副业可以做。」 我不知道他爸爸当时听没听进去，反正我是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像洗脑，唐僧念经一样的。我一位同事的女儿在国外学艺术；孙俊峰一家临走前，我还把同事女儿的好多艺术书和学习心得都带给了他们。
在北京时，孙俊峰每天回家，有时间画画。回到原籍地的私立学校，他每两星期才能放一次假，平时从早到晚都被排满。我也问过他爸爸，需不需要我们帮忙跟学校老师沟通，让他可以在写完作业后的晚自习课上画画；他爸爸说，可能现在还不需要，如果需要他再去讲。因为寄宿学校平时不让用手机，在北京时上美术课的志愿者老师也很难联系到他。结果，仅仅回去一个月，孙俊峰就基本没有再画画。
我并不意外。我经常会讲，每一个孩子走什么样的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不是一点点小小的能量就足以改变的。当然，如果将时间尺度拉长一点，看二三十年之后，会不会有更深远的影响，我不知道。一方面，我们期待这些孩子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最理想是通过爱好特长的发展，将来提升收入水平、找到精神乐趣；这至少在目前尚未达到。但另一方面，我们努力让孩子们在意的事情能够被老师看见、被家长看见；体会到这种被看见被尊重的感觉，孩子就能够更自信地表达，从心底里认为自己值得更多认可。
孙俊峰的画作
当然，这些更为深远的影响，很难量化地写入返乡追踪项目工作目标中。几年来，我们的追踪记录已有几十万字，还有很多视频资料；如果在二十年后的一天，这些记录有机会给到当年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里面，曾有那么多人去在乎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心灵曾是这样一点点成长起来，这本身就很珍贵——没有几个人的人生在某个阶段，是被人这么详细地记录与关切、这么希望留下来的。
无论是我们讲述孩子们的故事，还是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希望这些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听到——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这两个四字词的背后，是无数个李寻和孙俊峰的故事。
何冉在访谈录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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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下一期《打工子女：有没有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 对话新公民计划返乡追踪负责人何冉》，何冉将回应我们的这些问题，敬请期待：
如何看待返乡追踪项目的缘起与意义，及其与领域内相关研究的异同？
你和这些孩子与家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你会觉得自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和孩子们一起探讨这些心态的变化？
面对孩子们缺乏社会支持的处境，你会如何支持他们形成健康的自我认知？
如何看待孩子们的「早恋」、支持孩子们的性教育？
孩子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事，他们的父母在意么？
返乡追踪的项目成果，如何帮助这些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
在返乡追踪项目的公共传播中，你如何看待社会公众的回应？
对于返乡追踪项目的将来，你会有怎样的想法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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