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五十年   来生还要做教授

我和我的学生们

我于1991年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从那时算起,到2010年招完的那一届博士生,我指导的博士生已满二十届了。

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指导博士生。我很早就没有带硕士生,也很久不给本科生开课了,只是偶尔做学术报告。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指导的博士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的博士生里没有真正的高层官员。我的学生们当初考进来时,确确实实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尤其像早些年的学生,除非对学术研究非常感兴趣,否则是不会考博士的。

现在我正式指导的博士生已经减少到了每年两个。但在这两个之外,由于港澳台的学生不占名额,另外还有个别论文博士和差不多每年一个的博士后,每年加起来也有四五人。现在论文博士已经减少了,著名法官宋鱼水是我最后一个论文博士。

我跟博士生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一方面我要给博士生上课。过去只有我一个人有博导资格的时候,往往我一个人要把一学期的指导课讲完。后来跟杨振山合作,我们两人也把博士生课都承担起来。现在有十多个博导,讲课的任务就大大减轻了。但即便如此,我跟学生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现在,我一般是一个月跟学生见一面,请他们来我家,大家共同讨论学习中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等。一般情况下,我跟博士生在前两年接触多些,最后一年学生自己写论文,接触就稍微少点。

我这一生指导了二十届的博士生。我这二十年来指导的博士生,从数量来说,应该将近一百人吧。我自己觉得,这二十届博士生里,仅仅是为了混文凭或在博士生阶段不努力学习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确实非常非常少,每每念及这一点,我觉得良心上还是很坦然的。而且,至少就我所在的民商法专业来说,博士生入学考试,无论是当初考试命题也好,改卷也好,录取也好,都是完全按学术标准来录取的。就这点来说我也是问心无愧的。

我的博士生里面,有一些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比如第一届的赵旭东,现在在民商法学界已经很有名了；又如孔祥俊,现在也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庭长了。应该说,我的博士生们在各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尤其是有一些的学生都在高校里,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都颇有建树。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欣慰的。

来生还做教授

1996年,是我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的40周年。当时《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开辟过一个栏目,专门刊登教师的执教感悟。我就在这年5月20日的校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的文章: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四十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在学校读书时,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大学毕业时,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能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

四十年的执教生涯,行将画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难重重,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做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虽然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的执教生涯并没有画上句号。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站在讲台上授课。我常常讲,如果来生再让我来选择职业的话,我还要选择在大学当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阶段,是一个人在选择职业、专业时形成他的目标的一个时期,而法学专业,又是实现他法治天下、法治理念的最重要的四年。如果这时候,我能够从事教育工作,来为他们把自己的四年的法学教育搞得更好,无论当校长也好,不当校长也好,这都是作为法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价值的最大体现。

颐养天年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作。我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还是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主任,还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但仲裁工作都不是非常忙,我更多的是指导博士生。

2009年我生了一场病,是中风后遗症。中风后遗症出现之后,开始是语言有障碍、行动有障碍,经过301医院的治疗,身体基本上恢复到了原来的95%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应该有的样子。这场病让我在医院里待了近两个月。出院时,大夫建议我要更多地注意恢复身体。他说中风后遗症如果再发作的话,问题会比较大。我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安心修养为主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繁忙。

这么一场大病后,我主要的感觉就是大彻大悟。我之前始终认为,自己可以像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努力工作,而且我是希望能够工作到80岁甚至再长一点时间,现在看来是不现实了,因为要想工作时间长一点,就必须把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工作和身体之间最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以工作作为目标去生活,现在要把这个目标放得现实一点。

在八十年人生时,想起了老先生胡适的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这“四不”我可以说做到了。

        江平，中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收入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