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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在生产中受伤致残的重庆知青是1师1团的王祖俊。

王祖俊是重庆市74中初中毕业生。1971年春天，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重庆征召兵团战士时，他还不满16岁，不符合报名条件，出于一个少年对云南的美好憧憬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理想，他找驻校工宣队和征兵的军人多次恳求，终于获得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他于1971年4月，作为第十批知青赴云南，被分配在1团10营8连，这是一个由上海知青和重庆知青混合编队的连队。他被分配在连里的基建班，班长是一个湖南籍的老职工，基建班任务很繁重，负责全连营房建设，上山砍坝伐木，由于劳动强度太大，连队给他们特殊的待遇：每月粮食定量60斤，但这些小伙子一顿要吃两斤，所以粮食仍不够吃。

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当时云南兵团伐木还没有象东北的大兴安岭林区用电锯，只能用油锯，主要靠斧头，十分原始。兵团对知青上山伐木也没有进行岗前培养和很到位的安全常识教育。只让一个湖南籍老职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知青们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伐木知识，便提醒他们：伐木是项玩命的活计，梢不小心出了事故，树倒下非死即伤。王祖俊曾给重庆的父母说：“如果接到兵团的电报，那就意味着我出事故了”。当时他不经意的一句戏言，不久竟成为可怕的事实。

1972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7天，此时王祖俊来云南兵团7个月了。那天班长因事请假，由王祖俊代理班长，领全班十多名知青去3里外的山沟原始森林里砍树，当时每人每天的劳动定额至少要砍一棵直径为50厘米的树。上午，王祖俊给全班的人分过工后，便和另一位重庆知青选择在半山坡去砍一棵直径为1.2米的大树，它的体积足有几十个立方米。他们先砍倒它紧挨着的一棵树，树倒下来时他掀倒在地，不是跑得快就砸倒了，这象是一个不详的征兆。

在亚热带雨林里砍伐树木的知青（图文无关）

到下午五时，那棵大树终于快砍倒了，但这时天黑了，应该收工了，其它的知青扛着斧子下山了，他和三个重庆知青留下来清理现场。他又抡起斧子去砍最后几斧头，以便把这棵大树放倒，大树哗地一声倒下了，沉沉地被攀倒在另一棵大树的枝桠与古藤上，他们警觉地往后一躲，由于这棵树太大、太重，一下子将王祖俊压倒，压在他左脚上，他随着树干往下滚，巨树又沉沉地压在右腿上，他不能动弹半点。在一边的几个知青吓傻了眼，留一个人照看尚清醒的王祖俊，另二人拼命跑下山，呼救。

半个小时后“八连王祖俊被大树压倒了！”的令人惊粟的消息传遍全营12个连队，全营的干部、知青打着手电，举着火把上山来营救。这时这棵重20多吨的巨树已砸断他的右脚，左腿是粉碎性骨折，连营部两台“东方红”拖拉机也拉拽不动这棵巨树，一一熄火。人们又不敢用油锯，怕油锯的剧烈震动，对王祖俊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只能在树干与他左腿接触处树干上，小心翼翼地用斧子砍，以期树与人肢的分开。两个知青用自己的背顶着王租俊以减少他的痛苦，并让他服了止血止痛药，让他持续的深呼吸，经过了十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将他从巨树下拖下来将他抬到营部。

恰好那天团部医院的救护车来十营办事，便将他抬上车，不料救护车的电路坏了，万般紧急中一位农场职工用自己的双手作导体修好了这部瘫了的救护车，从十营到景洪团场医院31里山路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直接送医院手术台动手术。不料医院停电无法动手术，只好用一辆货车和钢丝绳拖着这辆坏的救护车送王祖俊往景洪自治州医院动手术，10营许多知青都赶到医院来为王祖俊输血，一抬上手术台上麻醉药，麻醉用了8个多小时，当时就将左腿截肢了，但右腿还留着。到凌晨5时半，从小勐养请来的野战部队的142医院和在景洪的北京医疗队的外科医生赶来会诊。一致认为由于神经系统接不上，两腿不能接活。只能将两条小腿并两脚截去。

手术后，一连数日高烧不退，差不多将医院里的抗生素都用上了，仍退不了烧，到第四天才查出是细菌感染，是一种繁衍在亚热带雨林的厌氧菌——气性坏疽菌所致，当时根本没有特效药来杀这种细菌。师、团领导都赶到医院里来商量，最后为了保全他的生命，决定做第二次截肢手术，将王祖俊包括膝盖两肢全截，这是高位截肢。

事后才知道，如果当时野战部队142医院的大夫在场，他的双腿就保住了，因为援外的野战部队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作战，因战伤经常发生这种厌氧菌的感染。1971年兰州军区的一家研究所已经研制出一种对付它的“精制多介气性疽菌抗生素”，后来在昆明军区医院里找到这种具有特效的抗生素，只注射了两针，高烧就退了。

在医院治疗26天后，营部派一位知青护送他回重庆养病，离开景洪那天是1972年4月底，正好是他赴滇支边整整一年的日子，王祖俊将双腿永远留在红土地。那年，他刚17岁。回渝后，农场每月寄给他26元工资，当时在兵团全国流通粮票难兑换，有一次王祖俊有半年未收到营部寄的工资与全国粮票。于是在1973年他在家人的护送下，再度返回景洪，并根据国务院劳动部于1958年颁发的国营职工因公致伤可回原籍退养的规定，办理了提前退养的手续，他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个“退休”的人，虽然他刚18岁。

至今他的工资关系仍在景洪农场，现在每月领取400多元的退休工资。应该说兵团（以后是农场）对这个不幸的人还是不错的，以后又在贵州农村为他物色了一位对象，以照顾他的生活，并为女方办理了户口，结婚生子，生活还算美满。王祖俊现在在重庆市一家社会福利工厂工作，还担任了江北区残疾人协会副主席。

2001年12月底我在重庆市采访王祖俊，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高位截肢的汉子，乐天达观，行动利索，思维敏捷，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他告诉我，30年前，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却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意识到，世界不会因为某个人的不幸而改变，他不需要别人的廉价的同情，他绝不能退缩，要坚强地活下去。

回到重庆后，他首先考虑的是行走的工具。结果成为重庆最早使用电动轮椅的残肢人，他认为解决行走工具不仅仅是一个代步的问题，而且意味着残疾人走出家门适应社会的问题。于是他帮助上百人安装这种电动轮椅，除了本职工外，也摇着轮椅在雾重庆的大街小巷为残疾人的生活出路奔波着。他说：“我们不能靠别人生活，不能靠国家生活，要自谋生路，残而不废，才是好男儿”。

我望着王祖俊那凝重的目光，坐在椅子上的身子，我的眼泪潸然而下。我立刻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塑造的一个个“硬汉精神”，特别是《老人与海》老桑地亚哥说过的那句话：“一个人生下来不是生就是要被打败的”。

本文摘自：刘晓航《我们要回家》——兵团知青的非正常死亡

一起前往的知青中，傅国栋只认识几名同班同学，其中他和林勇最要好，他们不但是小学中学的同学，还做了十几年的邻居，傅国栋总是叫林勇家里的小名，小弟，对他来说，林勇就像是他的弟弟一样。到达云南之后，他们很幸运的分到了同一个连队，又住在一起。

他们拎着箱子搬进了作为宿舍的茅草棚，学着前几批知青的样子上山砍了竹子做了简易的四条床腿，铺上竹笆当作床板，展开铺盖卷，掏出洗脸盆，暖水瓶，好奇的打量着即将要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新生活。

西双版纳的雨季每年总要持续六个月左右，从5月到10月。

1971年7月17号。

之前的雨已经连续不断下了三四天，17号清晨知青们起床的时候，发现雨势比几天前明显变大。

傅国栋的连队和他们劳动的稻田之间隔着一条无名小河，一直通向澜沧江，旱季的时候水流不过一尺来宽，一步就能轻松越过，雨季的时候因为要承载山洪，平日安静的小河会一瞬间变得呼啸狰狞，因此知青们过河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一般情况下，即使下雨知青们也是要出工劳动的。

图片来源网络（图文无关）

17号这天早上，连长看了看天，把全连的人召集起来开会，连长说这种天气出工太危险了，但是咱们连队里的生产工具，镰刀斧头之类的，还都在河对岸的水稻田里呢，那可是国家财产，现在要组织一个抢救队把工具拿回来，谁愿意报名？连队里的黄浦江边长大的上海知青和嘉陵江边长大的重庆知青纷纷报名，包括傅国栋和林勇。

连长让各位抢救队员回宿舍做准备，听命令。傅国栋和林勇回到了宿舍，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内裤，站在门口眼巴巴的等着连长的命令。

抢救国家财产！这是多么神圣的政治任务，千载难逢的要求进步的机会！

过了一个多小时，连长派人来，说雨太大了，出于安全考虑，行动取消。傅国栋内心有点儿失落，准备转身回屋，林勇却突然冲了出去，很快在雨幕中消失了身影。傅国栋喊了几声小弟，你去哪里？却没有听见回音。

这个时候连长又派人来通知，今天的任务是剥花生，傅国栋的心情又一下子明亮起来了。知青们都很喜欢做剥花生的工作，虽然剥花生的目的是为了做种，但是总能趁领导不注意偷吃几把。带有土腥味的生花生未必多美味，但是对于一日三顿盐巴汤下饭的知青们来说，已经是珍馐佳肴了。傅国栋穿好衣服，高高兴兴的出门去剥花生。

一直到了下午五点钟，雨势变小，连长叫大家集合，一百来号人站在雨中听连长点名，点来点去，林勇不见了。连长急了，问了好几遍林勇哪里去了？细雨朦胧，一百多人寂静无声。

许久一个女声幽幽传来：林勇和阿毛阿丰两个上海知青去抢救国家财产了。连长把阿毛阿丰叫出列，发现两人泣不成声，怎么问都不回答。傅国栋急了，冲过去一把拉住阿毛扇了一个巴掌，阿毛还是不说话，队伍里又出来了几个重庆知青，对阿毛阿丰拳打脚踢，他们才说出来，林勇因为个子小，体力弱，没能游到河对岸，被水冲走了，就是那么两三秒钟的事情，根本来不及救，他们俩已经找了他一下午，但还是没有找到。

连长听了直跺脚，马上要求所有知青不得离开连队，一边通知营部、团部的领导，又打电话给附近的傣族寨子，让他们帮忙沿河搜救，营部很快又通知了沿河的其它十个连队帮忙寻找。

17号晚上，什么都没有找到。18号一早，傅国栋和几个重庆知青八九点钟下了河，一直走了几公里，毫无发现，失望的回连部休整了。傍晚6点左右，传来消息，林勇找到了，在河对岸田地里的一棵树上。傅国栋听了就往外跑，跑到河边，已经有很多人在了，大家在旁边喊林勇的名字，叫他回答，傅国栋说，你们不知道他的小名，他不会回答的。傅国栋大声喊，小弟，小弟，是我！你听到了就回答我呀！天地寂静无声，傅国栋望着树上的林勇，哭了。

此时河边站满了知青，连领导和营领导也到了。傅国栋向领导请示马上打捞林勇的遗体。连领导和营领导皱了皱眉，说他们不能决定，要等团领导来。

傅国栋等人说，出事已经超过30个小时了，团部的领导早该到了，看现在的天气，马上又要下暴雨，不趁现在雨小搜救，等下山洪冲下来了，把林勇的遗体冲走就再也找不到了！领导不同意。傅国栋说，好，那我们不打捞，我们在河边等团领导，但是几位领导，你们也不能走，陪我们等团领导！连领导和营领导一听变了脸色。终于同意了知青们打捞林勇遗体的请求。

林勇的遗体被安放在会议室。

18号晚上，知青自发的为林勇守夜。

19号早上，连营领导决定，在山坡上挖一个坑把林勇的遗体埋进去。

知青们愤怒了。雨季的西双版纳，土地非常湿润，挖地三尺就能渗出一尺深的水。

傅国栋带着大家去找领导评理，凭什么要把知青当作死狗一样泡在水里埋掉？林勇是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死的，他和金训华一样是国家的烈士，为什么连副像样的棺材都没有？

好说歹说，连营领导依然要草草掩埋林勇。傅国栋说，好吧，如果你们非要这样埋，那就等两天，等林勇的家长到版纳来，如果他们同意你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连营领导露出没趣的神色，转身走了，林勇的遗体就一直停在会议室。

20号，团部派来的人终于到了。傅国栋等知青向团部来人提了三个要求，第一要开追悼会，第二要带青纱白花，第三要一副棺材，清除墓地积水，修水泥砖的坟墓。

团部来的黄干事代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的陈团长拒绝了知青们的要求，黄干事转述陈团长的话说：“我大六团近三万人，号称天下第一团，没有一个为死人开追悼会的先例！开半天追悼会，全营一千多人，就是一千多个半天，要耽误生产！青纱白花是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兵团要破四旧，立四新，坚决不搞资产阶级那一套。再说青纱白花要钱买，公家没有那个钱。棺材没有，修坟墓的水泥也没有”。

云南知青在做木工（图文无关）

傅国栋等知青听完，忍着气和团部交涉，说知青们可以用休息时间把耽误的半天生产补回来，青纱白花我们可以自己出钱买，水泥我们自己的基建连可以生产，漫山遍野的树我们可以自己做棺材。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说过我们队伍里无论是谁，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只要他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我们都要为他开追悼会送行，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毛主席都这样说了，给为国家牺牲的知青开个追悼会很过分吗？团领导还是不肯点头。

双方僵持了几天。突然，团部松口要给林勇开追悼会，修坟墓。大家正在奇怪，这个时候传来消息，原来林勇的父母要来了。

傅国栋后来说，他在和团领导交涉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秋后算账”，但是他觉得，他不能让小弟的遗体被扔在水坑里草草掩埋，他要为小弟要个说法。

俗话说，带钱要带少，带话要带多，知青们的三个要求，辗转传到了师部，终于走了样，师部听说，勐腊县勐满知青造反暴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令一师参谋长沈冰带部队下来镇压知青。沈冰来到傅国栋的连队，正好团部的副政委吴文还没走，当着沈冰的面，吴文狠狠地教训了傅国栋。

27日，吴文召开关于傅国栋反革命集团的批斗会，把傅国栋用绳子紧紧地捆起来吊在树上，命令其他知青对傅国栋进行殴打。和傅国栋一起参加革命行动的其他几个知青也被拉上主席台押着跪倒在地。

傅国栋被吊了一下午，放下来的时候，四肢已经肿胀并失去了直觉。傅国栋被扔在牢房里，带上手铐脚镣，每天到不同的连队巡回批斗。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左手已经溃烂生蛆，散发出腐尸一般的恶臭，傅国栋说，当时他左手的味道，和林勇遗体的味道一模一样。

傅国栋受捆绑吊打后致残的左手，以及受后遗症影响发黑的小腿和脚。

傅国栋被足足关了32天。

8月25号，团部来了一辆小车到连队里来办事，连队里的医生和知青跟小车里的人说了半天，说傅国栋的手如果再不治疗，会出人命的。小车终于把傅国栋从牢房里接了出来，拉到了团部的医院。

8月25号，傅国栋18周岁生日的前一天，他终于又恢复了自由。团部给了他60元钱和饭票，让他在医院养病，因为团部医院医疗技术有限，9月1日，傅国栋被转到思茅师部医院。那一年，思茅大地震，师部医院震毁，傅国栋和其他病号躺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条件依然很艰苦，医生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每天换药，用盐水清洗伤口，包扎。

很快傅国栋口袋里只剩20元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回家求助父母。后来傅国栋想起当时幼稚的想法只想苦笑，毕竟是18岁的孩子，出了事受了伤，还没有想过去师部、团部闹，而是要回家找爸妈。

于是傅国栋请求师部医院医生给他转院到昆明的医院。转院的证明是必须的，因为云南省境内到处设有军队关卡，需要通行证才能自由出入。转到昆明后，傅国栋口袋里只剩下了10块钱。

9月22日，他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买了一张去往重庆方向的火车票，中间还逃票扒了一次火车，因为怕发臭的伤口熏到别的乘客，傅国栋一直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板上。

9月26日，傅国栋带着四天没有换药已经发臭的左手下了火车，他一眼看到了妹妹，过了一会儿父亲才蹒跚着从远处走过来，父亲一开口，傅国栋眼眶就红了，父亲说：儿子，你受了这么重的伤，我以为单位能给你买张卧铺票送你回来呢。

傅国栋和父亲回到了家，吃过饭，去看医生，医生说，可惜了，娃儿的手要残废了。父亲掏不起住院费，问医生能不能先把傅国栋收进去，他马上联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办手续，医生一听说没钱，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请求。傅国栋和父亲只好回到了家。后来拖了熟人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一家接受傅国栋住院的医院。

9月28日，傅国栋又住进了医院。经历了四次手术，72年，傅国栋的手伤终于封口了。73年，因为在家没有口粮，傅国栋又回到了云南。

阿蒙也认识傅国栋。他们都是在云南支边的时候致残的。不同的是，阿蒙是工伤致残，当时整个兵团都为抢救他而努力，《云南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市把阿蒙树立为典型，称他为“山城人民的好儿子”，18岁顺利退休，拿到退休工资。

傅国栋是为了给知青同伴要求一个像样的葬礼而被捆绑吊打致残的，他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这个称号，从兵团时代一直持续到农垦时代，一直到云南农垦总局解体，这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都没有摘掉。

返城之后，傅国栋的日子过得一直不好。先是经历下岗，双腿双脚的后遗症也出现了，皮肤变得黑黢黢的，不能走太久的路。

傅国栋拒绝了其他知青的经济援助，几次南下去找云南农垦要说法，其中艰辛自不必说。最终，经历了几年折腾的傅国栋得到了云南农垦每个月400元的补偿。没有“平反”，没有“摘帽”，没有“道歉”。傅国栋从来没有得到正式的、来自官方的、对当年他保全战友遗体的义举的肯定。当然傅国栋已经不指望这个了。

2013年，傅国栋家的房子要拆迁，他最大的心愿是政府能够分配给他一个两居室，哪怕小一点。

傅国栋目前还没有结婚，但是他觉得政府应该考虑到他将来结婚的可能性，万一女方带个小孩，总不能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房间里吧？傅国栋又考虑到，哪怕这一辈子就不结婚了，可是年纪大了总要请个保姆之类的，总不能叫保姆和我睡在一起吧？

傅国栋所在的棚户区，四周已经拆得七七八八的了。傅国栋成了唯一的钉子户。他信誓旦旦地说，政府不给他一套两居室，他就不搬家。

两周后，我听说傅国栋和政府达成了协议，拆迁获得了一套一居室。

本文选自豆瓣阅读  肃慎猫 《亚热带雨林的一千零一夜》

来源：凤凰视频、华夏知青网、豆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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