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

为了响应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潮水般拥向农村。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下乡运动结束，全国“知青”将近1800万人，仅广东，到1970年底，上山下乡的知青就逾40万人。

据《广州市志》记载，1976年12月22日，广州市委召开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8周年大会。8年来，广州市已有知识青年34万多人上山下乡。奔赴分布于全省(包括现在的海南省)的202个国营农、林、茶场以及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这34万人中，有近10万广东知识青年，怀着“为国种胶”的理想，跨过琼州海峡，走入海南100多个国营农场。在南渡河边、万泉河旁、五指山下挥洒下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在原始而神秘、富饶而贫困的原始森林中垦荒种地、挖穴种树、日夜割胶，住的是茅草屋，用的是油灯，吃的是酱油、萝卜加白饭。正是这些十几岁、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为海南带来了文明与希望。

“战士们高举红旗，珠江奔腾来战喜。今天，我们广州首批奔赴农村、边疆落户的红卫兵战士，向你们英雄的广州300万革命人民告别了！向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第一篇章的诞生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州城告别了！”1968年11月5日，年仅20岁的广州一中高中毕业生胡向东站在广州西堤二马路37号文化公园的中央台上，面对台下如潮水般前来参加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人流，他用微颤的双手展开花了三天三夜完成的《告300万广州革命群众书》，代表广州数十万即将上山下乡的知青向广州告别。在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话后，一群15岁至20岁的广州年轻人怀着激动、迷茫的心情搭乘“红卫三号”向海南进发。

从那天开始，胡向东整个人生轨迹随之改变。在此之前，胡向东由于家庭成分问题，没有条件加入红卫兵，又不够格进入“造反派”，但随之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看到了曙光。没有太多犹豫，他很快就怀着激动的心情选择到海南去。在踏上“红卫轮”那一刻起，他从当时广州知名中学的毕业生、优秀团干部变成了海南龙江农场一名普通的知青。这些，即使40年后回忆起来，胡向东仍不禁唏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着激动和兴奋离开城市，站在甲板上的那一刻，每个知青的心情都不一样。潮汕知青方永森看着岸边送行的人潮，心中涌起的却是阵阵心酸和无奈。在出发前一天，他才被获准与正在接受批判、已半年没回家的父亲见上一面。当时，方永森的家由于失去了父亲这个顶梁柱，家中没有任何收入，面对两个年幼的弟弟和一筹莫展的母亲，农场每个月定量供应的40斤大米成为很多和方永森一样身世坎坷的知青下乡的唯一理由。

也正是从那天开始，广州革新路太古仓码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胸戴红花、背着简单行李的知识青年，他们跨过琼州海峡，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农垦戍边、“为国种胶”的行列中。

广州38中知青梁燕和100多名同学经过28小时的一路海浪颠簸，从广州到达海南的第一站海口秀英码头。当梁燕们正为颠簸的海浪晕船不止的时候，码头上盛大的欢迎队伍立即消除了知青们的舟车劳顿。热情的海南群众在知青们必经的马路两边跳起了“忠”字舞，锣鼓喧天的气氛让知青们兴奋不已。“在欢迎的人潮中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让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当时年 仅16岁的梁燕说，让他们感到新奇和兴奋的是：在迎接知青的人群中竟有人在胸口佩戴了直径达30厘米的毛主席像章，“这样的情景在广州难得一见”。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将云集而来的知青们à往各自的连队。站在车厢内各自的行李上，知青们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而放声高歌。“几乎会唱的歌全部都唱了一遍”，梁燕说，大家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不过知青们这种状态并没能维持太久。随着车辆开出海口市区，道路两边的景色逐渐变成神秘的原始森林，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们渐渐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随着卡车从柏油路进入土路，高昂的歌声越来越小，最后被原始森林中的虫鸣和汽车马达声所取代。当车辆经过几十公里颠簸的山路到达团部时，东平农场简陋的茅草房、粗糙的煤油灯让知青们有点措手不及。下乡动员会上承诺的砖瓦房、自来水、电灯泡等条件不见踪影，眼前的景象将知青们数小时前的亢奋消磨殆尽。年仅15岁的海口一中知青符杨忠一下子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双手紧抱从海口长途跋涉带来的毛主席像站在茅草房前放声大哭，久久不愿进屋。

作为东平农场胜利队中年纪最小的知青符杨忠事后才知道，自己和梁燕应该属于幸运者。在海南，各个农场建设的年代不同，生活条件也有很大差异，在艰苦的山区，条件往往更加难以想象。符杨忠和梁燕所在的胜利队是一个建于10年前的老连队，紧挨东平农场团部，生活条件相比于在荒山野岭中新建设的连队要好上许多。回首往事，符杨忠一笑而过，在那个年代，知识青年所处的艰苦岁月是城市青年所不能想象的。

知青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农场周边恶劣的环境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下乡在海南各地的知青曾自编多个版本的《海南十八怪》，形容当时海南生活的艰苦，其中一个版本是：

特别是其中“三条蚂蟥当腰带，三个蚊子一盘菜”的说法，用来形容海南吸饱血后长达40厘米的水蚂蟥，和林间飞舞的硕大蚊子，一度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知青们砍芭开荒时要到深山老林，经常要穿过山蚂蟥领地，那里往往是“恐怖”的代名词。

红岗农场11连的麦慧政回忆说，有一次，她奉命到深山老林开荒，途中必须穿过一段山蚂蟥密聚的山路，连队给所有知青每人发一套防护罩，分别是两只长至膝盖的连底厚布袜，两只长袖筒，一顶可以包住耳朵和脖子的布帽。因路较远，知青们天没亮就出发了，出发前所有人都仔细扎好防护罩。经过三个小时崎岖的山路，在早晨七时左右抵达山蚂蟥区，带路的老工人一边扒开半米高的杂草一边提醒麦慧政等知青们“前面要注意了”。

这时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突然慢了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几分钟后，一声惨叫从队伍后方传来，原来是一位害怕蚂蟥而悄悄溜到队伍后面的老兄中“招”了。正当人们看着那位中招的知青上蹿下跳之际，“出血了！”又一声尖叫突然从知青队伍中传出，原来一个知青不慎被蚂蟥钻进了脖子，殷红的血正从衣服里往外渗出。知青们向四周一看，土黄色的山蚂蟥正借着周围的湿草一伸一缩地向他们蠕来，头上原本翠绿的树叶也沾上密密麻麻的土黄斑点，几厘米长的蚂蟥从树上开始向知青空降！

“大家快走！”

随着一声令下，知青们疾步逃离了“恐怖”地带。后来知青们从老工人处得知，只要一有响声，山蚂蟥就会向响声处迅速靠拢，而快步走过，是避开它们的最好办法。

海南的雨林还盛产蝎子、蜈蚣和毒蜂，每一种毒物都会对知青的生命健康产生威胁。除了这些毒物外，海南岛大多数地方都是热带雨林山区，到处莽莽苍苍，长夏无冬，是蛇类的乐园。

1970年6月间的一个凌晨，整个海南岛还笼罩在蒙蒙雾气中，一盏盏胶灯忽明忽暗地在红岗农场11连胶岭小道上穿行，突然前方传来一声尖叫，惊醒了这支睡眼惺忪的队伍。“有蛇！”一名女知青大声叫道。

几条胶灯的光芒齐射在田埂上，只见在路基上横亘着一条“过山风”（眼镜王蛇），不知刚刚哪位知青路过时，不小心狠狠地踩了它一脚。被激怒的“过山风”昂起头恶狠狠地盯着周围的知青，作势欲扑，嘴里不时发出“呼呼”的 气声。就在它准备扑向站在队伍最前列的一位女知青时，说时迟那时快，一旁的“老军工”搬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猛砸下去，正中毒蛇头部，旁边的知青们也纷纷捡起石头向毒蛇砸去，经过一番较量，毒蛇终于倒在了乱石之下。

麦慧政说，像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会在海南的各个丛林内上演，海南热带雨林中蛇的种类非常多，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蛇常常成为知青们的佳肴。当然，知青们也不是遇到所有种类的蛇都拿来吃，常见的如竹叶青、烙铁头、草花蛇等因太小无法食用。

最令人兴奋的还是遇到大蟒蛇，当地又叫琴蛇，它一般都有三四十斤重，无毒易逮，肉可供整个连队人员改善伙食，蛇皮也很值钱，是制作琴鼓的良材。琴蛇深居简出，遇上一条需要十分的“运气”。

无毒的蛇是知青们猎捕的首选，海南各个农场地处山区，很难遇上广州人最熟悉的美味菜肴“水律蛇”。不过，在莽莽群山中有一种海南当地称为“横山蛇”的蛇，可跟“水律蛇”媲美。“横山蛇”个头和“水律蛇”相仿，肉厚，蛇身黄色无花纹，也有人称之为榕蛇。知青们对横山蛇特感兴趣，因为它无毒美味，即使是女知青在劳动中和它相遇，也敢大胆上前捕捉，然后将其开膛脱皮，给大家改善伙食，以至到了上山下乡后期，女知青也敢下手捉蟒蛇，喝蛇血，甚至能两个人像拔河一样给蛇剥皮。男知青看到“横山蛇”，更加不会畏惧，有时知青们在草丛小路发现了“横山蛇”，会毫不犹豫地一脚把它踩住，然后用手抓住它的尾巴，猛力一甩，蛇的骨节便松脱了，只能束手被擒。

除了无毒蛇之外，有毒的蛇也是知青们待选的佳肴。不过人们对毒蛇往往戒备心较强，总是彻底把蛇打死后才会舒一口气，然后拿着战利品去加工烹调。在毒蛇中，“饭铲头”（眼镜蛇）、“百步蛇”（T蛇）、“过基峡”（银环蛇）等等都是毒性非常大的蛇，在野外遇到，一不小心往往就有生命危险。

不过最可怕的要属过山风（眼镜王蛇），知青们在野地里遇见此蛇时，它经常竖起头部，颈部膨胀，吞吐着舌头，还发出“呼呼”的声音，摆出一副准备攻击的架势。据说，“过山风”攻击时毒液会喷射出1米之外，因蛇体大，毒液多，野外抢救条件不好，被“过山风”咬后的致死率非常高。

“过山风”成为知青们重点防范的对象。

这段生活经历是城市生活永远无法给予我们的，麦慧政感慨地说，这段经历是一笔财富，伴随着知青们走过了以后的岁月。回城以后即使遇到了再大的苦难，只要回首往事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了。

伴随着恶劣环境的是更加艰苦的劳动。与其他地区的知青不同，海南知青的主要任务不是生产粮食，而是生产重要战略物资橡胶。当时新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橡胶只能依靠高价进口，1斤橡胶要用40斤大米换。

正是为了尽早结束洋胶进口的历史，数十万知识青年满怀豪情来到海南岛“为国种胶”。

初到海南，知青们往往被分配到生产班到深山老林进行开荒砍芭。初学砍芭时，每逢要砍两个人都抱不来的参天大树，“老军工”总是要把新来的知青赶到安全地带。一段时间后，才让知青们配合老工人砍大树。

有一次在放倒大树时，胡向东站在离树10米远的地方仍差点被大树倒下时拔起的小树砸到。放倒大树时，当听到树干发出“吱吱”响并开始晃动时，心里特别紧张，深怕大树突然转向压向自己。有些胆小的知青，在砍完大树后立即开溜，谁知道树却没倒，这些知青只好回来提心吊胆地“加班”。

砍完芭后，通常要将砍下的树木和灌木晒上一两个月，然后放火烧山。为防止火蔓延到别的山，要在山上清出一段防火隔离带。烧完山之后，就是清山取木料。把成材树的叉枝砍掉，小的一人扛，太大的就锯成几段，几个人一齐合力把木料抬出山，堆在路边，另作它用。扛木料时最讲究团队精神，在半山腰时，顶不住也得硬撑，到了稍平的地方才能一齐停下，否则很容易导致其他同伴受伤。木料清完后，就是开荒挖穴。之后的植树就轻松多了，只需把经过嫁接的橡胶树苗往穴里一放，填上土和肥料，再淋上水就行了。胶树长到直径20厘米左右就可以开割。

挖橡胶树穴和割胶在很多知青的记忆中是最艰苦的劳动。龙江农场的知青们刚到海南就喊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口号，拿着锄头进入刚刚开垦的荒地挖橡胶树穴。橡胶穴的规格是长宽80厘米，深60厘米，每天每人定量挖20多个，对于自幼生长在城市的知青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种冒着炎炎烈日，用锄头、铁钎在光秃秃的山腰挖出一道平台，再挖出一个个穴来，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手上满是血泡的滋味确实让很多知青至今难忘。

石山陡坡上种橡胶树是胶水最高产的地方，也是最辛苦的地方，胡向东第一次挖穴时就遇到了最难挖的地段，由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一锄头下去，被浅藏在泥土下的白色山石无情地弹了回来，两只手立即被打出了好几个血泡。“刚刚挖了一天，两只手就都全是血泡了，连碗都端不住”，胡向东说。直到老工人向他指出诀窍后，他才慢慢掌握了挖穴技巧。

如果说挖橡胶树穴是对知青体力的考验，那么清晨起床割胶则是对知青们意志的考验。由于橡胶树天亮以后就不再出胶了，割胶和收集胶水的工作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完成。每天早上4点不到，月亮还高悬在空中的时候，遍布海南各地的橡胶园山路旁就会出现一支支头戴胶灯的割胶队伍，队伍中的知青们大多眯着惺忪的睡眼星夜赶路。“树位”或“林段”是割胶的专有名词，一个“树位”或“林段”往往意味着280 330棵橡胶树，数目的大小取决于距离的远近。一般来说，一个知青至少要负责一个“树位”或“林段”，如果要负责两个“林段”，知青往往要凌晨2点出发赶路。

在知青中，割胶是一个技术性强的好工种，工作强度又较生产班轻松，能够入选割胶班在许多人眼中含有“幸运”的成分。其实，割胶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在荒山老林、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地段，大多数不到20岁的女知青往往孤身一人，独自待上两三个小时割胶收胶。回忆起这些来，梁燕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

割胶是夜间作业，三更半夜独自一人野外作业，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响动或声音，一惊一乍的，确实需要胆量。为克服恐怖感，知青们往往“创造”出形形色色的壮胆办法。其中，最常运用的就是敲胶杯，每当知青们割到偏僻树位或害怕时，就用胶刀背使劲地敲胶杯。在林段附近的其他胶工或知青听到了胶杯声，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敲起胶杯来，于是一时间，这座山头那个山包，有节奏的胶杯声此起彼伏，“叮叮当当”悠扬清脆，一段段悦耳的音乐般的“胶杯曲”就飘扬而出，给附近割胶的知青们壮胆提气。不过，这样也导致不少无辜的胶杯在“演奏”中粉身碎骨。

当年东平农场的团长为了缓解知青们深夜割胶的恐惧感，常常在割胶时段前往各个林段视察，每个团部领导尽量多跑几个林段，给割胶的知青壮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有些农场也曾试过两三个人合起来割，但由于效率太低而没有继续下去。除了敲胶杯，大唱革命样板戏也被知青们用来壮胆。梁燕记得，听得最多的是“林海雪原”中的“打虎上山”，胶林里面常可以听到“穿林海，跨胶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的吼声，壮胆的同时兼顾着抒发知青心中的豪情。

割胶时，最为惬意的是等待收胶水的时候。胶园里胶乳芳香，晨雾弥漫，晨光穿过林端。知青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劳作，都纷纷在胶树下磨刀，也有人趁这个时候补上一觉。

海南岛四季如夏，橡胶林每年只有12月至来年3月停割，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要割胶，到了冬天封树时，知青们需要用牛粪与田泥和起来抹到胶树的表皮上面，以保育受损的树皮。每当知青们捞牛粪时，常常被那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反胃。不少知青只能闭上眼睛，用手把牛粪和泥和好抹上去。然而当工作完成时，双手却弥留着一股臭味，无论怎么洗也洗不掉。

长年的割胶生活给不少知青在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由于海南雾水特别大，一个“林段”下来，知青们的衣服往往胸口以下都湿了，不少知青因此患上了风湿病。那时梁燕和大多数割胶知青最盼望的就是清晨的一场大雨，由于大雨无法收胶，割胶工作也会暂停，割胶知青往往能够睡上一个完整的囫囵觉。

台风是所有海南知青的共同记忆，和其他地方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不同的是，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的缘故，常年受台风侵袭，台风过后，由于道路不通和缺少物资，住在山区的知青们常常一个月或四五十天都只能吃到萝卜干、酱油或盐水拌饭。

用麦慧政的话来说，就是“吃到胃里面直泛酸水”。为了缓解食物匮乏之苦，知青们往往要苦中作乐，为各种各样每天、每星期，甚至每个月要重复面对的食物起了各种各样的花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空心菜”（又称通菜）了，海南知青们戏称“空心菜”为“无缝钢管”，由于海南的气候炎热多雨，唯有耐水的空心菜最适宜栽种。水绿的空心菜，一年四季都能顽强地生长。知青们也就不得不不间断地“享受”“无缝钢管”的味道。除了“无缝钢管”，知青们还戏称南乳为“红烧肉”，盐水为“玻璃水”。

在历次台风之中，1973年突袭海南琼海的“7314”号18级强台风成为每个海南知青刻苦铭心的记忆。当年9月14日，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强台风在琼海博鳌登陆。

在梁燕的记忆中，那场特大台风到来的时候，她和同屋的姐妹们被台风惊醒，幸运的她们及时跑了出来，就在他们跨出房门后不久，梁燕眼睁睁看着自己所住的房子在台风中剧烈晃动，然后轰然倒下。那一晚，在知青记忆中，除了风，还有豆大的雨滴，冰冷的雨水刺骨的寒冷，打在身上让人有窒息的感觉。除了造成房倒屋塌，台风过后，农场工人和知青们丢下埋在废墟中的财物，跑到林场路边抢救被风刮倒的橡胶树的情景，至今仍让她难以忘怀。

视频来源：凤凰视频 文章选自《知青40年 总得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