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历史完成了又一个轮回，文革结束，知青们重新返回城市，该回的回去了，能回去的也都回去了，到1984年，所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知青返城的风潮，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突然有一天，有一封要求返城的公开信，从山西传了出来，信上有数百人签名，落款是“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黄土地注定要载入《中国知青史》的，这场大规模请愿上访，是知青返城的余波，也是黄土地知青最后的记忆。

解说者(请愿上访信)：尊敬的北京市委领导同志：我们是1968年来山西省原平县，插队落户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今仍留在原平县已经16年了，今天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曾经被北京市遗忘的人，强烈要求返回北京工作，彻底解决，所谓上山下乡这一历史遗案。我们的要求是十分正当的，我们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

解说：这封信是从山西忻州发来的，寄信的是留在山西忻州的上千名北京知青，收信人则是北京市政府，黄土地上的山西因大寨，和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驰名世界。文革期间五万多名北京，天津的知青落户山西，到七十年代末，大部分返回原籍，安置在当地的约近万人。

荘伟亮1968年11月29日去山西，他整整在山西呆了20年，荘伟亮是山西知青返城事件的核心人物，这场大规模请愿上访，被中国知青史列为最后一次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荘伟亮(北京知青)：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后来把它称为兴奋点的东西，关键是看这孩子，我们可以在山西留下，这孩子再在山西呆下去，简直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解说：杨存与荘伟亮同一年到山西插队，和荘伟亮一样，杨存也在那一年想到了回家。

杨存(北京知青)：这就是我的家，我从小就生在这儿，50多年了，你看我今年是56岁，这棵树是我插队时候种的，已经在山西，68年走，89年回来，21年这棵树长成现在，这个小院子你看50多年了，我生在这儿，今年56岁，这院子已经56年了，17岁插队就从这儿走，回来时候38岁了，回来没有地方住，就跟我妈挤在这个小房子里，在山西这20多年，天天想回这个小院儿，这小院儿就有这么大的魔力，从小生在这儿长大的地方。来，请进来，

这封信，知青流传到，从原平我们60里地么，流传到我们忻州，我们是地级市，他们是所属的一个大县，全面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大背景下，10月份山西省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至今现在都是激动人心的片子《今夜有暴风雪》，一个老知青梁晓声编剧的。那个场面一夜之间大返城，我们现在看起来，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一点都不夸张，一下子大家，它就不是愿望了，它是一种激情就爆发出来了，好像只要我们跟它效仿，国家不会不允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最好的机会，而且很快就能达到实现目标，没有做三年四年的准备，没有。

解说：我要回家，一个微弱的埋藏已久的声音，突然迸发出来，并且迅速蔓延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要求简单明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知青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挑战宿命的，最有自觉性的集体行动，没有等到回信的北京知青，决定到北京上访。

杨存：到了29号，市里边达成共识了，跟中央也请示了，当时胡耀邦在国外访问，可能是在澳大利亚吧，看到了外国记者给他的照片，说你们中国是不是又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胡耀邦很气恼，当时下指示，查，查知青怎么回事，他不以为是知青就是想回家，他以为政治上有其它的因素，这是后来经过落实的消息。

解说：此时的北京知青大多三十五六岁了，他们知道回北京的代价非常大，但即使如此，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最后的归宿，还是希望回到北京的家，没有谁确切知道，命运将把他们指向何方，山西知青的返城要求震动了北京市委。

但是北京市委无法明确表态，当时刚刚被提为市委副秘书长的袁立本，几乎上任的同时，就碰上了这件棘手的事。

袁立本(原北京市委秘书长)：难点在几点：一、知青的回城没有中央的正式的文件，就是可以回来，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北京知青可以回来，那么上海，天津的知青都要回来，那么国家一下承受不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来一定的不安定，当时的社会背景你们也知道，七十年代左右，无论从政治和经济上来讲，我现在还认为不容许那样，这叫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回来以后得吃饭啊，得养家糊口，工作怎么安排；第三点北京市也不能发文件，也不好发文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行动的政策等等也好，难点在这儿。

解说：但在知青们与袁立本的接触当中，荘伟亮从袁立本严肃的言行之中，却看出了一丝希望。这是他多年后颇感奇怪的一件事。

荘伟亮：最后也谈的差不多了，这个袁立本就总结性的说了几句话，话不长，但是话不长，作为我个人来说，听起来，我就觉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下意识觉得知青这事儿有戏。今后既然北京让他管这个事儿，他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个话，我觉得跟他们不是一个调子，我不是说现在回过头来去吹捧他什么，他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的是什么？你们要求回来，把户口落到北京，他说你们想想，这个事北京市委，他提的是有很大的困难，这个很大的困难跟根本就，回来你们是无理取闹，这是两个概念了。

解说：当时几乎每个北京的家庭都有知青，全社会都同情他们，袁立本的兄弟姐妹几乎都是知青，而当时的北京市委，也有很多干部的孩子，都有过知青的经历，这是一段历史的歉疚和隐痛，知青们也能感觉得到，冷峻和沉默背后的同情。

袁立本：但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个知青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正因为一定要解决，所以对他们有些过激的做法，我们心里就更着急甚至有时生气，它又不能言明，所以我们也很着急。但是再怎么着急，我们再怎么生气，他们做法再过分，我们心里有个底限，这个底限就是说你爱怎么着，你闹也惹不火我，你闹也不会让我急着办这事儿。因为我们有个大局，那么出发点就两条，第一我要把孩子们都弄回北京来，第二条我得顾全大局，对于我来讲是雷打不动的。

解说：北京市一方面拨款，解决知青在当地的经济困难，一方面尽力提高知青的政治待遇，与此同时山西省也解决了知青很多实际困难。但对于知青而言，他们的心愿还是回家。

解说：几次上访，并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知青代表碰了一鼻子灰，回到山西知青们意志消沉。但是回北京的心还是没死，只是他们改变了表达的方式。

杨存：当时我提议出来的，我说咱们改一下方式吧，不能老是重复老套子，只要在公民合法的权利之内，我们决不能出圈儿，我们给人拜年吧。当官不打送礼的，而且拜年谁也说不出，仇人还能在春节化解呢，是吧？而我们要带着心意，表示我们的诚意。再各个地方我们发动群众宣讲，我个人确实代表了大家共同的意愿，我认为我们开始就不是太幼稚，虽然人稚，但是办这件事很成熟的。

袁立本：过春节了么，给我们送小米，送大枣，而且送大枣一人一个。

记者：这是怎么回事儿？

袁立本：一颗枣一颗心么，我想既是表达他们的心意，在一定程度上，我估计当时也有那种心情，触动我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嘲讽我们，真的，我给你说当时的心情，我一点没感觉到他们嘲讽我们，我也知道他们的心意，但我内心既不怨他们，也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就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们已经有这想法了，那么至于说快一天慢一天，这个当时不是主要的。

解说：在随手的上访中，知青和政府都在把握着尺度，虽然期间也发生了逾越界限的事情，但都很克制的宽容了。

袁立本：那么这中间应该说也出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这个过程，还不能完全给知青直讲，因为这样会影响知青回城的进程，可是不讲知青又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知青不了解，不满意。因此经常的上访，这是主流，但也有一部分人，围堵市委市政府的门口，大门等等。

当时我们，一、表示理解，在处理这种事儿的时候，我们和处理别的事情，心情完全不一样，一个这样它干扰了，我们去解决知青问题；第二，他又是我们的孩子。

解说：1987年荘伟亮等知青代表，决定在北京举行规模较大的游行，此时正是北京的多事之秋，知青内部对是否游行产生了分歧，杨存坚决反对荘伟亮，关于游行的提议。

荘伟亮：不停的辩论等于是，最后就是没办法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我提议的，干脆这样，马上就12点了，咱们现在在场的人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甭管这个票形成什么样的，谁也不许再说什么。当时我心里有一个什么？我觉得临汾这俩哥们，有一个叫吴啓魁的，平常挺鲁莽的这么一个人，没想到最后表决的结果，都被杨存拉过去了，微弱多数，五比四，就把我们这个否了。

杨存：我说好，我又怕反复，既然我能推翻第一次，可能，五比四多悬啊，能推翻我这个，我说好啊好，天快亮了啊，马上掏出笔来一个字别改，回去凌晨邮局一开门就给中共中央，给北京市委发电报，两封电报一个内容一个署名，说什么？知青要做安定团结促进派，就这几个字，多一个字也不许，少一个字也不能许，什么废话都没有，别提目的，我们表一个态，胡耀邦你看一看，我们知青我们可不想给你添乱。

这个春节我们也不拜年，我们也不上访，我们也不闹，我们不会去，回去我们也没举动，你看着办，我们又躲过了天灾，我们又避免了搅和，我们再感动你一次。

解说：1987年之后北京的政策开始松动，回北京的大门终于向知青打开了。

杨存：这呼啦啦，子女先办进来，两口子，其中一口子，这么三角对调再进来，然后剩下我再三种人，两地分居再办进来，离婚，都办离婚证，假离婚，单身再回来各种各样的借口，后来发展到北京市，只要是有了接受单位的签章，无须任何理由都可以回来，就为山西知青大开绿灯，没有几天时间，从允许一个子女进京到，其实他就等于是默认了，这个后来是袁立本做的好事。

荘伟亮：然后北京市劳动局通知我，到劳动局去拿调令，就批准我回来了，我是上市劳动局去拿的调令么，我拿回来调令我一看，也是劳动局那大张盖的是88年的11月29号，我一看就乐了，20年，整20年一天都不差。

当时拿着调令真是感慨万千，就说20年的光阴，别说当时了，就现在都是老觉得插队那块的时光，在山西那块时光老跟一场梦似的，现在有时候，做梦也是好像还在山西一样。

袁立本：我感动在哪呢，我觉得就这一点，他们甚至比我们一般领导干部还高明，那段历史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们会留下印痕的，这个很正常，但我发现他们很高明甚至很聪明，他们只记住了感激，可恰恰感激是我们应该做的，严格来讲是不应该感激的，而我们当时对他们采取了些措施，他们现在当玩笑说，当玩笑说。几番交手，袁立本跟山西知青结下了不解之缘，2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年的知青代表特地请他吃饭，这也是他们20多年后的，第一次再相聚。

杨存：当年可是精神。

知青(男)：这车像。

杨存：来了肯定是。

知青(男)：看着，赶快迎接。

杨存：袁秘书长。

袁立本：杨，杨存，荘伟亮，你好。

知青(女)：您好，终于见到您了。

杨存：整20年了，想不想我们。

袁立本：特想，所以这样是又意外特激动。

杨存：我们可是等了半天站着看，过一辆看过一辆看。

袁立本：对不起，来，晚一点了。

杨存：走吧，请吧。

知青(男)：我们也是刚到，还有两个同学没来呢。

袁立本：行了，你别宽慰我了。

杨存：精神好，瘦了点，随我来。

袁立本：各位，咱们先把杯举起来，咱们叫酸甜苦辣过去了，第二这20年没见你们，你们今天几个老知青，而且包括若干个当时知青的小领袖，能想起来看看我，我非常的感动非常激动。第二我老想找你们找不着，今天你们找到我了所以我特高兴，这么着咱们剩下的话一会慢慢聊，咱们先为咱们见面干一杯好不好？

知青一起：好。

袁立本：干杯，真是高兴，年纪大了，年纪再轻点会掉眼泪的。

解说：当最后一股返城风扫过黄土地，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大风过后的黄土高坡归于宁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黄土地知青各奔东西，他们中间不乏文化名人，商界钜子以及政治明星，更多的则是，平静地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这是一个在北京普通的知青家庭，明小艳刚刚认识她的丈夫李秋雨时，对他的知青情结颇不理解。

明小艳(李秋雨的妻子)：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老提这些事情，当时我就觉得很别扭，你看都快结婚了，你还老说那个陕北的事情，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还是怎么样，然后有一天他又说这个，我就真的跟他生气了，我一想起我就使劲地哭，当时就觉得，你看他那种特别对陕北向往啊，我是不理解的，我确实是不理解。

解说：李秋雨出身高干家庭，在陕北延长县安沟乡的吴家窑科村插队三年，后来当兵走后，又要求二次插队到吴家窑科村，在父母的极力反对下，才返回北京。李秋雨和明小艳婚后非常相爱，他们婚后生了一个女儿，然而幸福只是一次短暂的停留，1990年，李秋雨被查出肝癌晚期。

明小艳：越来越重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那个，病情特别重，我就说，我说那个你不用怕，而且我说，我拉着你手你不会走的，你不用害怕，当时他就摇头，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等我走以后呢，他说，我把我骨灰的一部分留给你，一部分呢，就给我送到陕北，我插队的地方，后来他就说，他说你可以找王建勋，王建勋是他的中学同学，好朋友，他说你可以找王建勋，帮我办这件事情，他说送到陕北，叫一个双峰山的地方。

解说：双峰山位于陕北延长县，安沟乡的吴家窑科村，它的山形犹如女人的乳峰，因此当地人把它叫做双峰山，1969年，李秋雨就插队在吴家窑科村，这里也是知青们，常来登高望远的地方，一群从当时政治气氛压抑的北京，逃离出来的学生，在陕北这块贫困的土地上，找到了人间的温暖，这份温暖过去了多年后，却依旧让他们魂牵梦绕。

1990年的秋天，李秋雨插队时的伙伴王建勋和明小艳带着李秋雨的骨灰，来到了吴家窑科村，当老乡们得知，北京娃死后要回来的消息，他们嚎啕大哭，大家相约第二天到山上立碑。

明小艳：然后等我们到下葬那天去的时候呢，开着车到了双峰山脚下的时候，就老远看到一大片的老乡，早就到那儿了，说他们都到了快两个小时了，天亮之后就赶来了，一大片，特别让我感动。

王建勋(北京知青)：村长左右看一下，怎么办？大喊一声，死者为大，咱们给他跪哈(下)吧，村长王文显一声令下，几十口子男女老少齐刷刷扑通通，跪在秋雨的墓前。明小艳：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理解李秋雨，我才体会到，他对这个陕北的这种情感。

陕北老乡1：他撂不下这些社员，撂不下这儿的山，埋到这就说是，他还在这儿插队。

陕北老乡2：他先前在这插队，跟这社员的感情都好，插队插惯了，以后埋到这陕北，还好，姑姑山最高，空气好。

解说：双峰山俯瞰着吴家窑科村，这是陕北老乡守护着的，也是李秋雨生命中的最后的记忆。

曾经有一首诗写黄土地知青，说他们是一群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起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如今群雁散去，延河水静静地还在流淌，宝塔山的倒影依旧古朴巍峨。

解说：1985年，一部取名《黄土地》的中国影片，轰动了全世界，与此同时中国乐坛也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股来自黄土地，席卷着80年代的大风，似乎又向人们启示着未来。

视频来源：凤凰台《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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