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黄老头：两个人四支柺的日子

意外是在黎明时分发生的，天还没亮，我去追赶缓缓开出的小火车，被地面一个突然隆起的坡坎绊倒，狠狠摔在水泥地上。疼得根本站不起来，当时就觉得糟了，肯定是骨折。

椅子也是别人送来的

同行的人扶我站起来，一个好心的当地人又搬来一张椅子。我打电话给妻子，向她汇报这一意外。连我自己都觉得此次意外过于奇葩，一边说，一边忍不住笑起来。

把我送上火车的陌生人

妻子更不信了，一直催我，有啥事快说，不要再开玩笑。

总算回到成都，先去医院照了片子，髌骨粉碎性骨折，碎成八块，回到家，被搀扶进屋，就像犯了大错误的小孩子，怯生生来到妻子面前，她彻底惊呆，被眼前这个只顾自己贪玩没事找事的老公气得无语。

接下来，她又给不久前认识的骨科医生打电话求助。但我不想动手术，死活不去医院，终于，以前的老同事杨女士帮我联系到祖传中医骨科杜老医师，他的爷爷曾经给周总理看过手臂。

第二天一早，杜医生带着助手小董登门，看了看，先轻轻拿捏几下，然后敷药、上夹板固定，给了些口服药，接下来，他来过两次，以后就由小董每天来换药。

杜医生的母亲和爷爷都是中医骨科界的名人 

从这以后，开始了一段艰难日子。

妻子拄着双柺做饭，又用绳子拉着临时送餐车送饭，就是个拆了靠背的电脑椅，轮子太随性，经常撞墙。   

早上洗漱也困难，妻子只能把装了水的漱口杯揣在羽绒服口袋里，用头顶着湿毛巾，拄着柺走在我床前，像足球运动员顶头球一样把毛巾传给我。我伸出双手捧住，擦完脸再放回她头上。  

不能下床的日子太难捱，消磨时间的最大内容就是坐在床上打电脑，写一本有关麻风的书，这几年去过一些麻风村做志愿者，也记录了很多感人故事，正好用这段时间写下来。想不到，见证了那么多麻风群体的苦难，今天，苦难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几个月后，和翠屏姑娘一起完成了《最后的孤岛》一书的编辑、筹款和印刷。

写累了，就发呆，或是逗小狗玩。它跳到床边的椅子上，用自学的作揖动作讨要吃的，让人暂时忘记烦恼。

这株盆景现在还在，叶子早已数不清了

朋友老龙送了一株只有7片叶子的盆景，平时完全不热爱养花的我，竟然常常盯着它看，认真观察并清点每一匹新增的叶子，为它一天天长大而欣喜，数到30多匹以后就数不清了。

视野之内还有窗外一株桃树，它也用枝叶的缓慢变化提醒我时间没有凝固，从发出嫩芽、开花、吸引人拍照，到桃花凋谢、枝繁叶茂。平生第一次这么真切地从一棵树感受到季节交替的细节。   

冬去春来，终于有一天，我试着站起来，拄着双柺走出房门，在走廊和妻子意外见面，四柺相逢，她吃了一惊。我脱口而出：“敖包相会”。两人都笑了。    

想起来也有点怪，同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就会变得滑稽。比如，妻子受伤后，女儿第一时间返回，见到母亲便抱头痛哭。担心女儿伤心，我没有把受伤消息告诉她。春节前，她回成都探亲，不见我去机场接，到家又不见我开门，女儿奇怪地问：“老爸怎么啦？” 走进房间，见到卧床的老爸她非但没有哭，反而忍不住大笑。

朋友们来探望，也纷纷扔下同情心，带着惊喜和我们一家两人四柺合影，都笑言，这样的事情太罕见。

我选择的保守疗法免除了手术，但康复却极为艰难。卧床两个月的腿像根棍子无法弯曲，康复开始后，妻子也迅速变脸，俨然一位严厉教官。每天数次，毫不留情地把我揪起来，强迫我压腿，还坐在椅子上用她的柺压我的腿，疼得老夫龇牙咧嘴汗流浃背。

为了激励自己，我自制了各种角度的尺子，制定了间隔5度的一个个小里程碑，其实，每减小一度两度都要付出极大努力。90度是个大坎，好多天都过不去，只好去医院康复科求助。试过几次，但效果甚微。医生看我太痛苦，也劝我放弃，以后再去办个残疾证。

我不甘心，一旦进入残疾行列，不能自驾，也无法旅游，我深爱的小木屋、草原、白桦林都去不成，大量美好事物将离我远去，唯有继续坚持下去。

在李教官严格逼迫下，经受了一次次挣扎，总算迈过90度的瓶颈，之后，康复进程骤然加快，尺子不停更换，很快接近正常水准。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走路训练。

康复过程中，我意外看到一则消息：小狗摔断了腿，主人把它放进水里游泳，小狗很快痊愈。受到启发，我每天也拄着拐去楼下游泳，竟然也很快奏效，提升了走路质量。

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2013年下半年，我的腿伤痊愈，但不敢登山，不适宜继续旅游采访。

次年退休，然后住进麻风村，开始了麻风博物馆建设，连续几年，自驾十万公里，跑了160个麻风村。再后来又来到中俄边境的恩和小木屋，把日子过成了诗。

八年过去，但这段相濡以沫的日子至今难忘。 （写于2020年12月）

村民：“黄焱红成老头啦！”
——离别50年，重返插队村

开车从中俄边境的小木屋出发，一路狂奔，直奔当年插队的山西绛县上高池村。一个曾经很闭塞的小山村。

同行的老谢一路上听我侃侃而谈50年前那些依稀往事，越听越吃惊：120米深的水井；几个月不洗澡；辛苦劳作一天挣十个工分只有几毛钱；拉屎的纸用光了，只能用土旮沓替代，甚至在土墙上蹭……也有快乐：步行十几里路到横水镇，吃一份过油肉解馋，再去东镇水库游泳兼搓泥。无奈，这种享受几个月才一次，因为贫穷……

两个老头轮流驾驶了2600公里，第三天傍晚赶到横水镇。来不及进村，就在镇上住下。第二天一早赶往上高池。

我们是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号召的前几天进村的， 28个知青，男女各半，扎根农村的用意不言而喻；后来，知青们陆续离开了曾经发誓要安家扎根的上高池。我在这里生活了不到3年，最久的长达10年。

如今，上高池大宅子连片，老窑洞全部废弃，家家用上自来水，还有暖气，一些人家的大门外还停放着轿车，当年的泼池还在，水干了，露出长满杂草的池底。

半个世纪过去，认识我的村民很少，但听说有知青回村，都抽空赶来瞅一眼，毕竟，那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有几个老村民认出我，皆吃惊：黄焱红成了老头啦！眼前这个老人家就是当年那个顽皮的北京少年？

47岁的杨六才是我离开上高池后出生的，从没见过面，却热情有加，他开着电动三轮，主动带着我去西沟边，那里的窑洞和土房子都废弃了。

面对这片废墟群和遗弃在窑洞里的旧物，我拍了一些照片，甚至产生了办一座知青纪念馆的冲动，希望能留住那段即将被彻底淹没的历史。

马驹当年是上高池的小学老师，上两次回村我都见过他。马驹后来辞了老师职业，热衷收古董，他去过四川绵阳、广元、阆中等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也吃过亏。他坦承，自己眼光还是不行，赝品和真品分不出来，后来就不做了。现在，他住在一栋大宅子里养老，也劳动，他说，还种了20亩地呢。

看着他走路都吃力的样子，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遗憾的是，我最想见的三个村民这次都没有见到。

石娃，老四队社员，后来当上村书记，插队那三年，他对我很好，处处照顾，也喜欢和我开玩笑，一直鼓励我“早讨老婆早生娃”，前两次回村，都见过他，还在他家吃了饭。

这次，一进村就打听。村民说，几年前，石娃走了。

务勋，一个红脸膛的壮汉。老三队社员，村里的民兵连长。

那一年，我办好了去父母所在工程局的手续，正准备离开上高池。不料，情况突变，为了不影响广大知青的情绪，上面又发通知，要求收回成命，暂不放人。

务勋是我的好朋友，他接到电话，立刻找到我，为了我的前途，他悄悄透露了消息，催我赶紧离开上高池。第二天公社就要来人处理我的问题。

当时，村里只有两个知青，跃钢和海燕。

我来不及收拾行李，跑去女生住的窑洞和海燕告别，她把我送到村口，几年的友好相处，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时，跃钢拿着手电走来，他催促我，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已是晚上9点，接下来的行程极为艰难，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靠一只手电筒，翻过巨大的西沟，又快步奔走了40里地，赶到礼元火车站，登上半夜一点的火车。跃钢没有歇息，挥一挥手，转身返回上高池。

就这样，我没带任何行李，没有和村民告别，匆匆逃离了我眷恋着的上高池。

务勋后来病得很厉害，多年前就离开了。 

福春，上高池个子最高的村民。

从村民口中得知：福春40多岁就去世了。

这时，一个中年汉子听了我的名字，走过来。他是福春的儿子。我想起来，当年在福春家里见过两个男孩，他就是那个大一点的。

几小时后，我离开上高池，在村子边上遇到一群羊，大约40多只，和放羊人聊了一会儿，想不到，他是福春的小儿子，1968年出生，正是我们插队那一年。

他们的父亲福春是我在老四队最好的朋友，也是教我割麦子的师傅。

上高池主产小麦，人均5、6亩麦地。福春是全村割麦最快的人，他个子高，手大，臂长，一次三垄地，机器人一般刷刷刷地快步移动；一般人都用钩镰，可分解成勾麦子和拉镰刀两个动作；而福春用的是“抢把”，连勾带拉，一步同时完成，速度几乎是一般人两倍。

我认真跟他学会了“抢把”，很快就成了割麦快手，经常把其他人远远甩在身后，也会偷偷帮旁边的女生割上一拢，献点小殷勤。 

 一个63岁的老人走过来，他叫水元，问我还记得他吗？我很快想起来，他就是那个长得很可爱的小男孩，当时和奶奶住在我们旁边窑洞里，一老一小相依为命，如果没有记错，他奶奶叫张士英，小脚，成分也不好。

我们几个男生最初住的文斌家窑洞还在。那段日子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手风琴。为了能争取到更多拉琴时间，我选择了为牲口割草这项技术活，每天两篓子，时间自定，能挣10分。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因为手快，别人下地不久，我就背着一篓子草回来了，然后钻到窑洞练琴。

3个月，学会了《花与少年》这支曲子，还配上了伴奏。

在那个沟壑纵横水贵如油的黄土高原农村，手风琴陪我度过那段艰辛日子。

如今，文斌早已离去，窑洞也荒废，院门锁着，院子外面那棵曾经倒着的大槐树也不见了，当年，我们喜欢坐在上面乘凉聊天，手风琴略有起色后，我也常坐在那儿拉琴，男生女生放工回各自的窑洞，都会路过这里。或是称赞一句，或是投上羡慕的一眼，都成了我日后继续苦练的动力。 

孟公的窑洞还在，这个面如菩萨的老人家多年前就走了。

当年，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知青们就是在这个窑洞里开火做饭的，旁边是几个女生住的窑洞，如今，炕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纸盒和杂物，窗户纸早没有了，吹进大量灰尘，铺满整个窑洞。

我突然想起，那时的黄焱红是个坏孩子，除了偶尔偷鸡摸狗，还有一次和女生吵架后，晚上在她们住的窑洞前泼了水，第二天早上，冰面绊倒了好几个女生，我则躲在另一孔窑洞里偷笑。也许，我这些年热心公益，也是要补偿当年的坏行为吧。

孟公的儿子宝元和我们年龄相仿，当年也喜欢和这群北京知青玩，现在，他常去北京看望生活在那里的女儿一家人。在电话里，他听媳妇说有个黄焱红老头回村，当场要和我视频聊天，想看看我到底有多老，果然，大自然强加的苍老，加上连日来长途自驾的疲惫让他大吃一惊。

临走时，发现做饭那间窑洞里吊着一个喇叭，50年前就挂在那里，很长时间里，每天早上喇叭里开始播放东方红乐曲，还向社员同志发布各项通知。

我向宝元媳妇要了这个喇叭，带走一分沉甸甸的回忆。再见了，上高池，我的第二故乡。

黄焱红：走出麻风岛
域美广灵杯"记录中国"纪实摄影大赛NO.8

走出麻风岛

黄 焱 红

原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记者

10 年前开始关注麻风群体创办了麻风博物馆

多次应邀在麻风国际会议上做专题演讲

大襟岛也被称为麻风岛，位于广东台山赤溪镇，距陆地 14海里。1927 年，美国传教牧师理约翰及华侨梁耀东在岛上建起这座麻风病院。几十年来，麻风岛共收治过约1500位麻风病人。

我第一次上岛是 2010 年春天，约了几个年轻人同行。白天，和老人们举行热闹的联欢，傍晚，年轻人走了，我一个人留在岛上。

2010年9月23日，大襟岛

黄细佬在劈柴。

2010年9月23日，大襟岛 张观兴走回自己的宿舍。

夜色中，我走进一间小屋。主人是 79 岁的伍尚桥，相比其他病友，他几乎没有残疾，和家人的亲情也没有割断。他 1972 年病愈，那时，人们对麻风病很恐惧，他怕影响家人，就留在医院，负责管理发电机，保证岛上照明；刘祝权来这里近 30 年，现在，像他这样残疾程度低、肢体相对利索的康复者都进入管理层，除了食堂，他还要管理总务；张金励也是从病人走进服务队伍的，他从小父母双亡，被别人家收养，得病以后又被遗弃。他一条腿残疾，但双手基本正常，于是，他学会了理发、打针、输液，为病友们服务；

74 岁的梁建忠住院治疗期间学会了打针、输液和看病，岛上没有常驻医护人员，一般小病都找他，他还负责唯一一间小卖部的采购工作，经常要坐船去陆地进货。医院外散落着一些小棚子，那是老人们搭建的厨房，一大早，大家就忙着淘米、洗菜、洗碗、舀饭，他们用残肢艰难地做着正常人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麻风岛，每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能够活下来，除了自身的毅力，也有来自外界和彼此之间的关爱。几十年来，一群孤老病残的麻风治愈者在这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相濡以沫，彼此搀扶着走着最后的人生之路，用做饭、洗衣、砍柴这些琐碎和平凡，诠释出爱情和友谊的另一层深刻。

黄少宽说：“最怕的就是台风，十天八天没有交通，没有吃的，吃不到新鲜菜，只能吃即食面、榨菜。”胡树抱怨道：“这片海好大，都是求渔民帮我们带东西回来，有时候，早上买菜下午赶回来，猪肉都变味了，也不能不要。”陈艳芳也说：“我们都想离开这座孤岛，在这里有了病，外出就医很难……”

这一天终于来了。

2011年1月9日，大襟岛

陈艳芳走了一半，坐在石头上休息。

2011年3月19日，泗安麻风院

来到泗安麻风院后，黄细佬在联欢会上演出粤剧。

2013 年 12 月 25 日，泗安麻风院

邝锦华在麻风岛时期擅长捕鱼，来到东莞，除了在食堂帮厨，平时喜欢看书。

2015年，泗安麻风院

陈艳芳推着黄少宽的轮椅回房间。

2015年，泗安麻风院

韩国来的小义工睿林在给双目失明的邓妹婆婆喂饭。

2015年，泗安麻风院

村长刘祝权来到泗安，当上村长，每天忙个不停，这是他的午觉。

2015年，泗安麻风院

廖仲涛是个乐观的老人，喜欢和来访的志愿者们聊天。

2011年1月9日凌震3点，我开车从深圳出发，太阳刚升起就赶到海边，迅速联系汽艇，在一个小时巨大颠簸中登岛。老人们早早出来了，聚在码头上等候。

接人的大船停泊在近海等候，因为水位不够，小船停靠在一片乱石堆旁边，老人被分成四批，由医护人员和义工帮助他们上船，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很激动，即便无人搀扶也要走向海边，他们跌跌绊绊在乱石堆上移动着脚步，甚至手脚并用在石头堆上爬，他们太想离开这座孤岛了……

用了一个多小时，44名老人分4批上了船。10时35分，一声鸣笛，大船启航，这个肢体残疾平均年龄75岁的群体告别了麻风岛。

搬迁到广东东莞泗安麻风院后，他们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过上了老有所依的幸福晚年。

2016年，泗安麻风院

黄称老人每天去江边捡垃圾，增加一点收入，也能打发时间。

2016 年9月20日，天安门

陈艳芳和黄少宽等三人去了北京，她们在天安门广场等待观看升旗仪式。

2017 年 6 月 11 日，泗安麻风院

李振芳是个热心人，整天推着武运启到处转，捡废品是他的一大爱好。

2018 年10月4日，泗安麻风院

张金励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

他用摄影去做事
而不做摄影的事

黄焱红老师是一位退休记者。和其他老人家一旦退休就步入养老生活不一样，黄老师的养老理念是不停做事。我们和他就是在帮助麻风康复者公益服务时认识的。

在麻风村，我们都叫他黄老头，他会拉手风琴，会唱歌，擅长摄影，喜欢策划，还有很多新奇的想法。例如，他办了堪称世界首创的麻风康复者文化艺术节，还用他摄影方面的一技之长，在麻风村建立了一个摄影协会，他说，这是中国级别最低的摄影组织。然后用竹竿搭起架子，晾晒床单一样展示了麻风康复老人的摄影作品，国际尊严日这天，这样的“竹竿影展”还在广州街头展出，引起了轰动。

听说 30 多年前，黄老师也算是摄影圈里的能人，爱写文章，善拍图片，发表了很多稿件后，被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调去当了记者。他自己也承认，自从 10 年前开始关注麻风群体后，就渐渐淡出了摄影圈，不再参加大型活动，不撰写评论，也不再策展。他的微信朋友圈里也很少有热衷创作的摄影人。我们跟他去过一些麻风村，黄老师从来不用长枪短炮，只拿一架小黑卡，先聊天，边聊边写，并不急于拍照。虽然他自己早不再把摄影当成追求，只作为工具，不过，他还是要求我们这些大学生志愿者认真拍照。他说，摄影是一种技能，认真去掌握，才能知道应该拍摄什么，怎样表达你的想法，更好为你的目标服务。

在他创办的麻风博物馆和他自费出版的画册里，有不少具有冲击力的照片，其中，这组“走出麻风岛”是他最满意的，他用两支拐杖和 12 张麻风岛图片做了一面大钟，上面的时间正是2011年1月9日上午这些老人们离岛时间——10点35分。搬迁到东莞以后，黄老师经常来看望康复者们，也会继续记录一些他们的生活状况，10 年的关注，使他的影像和文字积累越来越厚重。

黄老师强加给自己的一项历史使命，就是完成一座麻风千人纪念墙。这两年，他自费走访了一百多个麻风村，拍摄和撰写了四百多个人的故事，他开着车马不停蹄匆匆奔走，甚至来不及找赞助，因为“他们老了，我也老了。”今年年初，黄老师的身体出现“脑梗”征兆，他开始担心麻风纪念墙的事情，我们也担心他，劝老人家多保重，不要再像年轻人一样勇往直前了。

衷心祝愿可爱的黄老头健健康康，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重任。

(作者为广东泗安麻风村志愿者)

我是北京101中老三届毕业生，1968年去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青少年时代喜欢唱歌、拉手风琴，中年自学写作和摄影，1995年调入一家旅游画报，40多岁由工程师改行成为旅游记者，从此将爱好与生存弄成一码事。20年走南闯北，1999年第一次进入额尔古纳就被深深打动，以后又多次到访，愈发热爱而不能自拔，2006年终于在恩和有了一座小木屋。

旅游采访同时，也热心其他公益事业，2009年开始关注麻风群体，退休后创建过麻风博物馆，曾应邀在菲律宾、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麻风会议上演讲。

坐在木屋前，看着眼前轻轻流淌的哈乌尔河，每每慵懒不堪，只有思绪在飘飞：如果有下辈子，一定不写作，不拍照，也不玩手机，就赶上一群羊，骑着马，游荡在草原上……

上世纪 50 年代初，父亲曾在前苏联首都莫斯科留学五年，回国时，带回不少苏联物品，留声机、收音机、黑胶木唱片和大量书籍，还有一台基辅牌相机，父亲用它在苏联拍摄了很多生活留影照片，神奇的俄罗斯大地、美丽的苏联姑娘、帅气的小伙子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十年动乱，父亲因为这段历史受了不少苦，那些唱片和纪念品统统戴上苏修标识，被查抄一空。只有一枚勋章我偷偷留下来，上面写着“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我们是胜利者。”这是一位苏联红军战士送给父亲的，每一个攻打到柏林城下的战士都会得到一枚。

父亲在苏联学会了口琴，下放到四川映秀水电工地后的艰难岁月中，他偶尔也会吹上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寄托对那个年代的向往。父亲还讲过莫斯科红场上一段慷慨赴死的悲壮历史：1941 年 11 月 7 日，几十万受阅官兵荷枪实弹通过红场，高唱军歌走出莫斯科城，直接上了前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回来，为苏维埃祖国献出了年轻生命。

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一直想回俄罗斯看看，遗憾的是，直到 75 岁去世，也未能实现这个心愿。额尔古纳是中俄界河，对岸就是那片令父亲梦魂牵绕的土地，也是我年轻时热爱的“山楂树”、“三套车”等许多俄罗斯歌曲中描述的地方。1999 年，第一次来额尔古纳采访，无意中发现，这里有一些俄罗斯族村庄，生活着一群淳朴热情的华俄后裔。

2006 年，来恩和旅行。一天，去丽达家玩，她的房子在哈乌尔河边，一进院子，就被深深吸引，站在老房子门口，看到蒸腾着水汽的哈乌尔河和河岸的湿地，美极了。我问丽达：“你家房子卖不卖？住在这儿太棒啦。”她以为我开玩笑，没当真。几天后，我正式和丽达的母亲嘎拉尼亚说了，她们认真考虑后，欣然同意。

嘎拉尼亚是打列巴的行家，在当地名气颇大，只是住的太偏，门前那条路又泥泞不堪，进出都不方便，影响了家庭经济发展。此事堪称双赢，丽达家用这笔钱在恩和镇中心区买到更大一块地，从此，打列巴生意大有起色，接着又经营民宿，很快做得风生水起，至今在恩和占有一席之地。

我有了一个紧邻哈乌尔河边的大院子和小木屋。买到房子后，我没时间打理，也没来住，只是不时来恩和看看，闲置了 10 年。2016 年携家人来看小木屋：围栏倒了，满院子牛屎马粪，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老木垛子屋顶漏雨，列巴房濒临坍塌……那一次，我们只能住在隔壁青旅的房子里，看自家的破房子。

经过这几年修整，老房子总算能住人了，2018 年，又弄了一座有轮子的房车（或叫车房），用拖拉机拉进院子。

遥远的小木屋还满足了我骨子里的浪漫。20 年记者生涯，喜欢记录别人的故事，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也走进故事，成了主角，演绎起自己的另类人生，原来，生活是可以被自己导演的。

退休以后，我每年夏秋都要回到恩和，过一段自己想过的日子。十多年前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在小木屋住下来才发现，一旦脱离游客身份，不急着离开，不走马观花，日子就会有趣而难忘。比如挤牛奶，养羊羔，做木工；比如土豆磨出来，自己制作成粉丝；比如，加工各种野果子，弄成果酱；比如种丑李子、山丁子，或是撒上格桑花种子，等它们第二年发芽……

近几年，我夫人所在的摄影团体常组织出国摄影团，每次都问我，去不去？欧洲、美国、埃及、土耳其、印度……都没去过，却不为心动。2019 年年初，有俄罗斯摄影团，我毫不犹豫，马上报了名。进入俄罗斯境内，机身下一片冰雪覆盖的大地，想起“西伯利亚白茫茫，无边无际”这句歌词，穿过暖红色的云层，夜幕中，飞机降落莫斯科机场。接下来几天，我揣着一个小相机，跟着长枪短炮的团友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奔走。

克林姆林宫、冬宫、斯莫尔尼宫、波罗的海舰队、阿芙乐尔巡洋舰、长明火、朱可夫塑像……，随着这些地名和景物接踵而来，记忆中关于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主义画卷一幕幕拉开。美丽的俄罗斯大地文化含量极高，名人雕塑、油画、音乐充满大街小巷；几百年前的建筑群完好保存下来，历史遗存更是无处不在，叶卡捷琳娜夏宫、彼得大帝小木屋、瓦西里大教堂、国家博物馆、普希金故居……

和以往的旅行不同，除了拍些短视频，我每天都要吹口琴。在大巴车上吹，司机吃惊不小，这个中国老头竟然会这么多苏联歌曲；在入住的酒店吹，团友们报以热烈掌声，也跟着唱；在涅瓦大街上，我和一位拉手风琴的老水手合奏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等，引得很多俄罗斯人和游客驻足围观。

我想，若父亲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欣慰的。

来源： 黄老头小木屋工作室（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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