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辉你在哪里？知青一代人的痛史(下篇)

几天后天气很差，傍晚没有去散步，后来，陈已曦告诉我，那次交谈后，李少辉单骑出发，起程后第二天刮起台风，有点出师不利。

少辉的出发时间和吕俊义的回忆吻合。

1971年初母亲被确诊患上鼻咽癌，是晚期。她身体一向很好，年近六十，体型精瘦，行动伶俐。

陈克治和母亲

记得文革期间，我在家当逍遥派，偷偷借了很多黑胶唱片在家播音乐，母亲会随着圆舞曲跳起华尔兹或探戈舞，跳得还轻盈。

她年轻时很新潮，在一所外国人办的医科学校妇产科毕业生。不料在我下乡以后，几年间健康急剧转差，变得很苍老，患上癌症。

我总觉得母亲是因我下乡受打击，潜伏在体内的癌病基因被诱发出来。

我对母亲多了一层牵挂，只好将偷渡念头暂时搁置。

在我沉醉在学校的初恋期间，我们那班早已立心偷渡的知青，经过一年多四出串联探路，已陆续行动。

虽然组合和路径不尽相同，但他们行动前都会互相知会，成功与否都能尽快知道消息，并互相照应。

率先成功的是与我同生产队的吴维忠，与他同行的赤沥大队知青陈兴伟、冯家基都是李少辉的好朋友。

1970年中，李少辉从陈兴宏那里得到他们成功的好消息并转告我，大家都很振奋。

几天后我收到吴维忠父亲的来信，向我查问他儿子的近况。

吴父是广州药材公司的干部，我常受人所托，求他买药，又因为是同队知青的老大哥、领头人，所以和他很熟。

不知他为何还未收到他儿子报平安的消息，于是我把从少辉那里得到的讯息转告他，请他放心。

王耀辉的弟弟也很早成功，耀辉却从1971年开始，连续三年失手被捕，被剃光头押回。

而第一个被剃光头押回的人是郑如健。他还未「埋堆」就在佛山旅店被捕。

其实是有点冤枉，主要是他没有到佛山的通行证明，投宿时遇到搜查而被拘捕，开了倒霉的先河。

王郑两人详述自已的经历，提点别人不要犯同样的错失；

他们也谈到在「格仔」内与其他偷渡犯交流所取得的经验：「起锚」除了要有信心，也要有随时被捕的准备，被捕时登记身份并不会很严，可预先备好假数据「报流」（虚报假的身分资料），既可消除该次偷渡纪录，也可在转去下一站收容所时再伺机逃走，减少被囚时间。

最好是冒充已成功抵港朋友的身份，更容易蒙混，不会被识破真正身份。

黎灼明和彭勇阳后来都曾用这一招「报流」逃脱。耀辉和如健两人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他们的经验帮助了别人。

继吴维忠成功之后，1970年黎灼明第一次起行。经广州亲人介绍，认识东莞塘厦一位女知青李艳萍，塘厦也是一个很好的「埋堆」位，位置优于寮步。

黎灼明单骑从「炮楼」出发，李艳萍在塘厦预备干粮物资等候，顺利于约定时间会合，入夜后上山。

单车就留在塘厦知青点，那辆车后来加速了黎灼明第三次「起锚」，下文再提。两人都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山行了一晚，第二天就在观澜被捕。

因为是初犯，或因为那段时期被捕的「卒友」太多，两人很快被押返各自的知青点。塘厦这个「埋堆」位已暴露，暂时不可再用，只有另觅地方。

后来，黎灼明留在塘厦的那辆单车被另一男知青骑了回广州，因为单车太旧，车牌号码又不清楚，又没有单车执照，被街道治安人员扣押，要重新登记。

黎灼明知道后，找到陈已曦陪同，去派出所认领。对「卒友」来说，单车是一件很贵重的偷渡工具。

他们来到荔湾区的逢源派出所，黎灼明登记了个人资料进入，在一个停放了十多辆单车的暗房内认出了那辆车，但派出所要黎灼明出示公社或大队证明才准许领走，两人无奈，只好暂且放弃。

表姐陈赛甜知道黎灼明刚失败了一次回到广州，立刻上门探望，并告知，她已经和两位1964年下乡樟木头的男知青准备起锚，已筹备得七七八八，她（他）们预算容纳多一人，黎是陈的亲戚，有一次失手经验，又比其他三人年轻力壮，是最佳选择。

之后，黎灼明多次往返广州和西头，进行筹备工作，每次回西头见到李少辉，李都向他取经，询问那次偷渡的路径和失败的细节，交谈中知道黎准备再「起」（起程偷渡）第二次，问得更详细。

那一年由春耕到夏收，李少辉都有意光着头不戴帽、赤膊出勤。整个人被晒得黑黑实实，再穿上唐装衣服，外表与当地的青壮农民无异，他透露会在夏收后起行，因为农闲时农民迟开工早收工，在山上时会较少碰到农民。

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没有想到那时段是风暴季节。

1971年深秋，陈赛甜和黎灼明等四人分两车从石湾出发，表姐弟两人一车，另两人一车，因为天气转冷走水路很危险，他们准备走中线翻越铁丝网。

初段很顺利，由黎灼明领头，经横沥、常平、樟木头、塘厦直抵深圳腹地芛岗。

可惜就在那里迷了路，与另两人走散了，又断了干粮，两表姐弟躲在甘蔗林里，啃甘蔗充饥。

甘蔗林望出去便是九广铁路，铁路旁有一条村，另有一排铁路员工宿舍。入黑，两人潜入村内找食物，结果被捕。

第二天被押解去深圳拘留所，原来那片甘蔗林距离深河已很近了。

在深圳收容所拘留了两天，第三天被押去樟木头，上囚车前忍不住往南偷偷望向那一河之隔的香港山头 —— 那片心中向往的自由地，冷不防招来押解民兵迎头几下棍棒，本能地举起手去挡格，避得了头破血流，手背却刹时红肿一大片，胀痛了二十多天。

那次在樟木头关了很久，跨越1971至1972两年，饱尝饥饿寒冷虐待。「格仔」内环境恶劣，「出格」（出狱）时身体消瘦了几个码，全身患上湿疹。回广州调养了一段长时期才痊愈。

那次起锚时已知道，李少辉已早他一个多月先行，但在大陆已经失联，估计他或已成功或已遇险。

所以黎灼明第二次被捕后即用李少辉名字「报流」，在押回铁场公社后成功逃走。

陈已曦因为个人原因，不急于偷渡，最终也没有偷渡。但多次协助朋友偷渡、接应失败者逃走，都义无反顾。

他和李少辉、梁之锋、黎灼明及彭勇阳等人下乡前己认识，下乡后更密切，经常陪他们回广州练兵，到越秀山登山练气，到珠江河游泳练水，长途往返游去石门，单程十多公里，每次都游双程。

早于黎灼明第一次「起锚」之前，他已多次协助梁之锋、黎灼明等人探路，有次陪同黎灼明去清溪探访，准备那次如有机会，黎灼明会即时「埋堆」上山。

二人一车，赤足骑车到了寮步，在路边吃了碗沙河粉。当时有民兵走近，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看他俩光着脚丫，卷起裤管，很像趁墟样子才没有上前盘查。

那时的知青，如果没有出外证明，在非落户地区留宿，被查获便会被收容遣。

他俩发觉已被民兵留意，吸取郑如健在佛山被捕的教训，也避免暴露清溪这个「埋堆」点，于是放弃继续行动，折返黄西。

因此，黎灼明对几个热门「埋堆」地点的路径摸索得很熟悉，后来单人到塘厦与李艳萍会合，也很顺利，只不过那次因缺乏经验而最终失败。

1972年中，黎灼明仍在广州休养期间，收到两个讯息，一是梁之锋年初走中线，已成功抵港，并留下了在港的通信地址；

随后又收到黄西大队知青通知，说有人调查知青在广州偷单车，涉及他那辆扣押在逢源派出所的失车。为免日后麻烦纒身，黎灼明决定即时再起行。

急忙中没有像前两次那样，预先约好同伴「埋堆」接应。凭着对沿途路径熟悉，他决定单骑直闯边境。

他家对面是某国营单位宿舍，常常摆放很多公家单车，有些并没有上锁。

1972年8月8日清晨，黎灼明轻易取了一辆公交车（自行车），直上广汕公路。中午途经增城，急忙买了个大冬瓜，再取道经三江回到西头「炮楼」躲起来。

傍晚，陈已曦和彭勇阳等人收工回来，帮助挖空大冬瓜，藏上鞋、水泡、指南针和干粮等物品，再将广州骑回的单车换上之锋留下的单车。

之锋那辆车的车尾架较大，很象当地农民用车。他在车尾架上横放了一对竹篓，一边放上杂物房取来的旧瓷瓶作掩饰，另一边放上那个大冬瓜。

已曦和勇阳再协助他打扮，找来少辉和之锋的剩余衣物，穿上唐装衫裤、戴上可遮盖眼额的小圆帽，外观与当地农民无异。天未发亮，黎灼明握别挚友上路，村民都不知道他回过「炮楼」。

一出「炮楼」，向东越过干涸的排洪渠，经铁场边再迂回地按熟悉的路径前进。很顺利，傍晚到达龙华，在一处偏僻路边弃掉单车，抱起那个大冬瓜躲进草丛。

取出冬瓜内的物料，穿上鞋袜。天还未入黑，见四下无人，便急不及待地窜了上山，再依照指南针指引向西南奔逃。

天快亮时，估计已接近大小梅林，山腰的杂草丛中有一个棺材洞穴。一连骑了十多小时单车，又走了一整夜山路，疲惫不堪，更感觉膝关节胀痛得厉害。

一头栽进洞里，也不管蚊虫叮咬，便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已是黄昏，要不是下雨，可能会继续睡下去。

身处的位置已可遥望深圳河，河边有一个碉堡，周边是一大片稻田。想起上次在深圳被捕，押解去樟木头时，因为偷望对岸而挨打的情景，心情又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香港近在咫尺，可兴奋地尽情地望；

紧张的是，眼下连接深圳河的一大片稻田都在碉堡的监视之内，要越过这片稻田，难度很高，况且身体已精疲力竭，鼓尽余勇，信心仍不大。

待到天黑，吃了点干粮，他开始下山，山脚便是一小块接连一小块的稻田，一直连接到河边。晚造的水稻长得还不到一尺高，很难藏身，反而稍高的田埂长满了野草可作掩体。

他靠着田埂边，身体俯贴水田，抓紧田埂边的野草，像蛇一样向前爬行。动作就像军训时侧身匍匐前进，但军训时是在陆上，水田上做那样的动作就倍加吃力。

他干脆丢掉全部物资以减轻负担，反正已到最后关头，成功与否，这些物资已属多余。

那季节水田中很多水蛇，晚上觅食后会盘踞在田埂上「打雾」（睡眠），爬行中不时触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人和蛇都受惊吓而各自退缩。

有些受惊逃窜的蛇会反咬一口，他频频被蛇咬，被咬的地方阵阵刺痛。水蛇虽然无毒，但伤口内会留下蛇的细牙齿，十分难受。

约二百米的距离，很吃力地迂回爬了一个多小时。接近碉堡时，听到内面的男女民兵在谈笑，幸好正下雨，他们没有走出来巡逻。

终于爬过了最危险的地段，到了水田的尽头。河边长了一大片一人多高的荆棘丛，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惊喜已有先行者开出了一条荆棘路！踏着荆棘路顺利到达河边。

河对岸便是英界，有探照灯射过来，借着探灯光看到河面很窄，鼓起最后劲头，一口气游过了对岸。

最后的障碍是一堵两米多高的铁丝网，铁丝网顶部横向卷成圆筒状的尖刺。疲乏的身躯不知何来一股神力，一下子便翻越过去，只是双腿至今仍留下被铁刺深深刮破的疤痕。

黎灼明于1972年8月8日清晨从广州出发，10号晚已成功抵港，也算奇迹！

一进港境，便以「非法入境」罪被拘留调查，被扣查期间，早餐有牛奶面包，午晚餐有菜、有肉、有水果。

回想上一次在樟木头被囚跨越两年的惨况，香港的拘留所和大陆的「格仔」真有天渊之别，被囚人士仍有做人的尊严。

黎灼明在拘留所完成调查登记后，获发车资去自寻亲人，他大哥住港岛英皇道359号三楼。按地址找到，见是一间名为「金菊园」的酒楼。

他摸上去问侍应，被告知并无三楼，他以为记错了地址，于是转去找之锋，之锋比他早一年到港。

原来那栋大厦下面两层是酒楼，三楼以上才是住宅，各有独立升降机上落，灼明上错了非住宅升降机。

之锋住筲箕湾明华大厦，找到之锋比找大哥顺利。两人分别不到一年，各自经历不同艰险，有幸能在香港安然重逢，仿如隔世，激动得相拥而泣。

互相询问别后少辉的下落，知道两边都无消息，估算已经遇难，不觉悲从中来，为少辉的不幸惋惜。

1973年中，也是夏收农忙时段，下着雨，彭勇阳起行前和陈已曦道别，已曦想起两年前年少辉起行前也是在风雨中最后见面，不觉黯然，暗自祝祷勇阳起行顺利。

几天后天气虽然已经转晴，陈已曦心中仍然忐忑不安，在焦虑中又过了二十多天。

一天早上出工前，听到一名生产队干部发牢骚：「真不合时，农忙时候又要派人去公社！」

他透露，收到公社电话，要派人到铁场接回两名偷渡被捕的西头知青，一人是黎灼明，另一人是黎洪业（黎洪业两兄弟和父母一家因清理阶级队伍被疏散到西头）。

已曦立刻猜到是勇阳借黎灼明的名「报流」，当即找到黎洪业之弟黎洪云去接应。

两人分骑两部单车，赶在黄西大队干部之前到了铁场。已曦认识两位五中同学，他们很早被上调到公社，做一些抄写文件、宣传政策等文职工作。

他们消息灵通，告知近期被捕押回的偷渡人士都被送到九潭临时劳改场，当日会有一批遣送回原大队。

两人听后，又急速赶去九潭。抵达不久，见到勇阳二人刚好从劳改场逃了出来。

已曦向两人吹口哨打眼色，两人意会，分别跳上已曦和洪云车尾座架，四人分两车沿河堤坝奔向石龙。

不久发现后面有人背着枪追来，可能是勇阳两人前脚走，黄西的大队干部后脚到，发觉要领返的人逃跑了，劳改场的民兵立刻持枪追捕。

民兵轻装，已曦和洪云分别负载着勇阳和洪业，速度较民兵慢。还未逃出九潭，眼看民兵越来越近，快要被追上。

坐车尾的勇阳和洪业当即跳下车躲进河堤坝边的草丛，已曦和洪云则继续骑车向前飞奔，引民兵紧追，最后把民兵甩掉。

草丛中的两人看到追兵经过后，游水过对岸。其实两人偷渡路径和时间并不相同，只是各自被捕后在「格仔」相遇，成了逃狱的同路人。

两人浑身湿漉漉爬上岸，已进入了圆洲公社区域，沿路躲躲藏藏，徒步又走回到铁场石湾，找到黄召真，黄是刚被抽调到石湾粮油站工作的西头知青。

黄招呼两人吃饱后，勇阳打算返广州，洪业选择摸黑回西头，潜匿家中避风头，两逃犯暂且分手。

黄召真骑单车送勇阳到石龙火车站，赶上了最后一班往广州列车。

勇阳回到广州后不敢直接回家，住到纺织路区启邦家里，区是勇阳的同级同学，赤沥大队知青，又是多次被捕「卒友」，区的一家都很好人，常招待落难知青在家里暂住。

区后来与他姐姐有一段离奇经历，最终抵港，为免扯远，暂且打住。勇阳在区家住了一星期后回到生产队，他和洪业都没有被追究。

农民和基层干部都心知肚明，知青的到来，其实是分薄了他们固有的土地资源，如果知青偷渡成功，正合他们心意。

1972年9月新学年，洁馨被调回生产队，原因是早一年学校换了新校长。

新校长姓陈，曾在公社的不同大队学校当正、副校长。此人与当时掌管公社教育组的领导班子，都是五十年代广东南海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众人都称呼新校长为「陈主任」。

那时「主任」的称呼比「校长」尊贵高级，地区的最高领导职称都是某某（单位）革命委员会主任。

他对「陈主任」的称呼很受落。早已听闻此人倚仗与上层有很深的人脉关系，行事专制，容不得逆他意的人。

最要命的是，他私心重而品格差。曾经揭出，有位民办女教师被他长期性侵犯而哑忍的丑闻，都只是被调职，之后仍然以自私而专横的手段管治学校。被各校教师贯上「顺者昌逆者亡」的恶名。（我离开学校后，丑闻被证实属实，他才被降职。）

他带上老婆和三子女到任，刚好那年学校新加了两位知青教师，要加建教师宿舍，他一家要了两间大套房，又要求大队解雇了已多年为教师煮饭、很称职的厨房阿婶，由他老婆接替。

他老婆也不避嫌，公私兼顾，一边为教师煮饭一边为自家煮小灶，教师伙食变差了，但没有人敢哼一声。

为了显示他上任后学校的新面貌，他要求全体教师跟随当时政治气候，「全校学习解放军」。

清晨到操场集合步操，然后呼喊着当时流行革命口号，分成四小组到四条村去接学生回校上课，沿途要引领学生高喊革命口号。

一些领取国家工资、教职相对稳定的公办敎师对他的行径大都敢怒不敢言，个别则逢迎谄媚，事事迎合。

我们这些教职不稳定的、特别是一些已教书多年、体力已衰退、很难再干农活的民办教师，如要保住饭碗，最「明智」便是驯服地任由他操控。

我觉得陈主任简直是把教师当作小丑，没有理会他的新规定，也没有听从女朋友（洁馨）劝告，不把新规定当一回事。

性格使然，我坚持自己每天早上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二十分钟徒手体操、三十分钟沿着乡间小路跑步、然后冷水浴，早餐后精神抖擞地到校务处准备上课。

我开了对抗的头，一些老师也变得消极懒散；学生家长对新安排也有意见，通常年纪稍大的学生上学前都要帮家里做点家务，诸如喂猪、到自留地浇灌等农活，上学前都很忙，不想提早上学。

再且，很多农民都已讨厌动辄就呼口号表忠的举动。不到一星期，陈主任想营造的新面貌便无疾而终。他从未如此丢脸，他的恶权威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冲击。

一些其他学校的教师知悉此事，都好心提点我，那人报复会不择手段。果然，不久我便成了他很想拔除但一时又拔不掉的眼中钉。

因为我可能转为公办教师的传闻正甚嚣尘上，他对我无从下手，便转向我身边的人开刀。

其中有一位自黄西小学建校就从外乡招聘到学校任教、姓骆的中年民办教师，骆老师桃李满黄西，很受在校学生、已毕业学生、学生家长和学校同事尊敬。

只因他和我比较谈得来，校务例会上的表态又常常和我一致，而我们的观点又常与陈主任的观点相逆。

骆老师因此而招祸，尽管当时学校因缺人手而刚刚增聘了老师，骆老师仍莫名其妙地被辞退。他家乡很穷，回老家后再靠体力农活为生，经济收入骤减，境况凄凉。

陈主任的狠辣手段取得了杀鸡儆猴之效，我虽感觉愧对骆老师，他是被我连累，但我照样我行我素。

陈主任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妄为，除了因为一贯弄权手段到家，还因为得到主管文教的大队干部张某撑腰。

张某与我早有过节，那是下乡的头一年冬天，公社压下任务，各大队要派一定数额的民工到小金（博罗县山区）修水利。

那些苦差事无人愿去，于是，我们知青和地主富农子女便被派去充数。黄西大队的民工由张某带领，我们背着铺盖步行，张某骑车先到小金。

工地的环境十分恶劣，张某的安排横蛮无理，潮湿的低洼地上铺上稀疏的禾草，上面拉一张塑料胶布，便是住宿地，四面通风，那时已是冬天。

地主富农子女不敢吱声，知青中我年纪最大，遇到不平事我都是出头鸟。

我和张某顶撞，那时他虽然是大队干部，却没有直接管我们知青的权利，莫奈我何，但已留下牙齿痕。

后来我当了教师，直接被他管，便对我处处找碴为难，幸得上一任校长秉公维护，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卑鄙招数接踵而来，一进学校，因为由我主管新增的理化科和体育科，我曾因公或利用寒暑假的私人时间到广州购置大批化学科教学器材和体育器材。创办了化学实验室，在操场加建了标准的篮球埸及双单杠等设施。

我利用自己在文革期间自学的木工手艺，再购置一套木工工具，亲自动手制造安装了好些器材，大如篮球架及双单杠的支柱，小如化学实验室的试管架，为学校节省了一笔开支。

公社教育组的领导人员来巡视，我得到高度评价，因而很受教育组器重。

骆老师走后不久，刚巧遇上学年度查账，负责财务的姓刘女教师将我经手的全部、包括不属于该年度的购货单集成厚厚的一大叠，由张、陈两人监督，逐单核对实物。

那天，某星期六下午学生不用上课。在敎师宿舍对开的空地，全部教师都到场，我把放在我房间的化学科敎学器材，诸如烧瓶烧杯酒精灯等玻璃器皿及化学药品，以及一箱木工工具全部搬了出来，连同校务处的其他敎学物品，杂物房的足球篮球，堆成一大摊，那些器材大部份都经我手购买，所以由我协助一一核对。

其中几张国营化工原料商店的购货单列出有硫酸、硝酸、盐酸、镁条、石蕊、酚酞等化学品及检试剂，有些甚至不写中文名称，只写上化学分子式，他们根本不懂。

化学科的三酸两碱是化学实验课的最基本物品，都有很强腐蚀性，我要很小心拿出来对单。

越核对下去，他们就越显得不耐烦。本打算挑出骨头来整治我，但账目一清二楚，抓碴不成，反显得我对任教科目的默默付出。

两人满脸尴尬，哑口无言，显得灰头土脸，众人都知道所谓查账，其实是冲着我而来。

结束时，我对着两人怒目而视，郑重宣告，今后再不兼任采购，我房间的公物不再保管，全部搬回校务处。

不久，原本我保管得很好的物料，很多被陈主任老婆损坏或私用，那把木工专用的锋利的斧头，被拿去砍柴，变成一把崩口斧头；化学实验用的圆形玻璃水槽，也被拿去厨房私用 ……

报复没有罢休，洁馨又被借口只有初中学历而将她调回生产队。

其实，当时校内初中学历的民办教师还有两人，那两人的学历是乡村学校的初中生，没有受过师范培训，长期任教一二年级。

而洁馨是广州市一级中学的初中生，下乡后不怕吃苦，劳动出勤率高。又常被派去公社，代表生产队开会，再回生产队传达会议内容，都能胜任。所以被原生产队极力推举，进师范培训后再到校任教。

她是学校最年轻的教师，一进校便根据当时政策，被委任为学校领导小组成员，任教五年级语文兼任班主任。

又因为她在学生时代是田径运动员，性格活泼，课外和学生玩在一起，深受学生喜爱。

她任教的那班学生的整体表现，在全校各班级评核中被评为好班级，因而再被上调短期培训。她的教学潜能比很多乡村教师都高，却因我而失去了民办敎师职位。

不恰当也要讲一句：两人基于同一私怨，狼狈为奸。但冷静下来，其实我应多谢张陈两人，是他们促成我早点「起锚」。

我越过大队文教部，直接向公社教育组反映陈主任上任以来学校出现的不正常状况，对张陈两人不合理的所作所为作出投诉。

我思考，学校的现状并不适合我，继续留下，处身那种混账的政治环境之下，是在虐待自己，干脆辞职以引起公社教育组对事态关注。

反正，我有气有力，倒不如重回生产队赶牛犁田，心情远较在学校勾心斗角轻松。最主要的还是，我偷渡的念头从未消失过，学校相对优厚的待遇并不值得我留恋。

回想起来，当了几年教师，其实是我偷渡历程中的一段弯路。

如果不走这段弯路，我会提前「起锚」，或者会与少辉结伴，或者得以让两位母亲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儿子抵达自由彼岸！是命运，是天意。

1972年过了中秋节刚好一个月，母亲去世，我再无牵挂，我要把母亲下乡时的叮嘱付诸行动，让母亲瞑目！

我把我的想法和洁馨商量，她虽胆小害怕，但为了两人及将来儿女的前途，决意跟随，我们的想法也得到她母亲默许。

1972年至1973年寒假，我得到大嫂帮助，开出往龙岗路条，曾经两次单独到龙岗探路。之前，与我同生产队的学弟邹仔（他与前文提到的李邦耀同班），被调到广汕公路边的长宁旅店工作。

邹仔，义气仔，人面广，知我想偷渡，帮我找到一张地质学院出版的地图，我如获至宝，把中港边界的位置牢牢印记在脑内，再把地图交还给邹仔，留给别的同路人。

我确定在坪山（龙岗东面偏南）「埋堆」，位置比寮步和清溪优越好几十倍。坪山向南已很近海边，按地图比例尺计算，直线距离只有十多公里，都是山连山，预计翻山越岭，即使走偏了方向也只需两晚。

而且那里的正南方是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距离香港离岛的海程很远，估计很少人会在那里下水，可以估计陆上防守较松。

东南面有东坪洲，岛形窄小；西南面有曲岛（后来抵港才知香港地图标示为吉澳），曲岛在大鹏湾海中呈东西方向。

我心中暗自确定了明确路线，最终要在曲岛最东端上岸！只要成功「埋堆」上山，在山上遇到边防军和民兵的机会几近零。

「埋堆」日期定在学校暑假，预算我和洁馨从广州骑一辆自行车轻装出发，大哥大嫂和刚满一周岁的儿子（我侄儿）也预备一辆自行车在惠州大嫂的哥哥的家里等候。

因为一出惠州便有很多检查站，盘查极严，特别是出惠州十多公里的佛子凹那一关卡，有一个大麻脸检查头目，很眼利。

无数知青「卒友」栽在他手上，「卒友」给他起了个外号「豆皮佬」,有人发狠话，如果在广州遇上他，要取他狗命！

大嫂是当地人，满口客家土话，到时大嫂背着小孩与我同一辆车；洁馨会戴上大嫂预备的、帽缘有花布帘围绕的客家大凉帽，换上大衿花衫，装扮成客家姑娘，与大哥骑另一辆车。

有大哥大嫂和侄子掩护，估计可以避过检查。抵达龙岗后，再由大哥的岳父母带上干粮和其他偷渡物资接应，到时两老骑一车在前，我两另一车在后，到达坪山后再找到隐蔽的地方上山。

两老再一人一车折回，那时一辆旧单车也很值钱，如果学黎灼明那样弃车很可惜。

探路回来后，我向学校辞职，拒绝学校和大队文教部张某的极力挽留。张某其实也明白，接连几位好教师离校，是学校的损失，他也难向上头交待。

六月底我领取了最后一期工资，回广州和洁馨会合。洁馨对游泳欠缺信心，我天天加强催谷，先在泳池，再到珠江河，用麻绳拖着她和一个救生水泡，来回市区到石门操练。

七月初，大哥大嫂再一次到广州，和我们再次交谈行动细节，约定行动的确实日期，我们会于7月11号傍晚到达惠州，在大嫂的哥哥家中会合，歇一晚，第二天中午到龙岗公交车站，大哥的岳父母带上偷渡物资接应我们去坪山。

两老要早一天备好干粮，12号那天一定要提早到车站等候，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又没有证明，不可久留，否则很容易暴露。

细节谈妥后，大哥大嫂先回龙岗，把我们的偷渡用品带去，物品主要是指南针、救生圈、药品、和一条约两米长的麻绳。

麻绳预备在海上用，我和洁馨在珠江河实践过，我将麻绳一头打个死结套在肩膀上，另一头绑紧救生圈，我奋力往前游，洁馨在后面揽紧救生圈，配合我的蛙泳节奏登腿，帮助推进，居然可追过前面的泳者，游到石门。

天气好时，河上很多长途泳客，都是「卒友」在练兵，大家心照，见我俩游得快，都称赞「好方法，好体力!」；

麻绳也是翻山越岭时的备用工具。那时候，携带这类物品便会犯下偷渡嫌疑被捕，大哥大嫂有往返宝安的证明，大嫂又是地道龙岗客家人，被查的机会小，他们所冒的风险较小。

从我家到惠州足有一百五十多公里，如果载上洁馨骑车需要十多小时。为了避免太早过量消耗体力，我约好邹仔到他那里歇一晚。

10号早上我和洁馨在母亲灵前上香，拜别母亲。我骑上单车载着洁馨正式起行，从河南到沙河广汕公路起点有十多公里，再到广汕公路边的长宁旅店八十多公里，傍晚顺利到达，当晚邹仔备了一桌蛇宴，为我俩饯别 ……

随后的经历，一直到达坪山「埋堆」之前都很顺利，都能成功地完成事前所构思的步骤，只是低估了翻山越岭的艰难险阻，图标十多公里的距离消耗了五日时间，以至断了两日粮，要挖农民的地瓜充饥。

于16号晚深夜抵达海边又遇上暴烈台风「黛蒂」。后来才知道，下水时「黛蒂」已转为九号烈风。凭着我母亲的庇佑和洁馨母亲的祝祷，终能化险为夷，逃出生天，17号清晨登上吉澳岛澳背塘村。

到港后很快和相熟的偷渡知青联系上，已先后抵港的吴维忠、梁之锋、黎灼明等人都没有少辉的消息。

但黎灼明曾经听闻，当时少辉被解放军发现，不理喝令，继续逃跑而被开枪击毙。以此推测，当日除了李少辉和陈兴宏两人，可能还有同伴。我们曾经多年打听，可惜一直仍未知是否确有其人。

大家谈起昔日经「炮楼」进出的「卒友」，都或成功抵港，或安然返回，只可惜失了李少辉。

他是「炮楼」内体力最好的人，即使农忙时候，各人都很累，他早晨仍坚持把自制的木人桩当作模拟敌人，操练桥手，有用不完的精力。

黎灼明第一、二次的「起锚」的伙伴李艳萍、表姐陈赛甜及另两名男知青，最终都能到港，至今或仍留在香港，或已入籍美国，生活安逸，互相之间一直有保持联络，他们曾笑言：我们都沾了西头「炮楼」的吉祥瑞气！

一晃眼几十年，我围绕当年李少辉身边的朋友写下这篇记述，文中提及约三十人，绝大多数都是我直接认识。征求过相关人士意见，文中大部份姓名都作了技术性处理。

陈已曦很念旧，几十年来，他和李少辉家人的联系从未间断。从他那里知道，李少辉的大哥和父亲已相继去世，难得的是少辉母亲仍健在，89岁了。

少辉的妹妹结婚前后都一直伴随母亲同住，至今已三代同堂。我们这班朋友都已年过花甲，外貎体力都不复当年，但少辉在我们记忆里仍然是青春少年。

我们常聚会，谈到当年下乡与少辉的交往，勇阳叹息：「下乡前我早已经和少辉及他的家人很熟，下乡后一直和他同住同食，知青「分煲」后仍与他结成同伙煮食，直到失联。」

陈已曦为人重情，当年的点点滴滴都记忆细微，其中几件事他最深刻：

一，石湾抗命，我们二十人逗留十多天，最后一起到了黄西，其中梁之锋、李少辉、黎灼明等核心人物都到西头六队，交情特别深厚。

二，「同煲」半年，西头第六队男女知青，其中尊夫人（指洁馨）在内，同食了大半年，这归功于梁之锋的凝聚力。

三，三江送医，那次李少辉发高烧，我和勇阳连夜送他去五六公里外的三江医院就诊。陪伴过了一晚，翌日退烧再一起回生产队，少辉曾因手指甲有甲沟炎导致截了一小节。

围绕着李少辉，大家都有倾诉不完的记忆。

2016年3月初，陈已曦在微信群发话：「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趁少辉母亲健在，我们去探望她老人家，以解我们对少辉的思念。但人数要精简，尽量不要撩起老人家的伤心事。」

他的建议道出了大家的心意，约定2016年3月15日，一起去探望李少辉母亲。

我和洁馨及吕俊义提早一天从香港上广州，在约定的日子早上，会同彭勇阳和陈已曦，五位粤港两地的当年少辉好友，一同上到李少辉的母亲家。

他们敬和里的旧居已拆，迁到鳯凰岗革新路沙园旧城区，住三楼，无电梯。

少辉的妹妹和妹夫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少辉母亲的健康状况远比我们预想的好，89岁的高龄仿如七八十岁，难得的是起居饮食仍能自理。

勇阳慨叹，她几十年前的容貌轮廓仍在，改变了的是，她以前的白晢的肤色和修长的腰枝。青少年时，少辉体型外貌酷似他母亲。

2016年3月15日笔者夫妇与李少辉母亲合照

反而，老人家已认不出眼前这几位李少辉少年时的玩伴，但又清楚记得各人的名字，连勇阳的花名「犸骝」也记得。提到以前的旧街坊，她特别开心，整个上午倾谈甚欢。

直到中午，我们一起出外食火锅，老人家胃口很好，不择食，不戒口，难得的是她上落楼梯不用别人搀扶，比起我这个膝关节劳损退化的晚辈显得还要轻松。

少辉有这样一位高寿而健康的母亲，应感安慰。

午饭其间，少辉的妹妹提到一件令人不解的旧事，1976年知青陆续返城，街道的专区干部来她家作人口调查，询问李少辉的下落，不得要领之下，放下一句话「谁说李少辉走了? 李少辉仍在!」

此话不知会不会给少辉的母亲留下悬念：少辉尚在人间！

我不忍心动摇老人家心中对少辉的祈盼，我知道的现实是，她和我母亲一样，她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自己所记挂的儿子到了自由世界，此恨绵绵，长留人间！

我不忍心告诉老人家，2014年我们在吉澳岛鬼吊角立碑，纪念偷渡遇难知青，每年拜祭时我会默默呼唤：「少辉，你在哪边？」

友

记否

文革后

下乡放牛

无奈作楚囚

意相近成挚友

共筹谋高飞远走

陆路大兵军犬守候

投奔怒海身处鲨鱼口

无畏惧押上生死赌自由

曾思量同路携手瞻前顾后

步凶险踏惊涛前遭逢丁母忧

终失时机未能与君同步走

握别时相约香江再聚首

一别无音讯上天不佑

悲怆怆苦盼几十秋

同凶险未共自由

戚戚然心愧疚

再上孤山头

清香苦酒

诉离愁

听否

友

2016年4月17日

2016年4月20日，我和邓裕祥及另外几位老知青，在上环一酒楼商议5月1号到吉澳再拜祭知青碑事宜。

一见面，还未进入拜碑正题，邓裕祥就告诉我，他已找到最后见到李少辉的人。

原来去年听过吕俊义口述，他觉得，既然李少辉和陈兴宏是生死搭挡，而「摸子」梁能模与陈兴宏又是早已认识的老朋友、老同学，兼且又是各路偷渡知青中的活跃分子，推测梁能模与李少辉应该相识。

加上两人失踪时间相近，有可能同是那次遭遇不测的一伙不幸者。

近半年来，邓裕祥从「摸子」身边的朋友找寻线索，「摸子」的朋友也大都是邓裕祥的朋友，虽然已各散东西，他们大都是小港新村电讯宿舍从小玩到大的老街坊，感情深厚。

线索从香港追寻到大陆，再追到海外。终于寻找到一位失联近五十年的儿时玩伴。他名叫罗瑞燊，现居加拿大，是他最后送李少辉、陈兴宏、梁能模等四人到清溪「埋堆」。

后来发现梁能模的尸体，其余三人音讯全无，此事令他愧疚。自责是他「送走」了他们，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邓裕祥把罗瑞燊的加拿大电话号码给了我，叫我直接和他通话，了解详情。并已预先向罗瑞燊作了介绍，告诉他我想将那段历史记述下来。

2016年4月22日下午，我接通了罗瑞燊的电话。

我：「罗瑞燊你好，我是邓裕祥的朋友，听说你认识李少辉和陈兴宏，你又是最后见到他俩的人。之前我听另一校友吕俊义说，他俩本来计划在寮步上山，因为陈兴宏的弟弟是走那条线成功的。我很想知道他们最后的遭遇。」

罗瑞燊向我细诉：「我和李少辉、吕俊义都是五中同年级校友，都下放到博罗不同地方，因为偷渡而常走在一起。命运安排他俩一成功、一遇难。而我一共偷渡十一次，失败十次，第十一次在1989年，用另一种方式成功到了加拿大。相比李少辉、吕俊义两人，我和陈兴宏、陈兴伟两兄弟更熟稔，我和阿宏自小在同一托儿所长大，他父母对我很好，把我当儿子看待。」

对方的声线洪亮，不似六十开外的人，但说到兴宏父母，声音明显减弱了。

他续说：「他们那次起行还有另外两人，一是我的一位姓梁的老街坊，因为腮边长了颗墨痣，被街坊起了个外号，叫「摸子」，另一人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我落户湖镇，那次他们四人先在湖镇集中，我再和另外三位当地农民一起，送他们四人到清溪「埋堆」。「摸子」门路很广，清溪那条路是由「摸子」搭通的，而且，「摸子」已先后引领过十多位知青从那里上山，都能成功。那天傍晚，我目送他们四人躲到山上，才和三位农民折返湖镇。」

「清溪位置确比寮步优越，这么好的路，那时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走？」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那时第七次失败被捕，刚刚出「格」（出狱），身体很弱，手臂还带着伤，不想要他们沿途照顾，拖累他们。

送走他们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位与我同样倒霉、常常进出「格仔」的同大队知青，那知青刚刚又在边境失手被捕，被囚禁了两个多月后被放出来。

他告诉我，在边防被拘留期间，一天早上，被民兵押去收尸，在边界海边发现「摸子」的尸体，看样子死去不久，死状并不难看，仍然是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腮边墨痣。」罗君说到此，突然无语，停了片刻。

我：「那位知青能够为难友收尸，功德无量！不知他还有没有见到其他相熟知青的尸体？有没有留意「摸子」是溺毙还是被枪击毙？」

罗：「那知青对我说，当时他和另一被囚人士，把「摸子」的尸体抬上一辆平板车，推到附近一条村边的一个停尸间，再抬下「摸子」尸体便实时被民兵喝令离开。停尸房间内很昏暗，刚一进入，片刻间感觉眼前一片漆黑，眼睛适应后，隐约见到地上一字形排放了十多具尸体，根本不能细看尸体的容貌，无从辨认出少辉等人是否在其中。尸体没有防腐，隔一两天会被运去深圳火化，不会一一核实身份。」

他继续：「年代久远，我已和那位插队湖镇知青失联多年，已无从考究陈兴宏和李少辉是不是也摆放在停尸间内。也无须考究「摸子」他们是被枪击毙还是溺毙。反正是我送别了他们。因此我一直内疚，无法面对陈兴宏父母，几十年了，再没有去见两老。只是后来到了香港，才把此事告诉陈兴伟。」

说到此，对方哽咽，停了下来。

跟着，罗瑞燊又补充了他对陈兴宏的回忆，他们两岁在同一托儿所，四五岁又一起跟师傅练武，练习北派武术。

陈兴宏外形瘦小，但很灵活，很喜欢与人「讲手」（比试，切磋），比试时，常以跳跃翻滚动作左闪右避，一下子会突然反击取胜。他的前、后空翻技巧，可达专业武术水平。让他上了山，便有若脱兔，很难捕捉。

而我认识的李少辉，进攻型的武术高手，他曾经试过扎起马步和农民角力，两个精壮农民也未能把他推移。我相信，如遇追捕，凭他的健硕体格和武术技巧，可反制等闲的民兵或军人。

至于「摸子」，他和邓裕祥、罗瑞燊都是从小玩到大的街坊，都公认他外表眉精眼企、内里足智多谋。

他们几人，绝对是当年的偷渡知青中本领高强之辈，是偷渡精英。他们那次结伴，绝对是成功机率极高的组合。但却「鸟飞无痕」，令人唏嘘。

上天安排李少辉等人罹难，他们无言地替同路人领受了命运的不公，承受了幸存者的厄运。

今年是五一吉澳拜祭第三年，头一年立碑，有五十九位长者知青参与；去年拜祭，租了一首一百三十人的船，结果因参加人数太多，要冒险超载；

今年再拜祭，租了一艘二百人的大船，有老知青专程从国内及海外到来，有人带同妻儿参加 ……

大船不能直接停泊立碑地鬼吊角，只能停在海中，再用舢舨接送拜祭人士。

我和去年一样，放弃乘坐接驳舢舨，徒手游去立碑地，往返全程蝶泳，难与当年在黑夜中、九号风球下海中搏斗相比，毕竟已是奔七的老人。

游上拜碑地时，除了还有一丝当年成功的喜悦，更感触的是，冥冥中罹难朋友为我们承受了没顶之灾、为我们背负了不幸。

拜祭时，身旁几位都是五中校友，一位第一次参加纪念活动的女同学陈小微，她很感慨地说：「很难得这群有心人的情义，死难者的亲人都未必能到来拜祭。」

另一位男同学、「卒友」陶秦华响应：「对那些遭遇不幸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每每想起他们无声无息默默葬身大海，尸骨无存，心里都有深沉的痛楚，四十多年来仍挥之不去，自己能活下来只是上天的恩典。今后只要有生之年能走动，我都一定来拜祭，是责任也是义务。」

我见到陶秦华眼泪夺眶而出：「张国源、何厚培，你的同学来看你们了，你的校友来你们了。以后每年都会来看你们！」 肺腑之言，诉尽心中酸楚。

陶秦华是性情中人，他呼唤的张国源、何厚培和他本人，是高中同班同学，三人也是我高中时同级的邻班同学，我们几十年前已相识。

初到香港，陶秦华经常梦见两位遇难同窗。他本身信仰伊斯兰教，但仍请了两位台湾尼姑，按佛教仪式做了一场法事，超度两位同学，希望他们安息。

多年来，陶秦华仍致力追寻两人遇难前后的真实情况，有心记下他们经历。问遍以前同班同学，亦无人可回答片言只语。

意想不到，这次拜祭活动之后现了眉目。陶秦华结集了当日拜祭时摄下的一些照片，制成了一辑相册，加上旁述，旁述提到张国源和何厚培两人的名字。

相册一放上网，立刻引起一位远在多伦多、原广州一中姓梁的同学回响。

原来梁君当年与一位叫霖哥的一家，同住广州旧居吉祥坊二楼，霖哥是张国源舅父，而张国源又是梁君在一中的初中同学，自小就常上他舅父家和梁君玩。

张国源高中转去五中，大家都经历了1966年文革、都逃不过1968年上山下乡的命运。

1972年约4月底，张国源和最年幼的弟弟，仅二人「起锚」，此事他们有向舅父(霖哥)说，但不清楚他两兄弟走什么路线，曾有人说他两兄弟遇鲨鱼、遇溺，但终无证实。

不久，梁君到了香港，受到霖哥所托，继续访查两人下落，都无结果，他两兄弟在山或在海中遇难都无人知晓。

后来，霖哥夫妇二人因女儿阿冰嫁到多伦多市，最终也入籍加拿大，早几年病逝，临终都找不到两位自小疼惜的外甥下落，抱憾终生。为此，梁君也一直耿耿于怀。

张国源有兄弟四人及一最细妹妹，其中一位弟弟张国正（和邓裕祥也相识）早年成功抵港，以难民身分入籍美国，也在近年去世。

至今仅他二弟和细妺二人在世，居于纽约。陶秦华正设法联络他们，以了点点心愿。

一辑相册，又再勾起了梁君对朋友几十年都放不下的追思，尽管大家都是有心人，他也要越洋向素不相识陶秦华说声谢谢！也代表张国源仍健在的两弟妹的谢意。

今年五一到吉澳拜祭之后，群内有人建议收集偷渡遇难知青名单，再仿照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形式，树立大理石墙，刻上他（她）们的名字。

此建议敢情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希望罹难者在他们当年向往的地方有一处安息地。但现在要实行可能难度太大。

我们立碑，与传统的乡村风俗有抵触，因而会被阻挠。我们曾构想，在石碑旁再立一块祭文碑，为此，今年初与吉澳某村长在大埔某酒楼聚会，他回复，叫我们放弃再立碑，说现有石碑已与原居民的风水习俗有抵触。

他提到，有村民认为，我们2014年立碑之后，加重了附近的阴气。尽管石碑隔山隔海远离村民居地；尽管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近期有老年村民去世，他（她）们的后人也怪到我们所立的知青碑上。

当时我回应，我们的行为是为了不让罹难朋友的经历被烟没，是义举，不是阴气，是正气！

我们一班幸存者已届垂暮之年，不能预测我们亲手树立的知青碑能否永远屹立。这是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的纪念偷渡罹难知青的纪念碑，有生之年，每年我们都会去立碑地拜祭。

中国的知青历史不应以「无悔」为主流，我们的经历应由我们自己来写。笔录、口述，补回被回避的篇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罹难朋友的道义。

2016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