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在草原

CCTV.com消息（记者多国丽）：见到曲折，是在他的公司里。面前的曲折，穿一件灰白色格子衬衫，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声调沉稳平缓，脸上挂着的始终是安静的微笑，像一个在八十年代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种朴素的知识分子或基层干部。

然而，就是这个朴素的曲折，沉浮“商海”已近二十年，现在依然没有停止追求“理想”；而在文革年代，他更鼎鼎大名，是一个有着某种象征意义的人物，阅读网上所有有关他的资料，给予他最多的称号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

采访曲折的这个下午，恰恰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内蒙是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地方，因为从1967年到1983年，他曾作为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过16年。

1967年10月9日，20岁的曲折很早就起床了，这一天，他要带领着郭兆英、王紫萍、胡志坚、鞠颂东、金昆等九名同学来到天安门广场前，准备做离京赴内蒙前的告别宣誓。

这是一次自发的行为，但出乎曲折意料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与北京市劳动局专门组织的欢送队伍。在如同节日般热闹的气氛中，由曲折领誓，一行人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高声念出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份在现在看来充满着空泛口号的誓词是曲折10月5日凌晨写的。其实，这一天才走，曲折是觉得走晚了的。还在上初中不过14岁的他，就萌发了到农村去的想法，不过是由于学校老师的劝阻，未成行。

“当时想的简单，一是我们需要和工农的结合来提高自己，二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农村的面貌。”曲折说。而在当时，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50年代末回乡知识青年的典型无疑又给他一种榜样的作用。

1967年的春天，曲折有这样一个计划，到新疆的拜城办一所红卫兵大学。但很快，他否认了这个设想，他认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是不能构成无产阶级教育阵地的。

在北京市劳动局的协调下，曲折最终确定了插队的方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按照曲折的描述，他当时是“兴高采烈”地离开北京的，没有半点不舍家里的心思。甚至，他是把户口取出来了，走前几天才告诉的父母。

因为，“那里的感召力太强了，恨不得马上就到那里。”当时到了内蒙后，当地的一份报纸让曲折谈谈思想转变的过程，曲折说，“哪里有什么思想斗争”。

曲折一行十人坐着车达到内蒙草原的10月14日，已经是内蒙的秋季，一眼望过去满目是荒凉的颜色。看着车窗外连绵的黄草，曲折兴奋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我施展的地方，太适合我了！”

曲折等人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来自中央的肯定，《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媒体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后来，曲折还作为知青典范，回北京作了十几场巡回演讲。

让曲折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之后，“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

在内蒙插队时意气风发的曲折

1967年10月14日傍晚，曲折一行终于到达白音宝力格公社。一股新鲜的，纯朴的草原风情向他们扑面而来。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曲折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为他们烧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牧民，为他们开别开生面的欢迎会。

“奶茶这么好喝，羊肉这么好吃，牧民这么热情，觉得比北京的生活还要好。”草原的生活超出了他的想象，本来，他是准备到“没有吃，没有喝”生活艰苦的地方去的。

一周以后，男女知青被分成两拨到两个配种站工作。曲折在北京没有学过放羊、配种方面的知识，到公社以前就到呼和浩特的农学院借了好多书，认真钻研了好一阵。

这是这样的一份工作，头年的11月份，曲折们要为成年的羊群做好三个环节的工作，采精、精子的保存、受精。做好这个工作后，第二年的三月份，他们就可以等待小羊羔的出生了。

回忆起这一段与羊群为伴的日子，曲折是非常快乐的。过了严冬，三月份的草原天气变暖，鲜嫩的草也渐渐长出来了。这时小羊羔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羊妈妈吃了鲜草，奶水充足，它的小羊羔们在这时的成活率是最高的。而在冬天，草枯黄了，羊妈妈吃不饱，在这时出生的小羊羔大多都死了。

在放羊的过程中，曲折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帮上了他的忙。他发现羊很害怕天上翱翔的鹰，因为鹰很喜欢啄羊的眼睛，被啄了眼睛的羊倒在地上，流血不止，没过多久就死了。于是，他在轰羊的时候发出鹰“咕咕”的叫声，羊一害怕，就跑掉了。

曲折有一匹黄色的坐骑，他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特木其日”，奋斗的意思。每次他在给马喂料的时候，都叫这匹马的名字。长期以往，马也就对“特木其日”的发声有了反应。

曲折到牧民家喝茶，也不拴马，让马自己去吃草，喝完茶后他在蒙古包前长长地叫一声“特木齐尔”，马就“得得得”地跑过来了，非常听话。牧民们都疑惑不解，但曲折明白，这就是巴甫洛夫学说中讲的信号反应。

到了草原后的不久，曲折就决定办一份叫做《草原新牧民》的刊物。按照曲折的解释，“新牧民”与“老牧民”相别之处在于，在于知识这一块。但是只办了几期，他觉得这份汉文刊物对只会蒙文的牧民来说影响不大，就停刊了。

但是，还是要用某种形式把知青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是他牵头，找了一个硬皮的日记本，做了一份“知青日记”。10个知青每人写一天，10天一个循环在知青里传递。

这本日记里记录的大多是自己的工作学习的体会，对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某个知青的批评。曲折说，被批评的知青为了表明自己改正的决心，甚至在日记中写血书。

当时，知青已经分散地住到了牧民家，知青之间最远的距离有四五十华里。但在曲折眼里，这不算什么困难，在空旷的草原上策马扬鞭，也许一盏茶的功夫，日记也就传递到了。

草原辽阔，人烟稀少，寂寞是知青们普遍都要遭遇的问题。但曲折却说，他们这10个知青都很忙，是来不及寂寞的。

当时，生产队里经常开会，学习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帮知青骑在马上去开会，走一路，唱一路，大家都很快乐。

即使是身上长虱子这样的事，听曲折讲来，也是饶有趣味的。在草原上，洗澡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往往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洗不了一次澡，于是身上就会长出许多虱子，浑身痒得难受。

后来他们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晚上睡觉脱了衣服后，让额吉把衣服拿到蒙古包外面冻，零下30几度的气温下，虱子就会冻成小冰碴，早晨拿柳条往衣服上抽，虱子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了。这样可以舒服几天，周而复始。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曲折和其他知青们身体都很好，很少有人生病。

而且，幸运的是，曲折与这个公社的知青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饥饿。曲折当时每个月有12块钱的收入，包括肉食、奶食与粮食，吃饭花六块多钱，穿衣平均每个月两块钱。1968年底，曲折还向公社捐献了三百块钱。

2001年在锡林郭勒盟

与50年代末上山下乡典型侯隽合影

知青刚到草原后不久，都被分配到牧民家里住，在年轻的牧民桑布的强烈要求下，曲折住到了他的家里。

第一天到桑布家，桑布怕曲折寂寞，就把他的妹妹也叫过来，三个人加上桑布19岁的小妻子吉米色，四个人唱啊笑啊，但曲折说，“我不懂蒙文，桑布一家不懂汉文，大家说了什么其实都不知道。”

后来，喝水喝多了的曲折想上厕所。但是他却发现，他出了蒙古包，吉米色也出了蒙古包，他往前走，吉米色也跟着他，笑眯眯地看着他。

曲折心想这可怎么办呢，他一看一公里以外有个小山包，赶紧跑，果然，吉米色跟不上了。第二次曲折上厕所，吉米色仍跟着。他想，这可坏了，每天跑这么远上厕所那得累死。

第二天，曲折骑马去找队长。队长听明白了，问，桑布家有没有狗，狗咬不咬人。看着曲折做肯定的回答后，队长哈哈大笑，曲折这才知道，女主人吉米色是怕狗咬他，帮着他看狗。

只在桑布家住了三个月，曲折就与另一名知青搬到了一位老人家里住。这位老人离了异，孤身一人生活，时间长了，三人的关系就如同父子。老人曾经握着曲折的手说，等我死了，家里的一切家当都由你们来继承。

大部分时候，牧区是平静与单纯的，但是，从1968年初，文革的风暴也席卷到了这里。这就是造成当时有1.16万人被迫害致死的内蒙古“内人党”冤案。

1968年10月的曲折正打完准备献给即将到来的毛泽东生日的三口井，军宣队找到了他，希望作为公社革委会常委的他能到公社去主持工作，因为公社的好多干部被“挖”，都被隔离审查，当时的公社已经空了。

曲折到公社的时候已经是1969年初，当时形势非常恶劣，许多干部群众被关押，被“隔离审查”，逼供现象十分严重。曲折知道这是政策上出了问题，但是他无力扭转局面。这种状况，到3月中旬才停下来。然后曲折回到了生产队。1969年中央“五•二二批示以后”， “内人党”冤案开始平反，曲折又到公社接着主持平反工作。

这时，公社的一个做毛凤武的临时工出现在了人群中，他拿着匕首挤进人群，脸色红红的，明显是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他一把揪住曲折，大声说，“你要给我解决问题！”他晃者匕首，人群吓得纷纷让出了一条道，毛凤武迅速地把曲折拖出人群，一直拖到离人群稍远的地方，他才收起匕首，对曲折说，“快走吧，你们队的牧民接你来了！”

曲折这才恍然大悟，围观的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情形急转直下，再想围过去，曲折已经跑开了。

在形势动荡的年代里，曲折有过被批判的时候，包括在公社主持工作期间，他把很多原本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都承担了下来，这给他的将来埋下了危险，文革结束后，他曾被长期停职接受审查。

然而，曲折却说，他的整个知青时代是快乐的。即使在危机四伏的公社主持工作期间，工作上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见识。

他说，那段时间他做了许多不该他做的工作。比如说，为牧民打离婚。牧民夫妻找上门来，但曲折从来没有处理过类似的事情，打电话到西乌旗政府去，县的回答很简单，“你就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来处理吧。”

尽管从小就读毛泽东的著作，但著作里如何处理离婚案件，曲折也不知道。他只好把公社搞民政的、搞牧业的干部请来大家一起讨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办理了三起离婚案，其中包括代理达青牧场、军马场的离婚案。

也有牧民要结婚找上曲折的。两个人见到曲折，塞给他一把糖或一把枣，笑嘻嘻地说，把这事办了得了。

曲折纳闷，什么事？知道对方的意图后，翻箱倒柜找到了结婚证书，让两个人按了手印，“这事”就算办成了。

1971年，在草原生活了四年的曲折已经打算一辈子扎根边疆了。当时的他对公社的发展有一个蓝图，他希望在自己的手上，看到草原上树木成林，以及优质的牲畜成群，他真真切切地想要改变公社的面貌。他和其他知青已经在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工作。

但是一纸调令下来，让曲折到锡林郭勒盟工作。曲折没有理会。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走的心思，走了干什么去啊。

但是军管所的领导对他说，是你听党的还是党听你？这已经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于是，他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草原，到机关去了。

在机关工作了十多年后的曲折，1983年，因为与爱人两地分居已经超过五年，顺其自然地，按照政策他返回了北京。

右起：郭兆英、赵耘、邢燕子、董加耕、曲折。他们都是当时知青中的典型与“名人。”

对于曲折来说，十多年的知青生活是一段“为所欲为”的岁月，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要做的。“为所欲为是做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他说。

对于他来说，那还是一段充满理想，朝气蓬勃的时代，所以他说，如果他来写知青，一定会给后人描绘出一个有追求、情操高尚、健康积极的知青群体。因为，“知青的主流是健康的。”

所以，尽管已经离开24年，但他发现，与那片大草原的感情是终生都割舍不断了。2003年，他下大功夫设计了一份科研报告，想要在西乌旗建立牛胚胎繁殖基地，初步解决解决草原牧民遇到的畜牧与草原退化的两难矛盾。这是他的理想之一。

但是，由于资金的问题，这一计划迟迟未能成行。

曲折说，在草原上生活过的知青大多有“草原情结”，草原教会了他们实实在在做人，现在，他们也应该回报草原了。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