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亚新

延川县因乾坤湾而闻名于世，而这里也是知青之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近3000名知青在此插队落户。这些知青中出了不少成就斐然的作家，从他们的回忆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得以回顾那些难忘的知青岁月……

作家厚夫在回忆北京知青时写道：1969年2月初，也就是农历的1969年春节前夕，这些北京知青乘着西去的列车，一路向西。到西安后，乘火车到煤城铜川；再从铜川乘汽车到延安。到延安后，地区按照指标先分到各县。到各县后，县里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庄。这样，北京知青像下阶梯一样，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县城，再由县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据资料介绍，当时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队长们赶着毛驴车从县城接回村里的。我的家乡禹居大队梁家沟村，虽说在公社所在地，属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子，但当时一不通公路，二不通电，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与北京城简直是天上与地下之别。那19位从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后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过“生活关”的考验。

头一年，知青们吃公家发下的粮，他们往往前半个月管饱吃，后半个月饿肚子，没有调剂观念，也不会节省过日子。

爷爷说：“这些知青像星星一样从天上撒下来，撒到咱这山沟里。他们来时，用面包喂狗、饼干喂驴，把韭菜当麦苗哩……”我们这小山村里的孩子怎也不相信这事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面包与饼干都没见过，而从爷爷的讲述中，那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种东西了。至于把韭菜当麦苗，这更让农村孩子们好笑。在孩子们惊讶感慨后，爷爷又说：“这些娃娃原来什么也不会，可只用了半年功夫，锄镰老镢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沟里条件不好，这些娃娃们可受罪了！”

陕北方言，把“干活”说成“受苦”，把农村人叫做“受苦人”。“文革”时期的延川乃至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队延安初期，延安广大农村仍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饭都吃不饱。

土窑洞里既没有木板床，更谈不上席梦思，只有一盘小土炕，多人挤到一起，卫生条件自然无法保障。在陕北农村，人们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数的几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不洗澡。农村人又没有换洗衣服，这样虱子、跳蚤这些穷人的寄生虫就尾随而至。

北京知青来到农村，不服水土首先表现在对于虱子与虼蚤的抵抗能力差。这些机警的小虫们，嗅到与陕北农村人不同的人体气味，往往能准确地捕捉目标，群起而攻，饕餮大餐。习近平当年曾在距我的家乡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接受过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当年在延川农村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深刻，“当时跳蚤搞得我们痛不欲生。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在当时的陕北，虱子和跳蚤几乎是家家无法驱除的寄生虫，知青们也一样。久而久之，他们适应了这种“虱子多了不痒”的生活。

再说吃的问题。母亲说，这些知青们当时受了罪，经常有时候连饭也做不熟，她那时经常帮女知青们做饭。

延川著名知青丁爱笛说他曾一连吃过三个月的辣椒面伴饭。他说能吃三个月辣椒面伴饭，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看来，知青们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艰，是从吃与住开始的！

1969年1月，史铁生与清华附中初64-3班十二位同学辗转来到延川关家庄插队。

清华附中学生是住宿制，早已习惯集体生活，但村庄的困苦和孤独还是令他们不适。与史铁生同住一个窑洞的孙立哲承认当年宏伟的理想过后，有一种无法挽回的失落和茫然。他回忆，那时没有柴，窑洞里寒，大伙睡凉炕睡不着，有人找到一个好办法，就是用大衣裹着脑袋，有嘴里的哈气，就不觉得冷。

知青刚来时国家负责供应主食半年，一月45斤，知青吃午饭时老乡都借机躲起来，知青就想法掰半个馍给老乡。

这批知青来到延川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村民说以前到了这时节最难熬。白天干活，中午还能吃顿干饭，下午就只有稀汤饭，还美其名曰：吃干饭没用，会压坏炕板石。稀饭入腹，不待傍晚已是腹中咕咕。人们抓撮盐，开水一冲，一碗盐水入腹，趁着腹中饱胀倒头便睡。

为改变农村穷山恶水的落后面貌，知青们白天大干基本农活，晚上打坝夜战，十分辛苦，即便这样成效依然很低，因为用的多是硬轱辘手推车，有时车轮陷在土里根本推不动。知青林拴志给党支部建议用胶轮车提高劳动效率，党支部商量决定购买六辆胶轮车。车买回来，林拴志自己动手把它们一台台安装好投入使用，运土速度果然比先前快了很多。到了秋天收割庄稼时，社员们要用木锨扬场，有时候就是没有风，一直到天黑也不能扬出去。林拴志又想，要是有台扬场机该多好，于是他把想法和党支部说了，结果党支部大力支持他，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台，但当时村里没有电，根本无法使用机电设备，最后只好用木架结构，安装皮带轮，用柴油机带动，试用后效果确实不错，一大堆粮食没用半小时就扬完了。但好景不长，由于扬场机是木制结构，柴油机转速又快，没用多久就散架了，这让大家很是失望了一阵。不过社员们也从中看到，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提高农民的劳动效率。

知青史铁生

史铁生到陕北才18岁，在贫瘠的村庄，史铁生的多才多艺还是体现得十分明了。他带去一箱书籍，会针灸，知道一些中医知识，爱吹口琴。会写一手好隶书，在厨房门框贴上红底黑隶“御膳房”字样，在自制棋盘的楚河汉界写了句工整隶书：“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

史铁生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业是给村里当画匠，画家具。他本身有先天性腰椎裂柱病，村里人给他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农活。在艰辛的环境中，史铁生做事始终敬业和细致。“让铁生喂牛，既是照顾他身体不好，同时也相信知青不偷牛饲料。耕作时牛要加料，要把黑豆泡软，撒在草料里，是非常细的活。牛棚四面通风，半夜三更加草是很受罪的，有的老乡偷懒，而铁生从来不会。他们队里的牛养得好，其他队的牛不如它。”谁也不曾想到，他在拦牛时遭遇一场瓢泼大雨。大雨浇透了他，让他发烧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才酿成后来终日以轮椅为伴的大患。

史铁生以后在自己作品选的封底淡淡地写了这么几句话，算是对“清平湾”生活的一个悲情总结：“插队期间努力劳动，种了一年地，喂了二年牛，衣既不丰食且难足，与农民过一样的日子，才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三年后小疾衍成大患，双腿瘫痪，遂转回北京。”

上世纪60年代，清华附中是大批干部子女的聚集地，也是红卫兵运动的萌发地。这些学生将在学校里就已具备的“精英意识”带到陕北农村，在经历了1966、1967年的杀伐纷争后，许多人抱着浮士德改造世界的情怀。

来自清华附中在延川插队的作家陶正曾说：“我当时的全部感受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干’，嘴里还得说接受教育，心里念叨的是改造农村改造中国。陕北穷，落后，能大有作为，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17人编成一组，专挑荒僻穷困的地方落草扎根。”

“如果北京知青没有来，路遥和我们这些人的人生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就一辈子当个农民。”路遥和习近平是插队时的朋友。陕西诗人曹谷溪对《博客天下》说，他认为北京知青给延川这个闭塞小县城带来的冲击巨大。

“我们这儿的人看到北京知青刷牙，指着说‘你看这个娃娃在嘴里掏什么呢？’有知青开玩笑，‘要不是我们北京知青，你们连刷牙都不知道’。”延安知青文化网站发起人之一拓随娃告诉《博客天下》。

赤脚医生孙立哲

孙立哲是在关庄公社插队的清华附中学生，他的父亲是位医生，他耳濡目染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医学知识，到延川后，成为当地知名赤脚医生。他敢在擀面案板上做阑尾切除手术、妇女子宫大出血手术。他的事迹很快在县里传颂开来，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户晓的“救命菩萨”。据说当时的卫生部不相信一个赤脚医生有做过三千例手术的神奇事迹，专门派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实地考察。黄教授考察一个月后，得出孙立哲的医术相当于一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三年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的结论。这样，孙立哲名声大震，《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他的事迹，当时的中小学课本也登了他的事迹。1974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那时，孙立哲已经出名，乘着一辆草绿色救护车到处巡诊。他来到梁家沟村，给村里一个叫“寻吃”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里大人、小孩听说孙立哲到村后，竟把寻吃家的院子围得水泄不通。

陶正，也是当时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华大学高中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延川关庄公社鸭巷村插队的。陶正来陕北，一没带多少衣服，二没带像样的被褥，却在一个脏兮兮的军大衣里包来一部油印机，在插队的小山村办了一份油印小报。由于有人反映这小报有问题，当地主管领导要求去核实，曹谷溪就是奉命去查的两个人之一。两人一遇，竟相见恨晚，直谈得昏天黑地。这之后不久，延川县就有了本标题为《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诗歌集。虽然署名为“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集体创作”，其主要编创者就是曹谷溪、陶正、白军民和日后名满天下的路遥。

这本小书就是延川作为诗歌县的定鼎之作《延安山花》的初稿，日后作为内部期刊《山花》的“史前版”。《山花》的创刊，开创了延川文艺的“山花时代”。从此，以路遥、曹谷溪、闻频、陶正、荆竹、海波等人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国当代文坛。陶正当时最有名的诗歌，是与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

1970年，从小喜欢唱京剧的北京知青杨世杰因为一次全县的文艺汇演而崭露头角。延川县将他调到县里，临时组成“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此前的杨世杰因为瘦小，担粪上山痛苦不堪。1971年，杨世杰所在文艺宣传队成为正式宣传队，定编定岗。路遥也进入宣传队正式担任创作员，撰写剧本，“文艺宣传队成为路遥创作的源泉和襁褓。”杨世杰说。

北京女知青董靖和韩美芹因为有跳舞以及唱京剧特长，进入宣传队。宣传队深受基层群众欢迎，宣传队的知青去各大队演出时都能遇到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他们拿出最好的食物，甚至宰羊来款待宣传队。

陶海粟毕业于清华附中，当年是共青团县委副书记，张家河公社书记。有一年秋天，由于雨多路滑，种小麦的化肥迟迟送不到公社，陶书记急了，在喇叭里通知所有青壮年农民步行到城里背化肥，第二天便有上千名泥腿子浩浩荡荡冒雨进县城。陶书记领着这些农民，从农副公司库房一包一包地往出搬运。这一举动使当时的县革委会大为震惊和感动，立即抽调人马，于三日内将所需化肥全部突击运送到位。

在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丁爱迪，插队第二年就当上了队长。他看到社员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心里很着急，便心生一计。一天一大早，他挑着一挑粪上山，顺便提着一杆秤。在上山送粪的必经之路，每来一个社员，他就拦下把所担的粪称一称。这下露陷了，有的壮小伙子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婆姨挑了足足100多斤，最多的满月婆姨挑了150斤还多。谁要是不服气，他就让称称自己挑的那担粪，有145斤。

晚上召开社员大会，丁爱迪宣布，凡挑过100斤粪的社员，一年工分按10分计，不够100斤按比例减。几个挑不到25斤的男人每天工分只有两分多，而几个平时最多只能挣六分的婆姨居然挣到10分。

丁爱迪这一按劳分配尝试在队上炸了锅，得到多数社员支持。当年，队上就获得丰收。丁爱迪由此名声大噪。

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9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渗透到十多万人口的延川县的各个领域。那时，许多知青已经开始参军、招工、上学，纷纷离开延川县。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也成为民办教师、公社专干、文化馆专干、宣传部干事等。当然，北京知青与当地青年通婚现象也不在少数，有当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

陶海粟当公社书记期间，为人和工作表现都十分出色。记得有一位农民在参加农田会战中不慎扭伤了脚住进医院，陶书记亲自买了糖果去医院看望，仅此一举，不知使多少老百姓受到感动。陶书记的优秀之处还在于，他不徇私情，在任何是非面前都表现出一种坚决而分明的立场，以满腔热情维护正义，用铁石心肠惩治邪恶。凭这些，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赢得极高声望。那时，那一带流窜着一个名叫“憨锁”的人，这家伙五十多岁未曾婚娶，自称会给人“施法”，所到之处，白吃白喝外，总爱调戏农家妇女，人们恨之入骨却不敢慢待。只有陶书记能镇住此人。当他赖在谁家不走时，只要村中随便一个人在远处向那家主人喊一声：“晚上多做一个人的饭，陶书记下乡来了——”主人会意，立即回复：“噢，是公社陶书记到我家吃饭吗？那让我赶紧准备喀！”这时，憨锁会如坐针毡，不顾主人再三“挽留”而立即逃之夭夭。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陶海粟犹豫再三之后，一举考中北京大学。临走，几百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来到公社，依依不舍地为好书记送行。近40年过去，那一带百姓依然念念不忘这位北京来的好后生，他们常常把所有在当地当过书记的人拿来与陶书记比较，当有不遂心者，便会骂：“狗日的连陶书记脚后跟也拾不上！"

丁爱笛等 知青 代表

丁爱笛带领全村百姓没日没夜苦干巧干，打坝造田，栽种果树，发展副业，仅过几年工夫，就使村子初具新农村规模。他与同村的女青年张海娥结婚，立志扎根农村成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考取上海一所大学，离开他深爱的黄土地。前几年，有人在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看到他。节目中说他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多次被骗，甚至血本无归，但屡败屡战，又重新打拼，成为一家知名民营公司的总裁。他虽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说，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坎！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队，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歧视他，反而让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习近平是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到清华大学上大学的，这样他离开了插队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乡亲们将他一直送到延川县城，当晚住在一间房里，睡在一张炕上，拉了一夜话。第二天，在延川县照相馆照了合影，成了习近平和乡亲们永远的纪念。

1974年，陶正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去了。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一名专业作家。新时期以来，他以陕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说，先后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文坛刮起过“陶正旋风”。

史铁生回到京城后，为了不自杀，开始文学创作。他把目光投向当年插队的小山村，并在那里找到温馨而美好的记忆。1983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获奖。

延川走出的作家不仅有路遥、陶正、谷溪、闻频、荆竹，还有高红十、梅绍静、叶延滨、陈行之等。

虽然离开了那片黄土地，却梦魂牵绕地深深眷念着她。北京师范大学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袁克定教授说，每过两三年，我总要一个人背着行囊回到村子里，看看乡亲们。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时，乡亲们杀了一只羊款待我。我和乡亲们喝着酒，吃着羊肉，拉了一晚上话……”说着说着，他眼圈有些湿润，话语有些哽咽：“我这次回到北京，突然有个想法，我想立个遗嘱，让家人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匀出一部分葬在村子里。我这辈子无法和这个小村子分开了……

延安的许多乡村接待过这种“回来看看”的北京知青，十年前甚至有上千人的集体还乡活动。这些大多已经年过六旬的昔日青年往往会认为，这片神奇的黄土地给他们的人生打上了一个强烈的烙印。

习近平曾两次回到梁家河村看望乡亲们，并想办法为村里修了小学、修了桥。他在自述中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陕北的黄土地养育了共产党的前辈，又养育了他们的后代。高天厚土般的情感如波浪起伏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原，让曾在她的怀抱里吸吮过她的乳汁的人，永远对她怀着深深地眷念……

文章作者：李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