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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 | 世界荒谬,人生痛苦

思庐哲学 2021-03-19




在本世纪,存在主义是件思想界的大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存在主义是在法国兴起的文学流派。以萨特为代表,后来成了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主潮,席卷西欧,波及南美北美,二战后,势焰更盛。


“存在主义已像大气压一样,到处存在,成为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潮流。”匈牙利学者卢卡奇说。


存在主义这个婴儿,是穿着衣服诞生的。


存在主义初为哲学界的一个哲学名词,概念限于哲学。萨特出来后,研究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等人的“存在”学说,以他丰富的别具一格的文学著作、政治论文,从存在主义哲学原理,形成一种文学观点、政治态度、写作方法。他本人还参与很多社会活动。


当时社会正期待这么一个人物,一个宗师,需要有人出来,对战后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说话,引路,正好萨特是这么一个人物。
现在不太有人提存在主义了。当时,可不得了。


中国,七八十年代有一群青年人偷偷在讲存在主义,很信服,硬把我也拉进去,我说,我不是。


什么是存在主义文学?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核心的文学活动。存在主义的内核,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外形,是存在主义的文学。一个哲学概念和一个文学流派一起发生,发展,这在文学史上没有过。


存在主义的鼻祖是谁?不是萨特,是十九世纪的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这位哲学家很特别,用小说、散文来间接传达他的哲学观点,不直接用哲学方式写。


所以存在主义一出世,就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的说法是,存在主义这个婴儿,是穿着衣服诞生的。萨特的文学成就,我是佩服的,他的《墙》(Le mur),实在是写得好。


萨特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是从有神论慢慢过渡到无神论的,在这过程中,有个过渡的人物,胡塞尔(Edmund Husserl)——我们往往不知道胡塞尔的过渡、克尔凯郭尔的起缘——萨特曾在胡塞尔门下做学生,后来成就超过前辈。


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萨特之外,还有加缪(Camus)、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萨特有好几大聪明:他和德·波伏娃那么好,但不结婚,聪明!诺贝尔奖给他,他不要,聪明!他这些聪明,是非凡,所以我称他是当代的骑士。


他长得难看,又崇拜“文革”,我起初讨厌,后来看了作品,还是佩服他。


还有雷蒙·盖兰,本雅明·丰达纳。这两位在法国也很有名,但属存在主义边缘作家。此外,意大利、秘鲁、印度、日本,都有存在主义作家。《大英百科全书》把卡夫卡也列入存在主义作家。


五十年代加缪思想转变——整个说来,存在主义是“左倾”的——他和同志们辩论,“右倾”了。六七十年代,存在主义日薄西山。1980年萨特死,存在主义思潮亦结束。


但作为影响,存在主义对将来还会不断有影响。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实用的悲观主义。


在法国,存在主义分三派:萨特,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梅罗·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萨特、庞蒂,有所相通,加布里埃尔是克尔凯郭尔的继承人。萨特势力最大。所以主要讲萨特。不要讲起存在主义以为只有萨特,不是的。


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三项(或谓原则):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世界荒谬,人生痛苦。


很多至理名言,如果心领神会,不多嘴,是蛮有味道的,然而人总归要求解释。一解释,就跌价,味道不对了。我爱写作,不爱演讲,一讲,就跌价——现在要讲,只好跌价。


人存在着,自己做选择。后来呢,本质显现出来:世界是荒谬的,于是痛苦——这是我的通俗解释,大跌价。这里是粗粗讲讲。


1943年,他发表《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建立了自成一家的存在主义体系。书中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后来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解释。这个公式,我年轻时看到,觉得不新鲜——佛家的因果律,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还有笛卡尔的公式“我思故我在”,倒一倒,就是“我在故我思”——都可参考。


他又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他讲,人存在,首先遇到自己。人之初,是空白的。后来露面,要造就自己。人不是上帝造就的。人是自我感觉到,然后存在。总之,存在先于本质。


我觉得也讲得通,但有什么意思呢?平淡无奇。


而且,人是决定自己的吗?我想成为钢琴家,环境不允许,于是自己无法决定。可是后来,音乐修养还在,我和音乐还是同在,这不也决定了吗——哲学就是这个东西,讲来讲去,怎么讲都可以,所以我厌倦了哲学。


不要以为哲学里可以找到真理。那是黑房子里捉一只黑猫。哲学家不过是想尽办法说,说得别人相信。黑房里捉黑猫,还是比喻不对,是一群哲学家在黑房子里你撞我,我撞你,黑猫呢,从来就没有过黑猫。


这就是我的哲学。要是说得文绉绉,叫做“无真理论”。


第二项核心,被认为是萨特的精义所在: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他反对任何决定论,在任何环境都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不能自己选择、决定,就不算存在。
从内心讲,你可以批判、对抗,没人可以控制你的头脑,但碰上“文革”,你能选择吗?能决定吗?不过萨特不是指这些环境决定。他指的是他通过自己判断来决定选择,然后他要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责。


这段看起来很对,但很片面。


现代知识分子,二战后,极度混乱。老子哲学起了良好作用,但只限于一小撮人。老庄是出世的,而存在主义是入世的。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存在主义,它有功。它通俗易懂,将人生难题一把抓起来,在当时是有用的。所以我说存在主义是摆地摊,比到大公司买东西实惠。


哲学是个拐杖,艺术家是舞蹈家——也有用,拐杖有时可以打人,打狗。


我用拐杖是为了风度,拍照需要。


萨特在文学上不愧为好样的。在政治上参与,有时瞎起劲,帮倒忙。中国没有受存在主义好处,也没有受存在主义害处。


存在主义,我以为是大众哲学,励志哲学。为什么?对二战后的欧洲起过安抚作用。进取性很强。所以我会很不礼貌地把存在主义指名为“大众哲学”、 “励志哲学”。1949年前上海流行所谓“励志哲学”,民主人士还成立“励志社”,社址好像就在淮海路、雁荡路那里——这就是我不反对存在主义的原因。


叔本华认为自由是不可能的——意志是自由的,人不自由,可是悲观主义不实用。萨特的存在主义,说穿了,是实用的悲观主义,悲观主义的实用主义——但只能下面说说,不能说出去。争也争不过来。


超人哲学是个人的,英雄的。借佛家语,是小乘。萨特的哲学可谓大乘。我以为大乘是对小乘的误解。小乘真实,是个人自己超度自己。


尼采的道德观,就分伟人道德、奴隶道德。


现在来讲萨特哲学的第三原则: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第一原则,是理性分析。第二原则,从悲观里跑出来。第三原则,又回到悲观主义。


这是硬撑起来的面子:人不是神创造的,所以要自由选择。但萨特忘了、或不提“命运”——比如俄狄浦斯,他杀死作为敌方的王,自己选择了王位,又选择了王后,哪知所杀的是他父亲,所娶的是他母亲,最后他把自己的眼睛挖了。当然,这是俄狄浦斯的最后一项自由选择。


命运,高于一切,高于神。




第二原则,只能看做鼓励士气,让青年奋斗,谈不到真理、哲学。一个年轻时代的存在主义者,到晚年会满意自己的选择么?


哲学是什么?哲学家的遁词无非和科学家的结论一样:科学家说,宇宙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那么,哲学家的选择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但哲学家不讲后面这句话。


康德的二律背反,实际上已经讲出了真理是不存在的。康德是客客气气的无真理论,我是不客气的无真理论。但说出去,要围攻的。围攻不怕,但无聊。


萨特三原则:第一,孤立的。第二,摇摆的。第三,否定的。


但第三原则最真实——世界荒谬,人生痛苦——否定了第一第二原则。这是不能改变的。萨特蛮老实的,他知道“自由选择”可以使人选择为善,也可以使人选择作恶。他悲伤地说:明天,在我死后,有些人可能又打算建立法西斯,而别的人可能变得很懦弱,随随便便,听凭他们为所欲为。那样,法西斯主义又成为人类的真理了。


萨特不但老实,而且聪明。他明白,自由选择的那个人是没有支撑点的。我存在,别人也存在,每个人都有他的思想和意志,都有“主观性”。所谓社会,就是“主观性”的森林,人人都是其中的孤独者。


我看到存在主义时想:存在主义行,萨特不行。他那张脸你看看。


第三原则最真实。


他的三原则,是三条直线。单凭这三原则,是成立不了哲学体系的。二战后存在主义之所以成为青年人的思想主潮,是有其深意的。存在主义试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人的价值,要求人选择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有好处。他要把上帝、命运,都否定掉,重新规定人的本质、意义、价值,由人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来决定、来判断。重要的是在于行动。他说: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这是对的——在座的都从苦难中出来,本来是应该被埋没的,当个小市民,但大家都有一番成绩,将来不同程度前程远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出国,根本就是结结巴巴,好不容易,细节上处处作假,只为了出来。我的意思是说:所谓自由选择,我们的选择之苦、之难,萨特哪能了解。但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说明自由选择是有的,可能的,《浮士德》的主题,永不休歇。中国的《易经》早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是一种高贵的欣赏品,一种美味的滋补品,但存在主义是实用的救济品。


所以不要宣传悲观主义,可以宣传存在主义。不要忘记存在主义产生的年代:二次大战先后牵涉六十多个国家,世界人口五分之四卷入战火,数以千万计的死者伤者,精神文化的遗产被摧毁。而在存在主义同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抗战刚结束,大家忙于重建家园,我所看到的,没有人思考根本的彻底性的问题。有种的,去延安,没种的,参加国民党所谓“戡乱”救国,既不去延安,也不去“戡乱”的,就在时代边缘跑革命的龙套,跑得很起劲。我当时就是这样。


存在主义同期的中国思想家


当时罗曼·罗兰在法国,西方根本没人读,中国却在大读特读。等到大量译介存在主义,已是“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中国的封闭落后,说来话长,现在再赶,赶得上吗?


说这些,说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思想家。


二次大战,起因、结束,十年光景。战后幸存的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很有限,因此很苦恼,这就是常说的“迷茫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什么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上占何种地位?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萨特的可贵,是拿存在主义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存在主义确实适应了战后的精神需要,使精神苦闷又不甘沉沦的青年找到支撑。


法国人当时有句俏皮话,把存在主义叫做“咖啡店里的特种饮料”。一个普通的法国人,口头也挂着存在主义的词汇。直到今天,法国人还是感谢那个时代。




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瞿秋白、胡适、鲁迅,想的都是如何救中国,中国国民性是什么,等等。但是,战后西方人的大问题——什么是人的存在?人在世界中占何种地位?人应当如何看待世界——这些思想家很少想到。


中国的教育家,启蒙师,思想家,是谁?


最杰出的是鲁迅,但他把生命问题缩小了,是“救救孩子”,他要救的那些孩子,就是后来申请入党、开除出党、又恢复党籍,如何如何……这些“五四”时期的老人,后来连“救救孩子”也不说了。


一句话,我老是讲: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决定艺术观、政治观、爱情观……但是中国的政客是从政治观出发,决定人生、世界、宇宙观,然后拿来为他们的政治观服务。


可是老庄就是从宇宙观开始一路决定下来。


鲁迅他们,是从人生观半路杀出来的,世界观不成熟,更没有宇宙观。他们往往容易为政治观说服,拉过去。


国民党的“仁义礼智信”,“新生活运动”,都是政治需要的伦理把戏政治家,清一色都是乐观主义。我谓之“不要脸的乐观主义”。


列宁知道爱因斯坦出了相对论,焦急万分,问党内有没有人可以驳倒相对论。


鲁迅的世界观、宇宙观,有一度和佛教“touch”(触摸)了一下,就避开来。尼采也碰过一下,避开来。他们都急着要去建立他们的人生观。


为什么政客,有政见的人,都从来不问宇宙?避而不谈世界?避不开时,像孔孟一样敷衍几句?他们要欺骗人。进化论,乐观主义,都是要骗人。研究宇宙、世界,必然涉及衰退、毁灭,必然导致悲观主义。


文学家的乐观主义是糊涂,政客的乐观主义是欺骗,商人的乐观主义是既糊涂,又欺骗:目前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呢,要做既清醒又诚实的人。



来源:《文学回忆录》作者: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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